两难之下，商人该何去何从？
文/羽戈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徐明的魔幻现实主义死亡，引出的还是老话题：变态、扭曲的政商关系之下，商人如何自处。
徐明代表了一种路径，即以商人之身，主动、积极介入政治，企望化政治于掌心，用权力加持生意。这一路的先驱与集大成者，当数吕不韦。然而纵观古今，历历来时路上，铺满了用鲜血与死亡编织的悲剧；从吕不韦，经胡雪岩，到徐明，无不黯然弃世，甚至难得善终。
与此相对，有人主张，商人应该远离政治、绝缘政治。
譬如被中国企业家奉若神明的“企业家教父”柳传志。2013年6月，他与一些商人座谈，有感于当时的严峻形势，提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是他的一贯观点。对于环境，他的主旨不是改善，而是适应；对于政治，他的主旨不是抗衡，而是忍受。
再如被代言的李嘉诚。当他从中国撤资，有人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有人则为他辩护，代他立言，那篇风靡一时的《李嘉诚的辩护：我不会跑，也跑不了》，文中云：“……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所谓“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与柳传志所言“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本质上如出一辙，尽管前者听起来更堂皇。
然而，这只是世人的揣测，与李嘉诚本身的想法不免有些距离。媒体采访李嘉诚：“有人说，商人不谈国是。你关心中国政治吗？”他答：“我不是聪明的人。你提到的是明哲保身，不过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就难以处理。”他选择撤资，恰因当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背道而驰。这番话，显出了他与柳传志的根本差异，柳氏大抵属于他所批判的“明哲保身”之流。
李嘉诚处理政商关系，可谓“霸王道杂之”，该抗争便抗争，该妥协便妥协。从中国撤资，可视为一种被动的抗争；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喊杀之声，他的公开回应，则属妥协。其回应共计四点，每一点都与政治有关，不是向权力者表态、背书，就是借重权力为自己辩护，其中屡屡出现国家领导人与政策的名目，拉大旗作虎皮，气节丧尽，令人鄙弃。不过，这才是最真实的李嘉诚。纵使被誉为“超人”，他并不超脱，必须与政治周旋，推杯换盏，曲意逢迎。他充分享受了威权的红利，同时为之而惊惧。不妨说，他的回应，不是向公众回应，而是向权力者回应。
以李嘉诚反观柳传志，可知后者问题出在哪里：不在“在商言商”，而在“不谈政治”。“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状态。现实之中，绝无可能在“不谈政治”的前提之下，还能“在商言商”。老话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关心你，对商人而言，不管是否过问政治，政治都不会放过商人。在横行无忌的政治干涉之下，所谓“在商言商”，只能是一句空谈，所谓远离与绝缘政治，只能是一句谎言。说这话与信这话的人们，不是傻子，就是骗子，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我愿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柳传志们的言行。然而必须指出，他们的故作姿态，未必能取得预期效果。从这两年的进程来看，政商关系以及经济状况，并不因商人的缄默、退守与自我审查，而有丝毫改善。其实不难想见，鸵鸟策略能改变什么呢，把头埋进翅膀，沉迷于虚幻的安全感，实则外界早已天昏地暗，暴风骤雨近在身前。
由此构成了商人与商业的最大困境：介入政治，有风险，绝缘政治，则不可能；关心政治，政治会反咬一口，不问政治，政治则紧追不舍。两难之下，商人该何去何从？
李嘉诚提供了一种答案。享尽了政治红利，然后宣告“老子不玩了”，挥一挥衣袖，便跳出政治泥沼，何其决绝，何其潇洒。只是这样的玩法，需要巨大资本，一般人无法效仿。何况，揣摩他的回应，足见他还是有些顾忌，并未彻底摆脱中国特色政商关系的纠结。
对一般商人而言，唯有一条出路。须知在商言商，是商人的本分；关心政治，则是公民的本分。如果商人企图抛开公民的身份，的确有理由不问政治，可是如此一来，他终将与正常、健康的政商关系，与“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的理想渐行渐远。反之，他则必须直视政治，关心政治。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言：“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商业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商业为止，直到正常、健康的政商关系诞生为止，直到适合“在商言商”的政治环境出现为止。
质言之，关心政治，不仅是商人的自由，还是公民的责任，自由可以抛开，责任不可放弃。
这么说，并非强迫商人去关心政治，只是提醒，倘不关心政治，可能导致什么后果。最近一个案例，便是“相信你这个企业只要自己没有犯错误，没有乱来，政府不会整你”的郭广昌。他的遭遇，犹如一把残酷的冰刀，割开了“在商言商”的脆弱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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