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给美国穷人发钱/资料图
文/赵灵敏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即将举办之际，扶贫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11月25日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掌握的财富所占世界总财富的比例从2009年的44%增长到2014年的48%。就目前的趋势来看，这部分人将在2016年坐拥超过50%的财富。目前，全球最富裕的80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最贫穷的35亿人一样多。而在2010年，388个世界大富豪的财产加起来才等于最贫困的50%的人的财富。
可以说，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美国，占人口4%富人的家庭收入相当于54%的穷人的家庭收入之和。2012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1/3，而是拿走了一半。在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则为273倍。”而2013年8月份盖洛普的民调也显示，20%的美国人称“在过去的一年里缺乏足够的钱去购买家庭所需食物”。2011年8月路透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有4600万人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度日。与此同时，在2013年3月5日，纽约道琼斯指数突破了2007年秋季的历史高位，这表明美国金融证券市场恢复到了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几年前闯下大祸的金融业今天又赚得盆满钵满。
在作为欧洲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德国，情况也类似。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自2006年以来，德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从14%增加到15.2%。就连一直以国民的收入平等而自豪的日本，情况也在恶化。目前日本的贫困人口比率达到15%。据日本媒体报道，因为企业大量倒闭和减员增效，很多年龄偏大的失业者只能从事一天一结账的临时工作，工资处于最低水平，5个小时只有4000日元不到，交通费还得自己负担。除掉吃饭和住宿，他们每天能攒下来的钱为零。别说存钱，他们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饭吃。
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莫衷一是。但整体而言，全球化、互联网科技革命和政府的税收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时代，一种产品不但可以在国内卖，还可以在国外卖，市场的扩大带来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但这种利润更多分配给了母公司的企业主和高管，而不是参加生产过程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因为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劳动者却不能，资本总可以在全球找到成本更便宜的地方。另外，跨国公司的管理范围越来越大，管理层承担的职责也越大，相应的收入也越高。而普通员工的职责范围并没有多少变化，加上很多工作被计算机所取代，收入水平无法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和知识经济也加剧了贫富分化。这一产业利润极大，创造的就业却不多，这使得财富更加集中。Facebook上市后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但只雇佣不到3000人，而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市值为350亿美元，光美国本土的雇员就有7.7万人，全球则有21万人。而科学技术最终还是属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100年前，穷人家的孩子可以中途辍学，靠自我奋斗而成功，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小。
最新一期美国《大西洋月刊》就报道了美国富人家的孩子如何为了在精英大学争得一席之地而不堪重负自杀的故事。文章指出：目前，组成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不再是家族企业老板，而是有着出色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家族企业可以直接交给子孙，教育却不能。无论父母多么成功，他们的孩子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精英大学。而自1970年代以来，这类大学数量基本上没有增加，反而变得更加挑剔。
税收的调节作用失灵，同样加剧了贫富分化。在美国，华尔街游说国会，居然把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为别人资本理财的工作收入，也算成是资本增值所得，从而享受15%的低税率。再加上各种逃税避税的漏洞，这才出现巨富巴菲特的税率低于秘书的情况。而在中国，经过税收调整后的基尼系数甚至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和工薪税，低收入者的税负比例比高收入者更高。
另外，美国著名保守派作家默里(Charles Murray)2012年的新书《分化：1960到2010年的美国白人状况》(Coming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1960-2010)，则给出了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默里认为，贫富分化的根本动因是智商，而不是人为原因。知识经济使得智商与社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男女彼此娶嫁，生育后代，使得智商驱动的社会分化成为世袭的固化现象。而因为智商大部分来自遗传，受后天影响的程度很小，所以政府再花钱，也只能救急，而无法救笨，给予后一种人成功机会。
以上解释足以让所有不够聪明的人心灰意冷，也似乎让一切致力于减少贫富差距的公共政策变得可有可无。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贫富差距无可避免地在扩大，公共政策的作用和相关的努力才变得空前重要。这是因为贫富分化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这种现象本身是中性的。人们之所以将贫富分化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而贫富分化之所以会带来动荡，则是因为少数人不正当的致富手法带来的民众心理的失衡。如果人们是在基本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因为智商、机遇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产生了贫富差异，大多数对此是能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仇富情绪却没有明显增强的原因。
2012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曾就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憎恶富人。同样，根据去年11月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它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国人之所以不仇富，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人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近十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盖茨、扎克伯格等，也都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但在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中国社会有深远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富人的发家往往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很难让人相信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这样一来，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低，但贫富差距带来的民情的汹涌程度和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却远超美国。因此，最大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这种差距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如何缓解和弥补。对于中国来说，既然差距已经造成，缓解和弥补就迫在眉睫。
这样一来，为了减低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动荡的风险，政府就应该为人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竞争机会，平等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平等的税收，平等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待。这些措施也许不能遏止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它一定能改变人们对此的接受程度和看法，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而正因为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中，相关公共政策的出台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欢迎关注“世界灵敏度”（声明：作者独家授权新浪网使用，请勿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