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锦麟观察
内地这边拍苍蝇打老虎，反腐反得如火如荼，香港这边也没闲着。上周五，经过45小时的退庭商议，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许仕仁5项贪腐罪名成立，其中包括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违反防贿条例等罪名。现在，许仕仁被收押，最快今天就会宣判。
至此，这场从2012年延续至今的香港“世纪巨贪案”，终于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香港媒体之所以将许仕仁称为“世纪巨贪”，是因为这一案件刷新了香港司法史上多项纪录。首先，涉案人许仕仁曾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香港官员级别排序中，这一职务仅次于特首。另外，经调查，许仕仁在任时总共收受了超过1900万港币的贿款，金额之高，港史鲜见。还有，与许仕仁一同涉案的郭氏兄弟，来自有“亚洲最佳企业管治”之称的新鸿基地产，案件更涉及香港多项重大地产开发项目，其中包括已经建成通车的青马大桥，还有在建的西九龙文化区等。
因此，如果以内地反腐语汇来描述许仕仁的贪腐，说他是迄今为止香港打出的“最大老虎”，一点也不为过。至于许仕仁本人的挥霍无度，风流成性等，更是给香港媒体提供了无数可以深度挖掘的猛料，也给香港普通市民的茶余饭后提供了无数可供八卦的谈资。
当然，近几年可供港媒和市民们消费的政坛贪腐丑闻还远不止许仕仁这一单。比如现任特首梁振英被指收取一家澳大利亚企业UGL5000万无需申报的“黄金握手”酬金，部分亦毋须上缴税项；
又比如前任特首曾荫权被爆乘搭私人飞机往返布吉，坐豪华游艇从澳门返港，更被指以超低价租住6000平方呎的深圳复式单位；
还比如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花了约73万元送礼，开支从未曝光，而当中约43万元“神秘”礼物的细节，大多不详……
“廉洁”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但可能是巧合，就在许仕仁罪成新闻公布的这几天，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也公布了的全球清廉指数，香港的廉洁全球排名跌至17位，比去年再跌两位，创回归以来最低记录。
有一种声音说，香港贪腐的源头在内地。比如笔者一位曾在香港某金融公司任职的朋友就曾说过，现在宴请中联办的官员，一顿饭没有个几万甚至十几万，根本下不来，“基本上两万块以下一瓶的的酒，他们是不喝的”。
其中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随着香港与内地之间政治商业往来日益频密，内地官场和商场上的“那一套”也被带到了香港。有香港媒体就总结了贪腐之气进入香港的四大管道：
其一是内地央企和各地国企大规模进驻香港；
其二是香港商界和内地贪腐势力的官府相勾结，利益输送；
其三是驻港机构的大小官员利用自己的“桥梁”身份和手中权力，与香港商界里应外合；
其四则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极高层官员，利用自己的地位或特殊影响力，和本地及内地利益集团相勾结为个人牟取政经利益。
这番言论当然是一家之言，其中或许会有偏颇失当之处。但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这样一层含义：腐败或许是一种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但遏制腐败却不仅仅只是提高个人修为就能解决的。
香港公务员的素质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就拿许仕仁来说，出身名门，港大毕业，哈佛硕士镀金，他的履历可以甩出内地大部分公务员好几条街。他喜欢听歌剧，是黑胶唱片的发烧友，曾经还为香港电影节场刊撰文赠言，这样“文艺”的官员，在内地更是少有。
但即便个人学识修为如许仕仁，当制度失效，仍然会轻而易举就滑向腐败那一边。比如，2005年许仕仁再次出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时，顺利通过了品格审查，而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欠债高达5200万港币。由于个人财产申报条例中，并不要求申报债务情况，以至于廉政公署没能及时察觉这一漏洞。于是许案定罪后，香港行政会医院叶刘淑仪就在电台节目和个人的社交网络平台呼吁，香港应该要检讨重要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而许仕仁案发这两年，正好也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因涉及行贿而被停职调查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中，廉政公署因为忙于理清内部腐败，导致了贪污举报处理率的大幅下降，在客观上也导致了许案处理的拖延。
但是，好在香港还有“法治”，这是香港社会一切行事的最终准则。正是因为香港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让不管级别多高的官员，财富多雄厚的富豪，都必须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制度下，接受审判制裁；而也正因为香港司法独立，也让法庭能够匡正行政制度的缺失。法治的底线和纠错功能，在许仕仁案件中彰显无遗。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香港《明报》的社论称许案在香港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许案之后，香港的“廉政法制仍可信赖”。而对于正在将反腐推进到法治化轨道上的内地来说，许仕仁案的示范意义可能，也应该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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