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刘海明
列夫堠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不幸的家庭，何尝没有相通的地方呢？社会制度设计方面的一个小小漏洞，就能给无数家庭造成某种不幸。比如，户籍迁徙制度，足矣让多少家庭夫妻难团聚、子女和父母可能隔河相望难团聚？制度漏洞的修补，许多时候不是多数人的轻微病痛所能改变的，而是某个人特殊的剧烈疼痛引起社会的同情才得以推动的。
在深圳打工多年的吴树梁因表现优秀获得入户指标，儿子随迁入户，妻子的户口因为政策更改，要在2016年6月才能获得入户机会。2012年底，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若他在妻子入户前离世，妻子没法入户，儿子也面临着被退回原籍的风险。为此，他成了“抗癌斗士”，已坚持了近30个月。(《新京报》4月26日报道)
为了妻子的户口能转成深圳户口，为了儿子的户口不被退回原籍，把一个“生不如死就是为我发明”的吴树梁炼成了“抗癌斗士”。也许，从医学的角度看，“抗癌斗士”的生命期得以延续，给医学科学家提供了研究信念抗癌的新标本；但对于吴树梁本人来说，那是用剧烈痛苦来换取人世间一星半点儿的恩惠。怎奈，人世间的这个“恩惠”，代价有点太大了。
“抗癌斗士”的新闻，在网络舆论上引发户籍制度的讨论。迁徙自由，是原始社会居民就可能享受到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受到限制，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如果说在城乡户口二元制刚问世时，这个制度还有积极性可言的话，在市场经济都已经变成现实的今天，户籍制度却迟迟不肯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个人自由迁徙相匹配，还在以各种理由直接或间接限制公民的户口依据实际需求迁移，这样的制度成为制造民众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也就不足为奇了。
限制户口的自由迁徙，社会治理部门可能有自己的理由：城市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人口，迁入的人多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会降低；迁徙自由了，会增加社会治安工作的难度。在民众的想象力呈普遍下降趋势的今天，社会治理部门的想象力在提高。只是这样的想象力，对民众来说可能不是福音而是绳索。社会治理部门靠理性的制度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想象力过多，浪漫型的制度可能会给民众戴上脚镣。以户籍制度为例，就是变相制造新的地域性贵族，大城市的居民高乡村居民一等。为维系这个等级差别，限制多数人的迁徙自由权利。
媒体关注“抗癌斗士”，相信深圳政府会顺应民意，特事特办。果如此，吴树梁妻子的入户问题，当不难解决。制度制造的悲剧，必然不是个别的悲剧，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幸。换句话说，解开“抗癌斗士”一个家庭的户籍“脚镣”不难，难的是因此改变这个制度的漏洞，赋予存在类似困难的所有家庭。并且，这个脚镣也并非深圳政府可以全部解开的。这就需要我们的高层部门顺从民意，砸开束缚国民几十年之久的户籍脚镣，让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生存能力选择他们适合在什么地方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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