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能上能下”成为治庸官的良药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傩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规定》明确了干部“下”的6种渠道，详细列举了领导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10种具体情形。通知指出，要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规定》第二条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中组部负责人表示，“从实践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难点，主要是怎样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可以说，这个主旨与民众诉求高度契合。
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场顽疾，一是腐败，为官乱为；二是懒政，为官不为。腐败可恨，人人喊打；庸懒可恶，却易被体制忽视。长久以来的情形是，只要官员没犯什么大错，不贪不腐，即便干不了什么事，也照样稳坐钓鱼台，甚至还会被认为是“好官”而一路升迁。随着反腐力度加大，一些领导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解决的问题也不管了，以表面上的“干净”掩盖实质上的不作为；还有一些官员认为改革有风险，多做事难免出错，于是心安理得地当起“太平官”。
任何一个组织，只有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能上能下、有进有出的人才流动机制，才能保证这个组织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庸官之恶，其实丝毫不亚于贪官，若庸官长期窃居高位，则有能力的基层官员就看不到晋升机会，整个组织就会失去活力，社会治理也将因之陷入停滞与混乱。庸官的危害性古人早有认识，清朝雍正皇帝形容其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认为“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纪晓岚则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阎王之口讽刺自诩清廉的庸官：“设官是为了兴利除弊，如果不贪钱就是好官，那么公堂上设一木偶，连水也不要喝，岂不是更胜于你？”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明确了干部“下”的6种渠道，其中退休免职、任期届满离任、健康原因调整、问责处理和违纪违法免职这5种是早就有的官场升擢罢黜惯例，真正的亮点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而这一条很明显就是剑指形形色色的庸官，如“不适宜担任现职”10种情形中的“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等。此即意味着，那些拿着纳税人血汗钱混事儿的官员“好日子”快要到头了，才不能胜任、德不能服众者，就得“让座”。
有了制度，还得看落实，这也是《规定》出台后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怎么认定一名官员“不适宜担任现职”？如果依旧沿袭某些官场潜规则，对干部的考核、任免仅限于体制内考察和认定，上级“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则“能上能下”也就是一句口号，很容易被架空，还有可能异化为“党同伐异”。好在《规定》对如何“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也作出了程序上的安排，在“考察核实”环节，特别提到“要注重听取群众反映、了解群众口碑，特别是听取工作对象、服务对象等相关人员的意见”，这就表明，认定一名干部适不适合担任现职，不仅要有体制内民主，还要有体制外监督。当然，这些原则性的表述还有待于形成具体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喊了很多年，论说起来不过是个常识，但常识并不等于现实。很多时候，常识性的东西不仅需要反复重申，还必须形成制度化的可实现路径，才有可能在现实中落地。中央出台的这个《规定》，就是旨在将“干部能上能下”这个尽人皆知的常识制度化，其意义非同小可，接下来就看如何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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