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最关键的共识有哪些？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公方彬
由于改革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凭空想像，而是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各利益体博弈的结果，所以把共识作为改革的前提要件尤为现实和必要。经济体制改革走错了路，缩回来重新选择犹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错了，甚至没有改正的机会。
改革最关键的共识有哪些
要不要改革，在今天来看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改革既不能保证维护既有的发展成果，更不能赢得未来，这是党、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事情。但改什么，怎么改，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不能化解分歧，形成共识，便无法凝聚力量，一定意义上，通过有效方式和途径，以更大力量推进改革已经成为制订改革线路和达成改革目的的必要条件。
改革为什么需要达成共识
改革需要勇气，需要新观念，需要战略思维，需要明晰的路径，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然而，由于改革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凭空想像，而是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各利益体博弈的结果，所以把共识作为改革的前提要件尤为现实和必要。
改革虽然是利党利国利民的好事，是消除矛盾推进事业前进之必须，但改革一定会改变现有生态，要伤及部分人的利益，尤其要伤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改革中付出代价者或者削弱自身利益者，基本上是目前掌握各种资源乃至话语权的人，他们影响着社会的走向，没有共识，便无法找到足以改变现有布局的新生力量，因而也就不能有效推进改革。
中国的改革不可避免要步入深水区，即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这就意味着由摸石头过河到摸不着石头，难度大增。道理不难理解，改革越带有根本性，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就越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不过是利益之争，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冲击着思想和观念。经济体制改革走错了路，缩回来重新选择犹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错了，甚至没有改正的机会。为什么当年邓小平确定的改革限定在经济领域，就是在于他认识到，濒于崩溃的经济要求改革容易达成共识，而政治体制改革未列入日程，至少没有采取大动作，也是看到条件尚不具备，也就是达成共识还很困难。
任何改革都不是完美的，任何改革也不可能既从物质上，又从精神上照顾到所有人和所有阶层。改革是个系统工程，这就形成了不同人站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即使既得利益者能够放弃既得利益，也因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视角的差异而影响着判断和行为，不能求得更多人认同改革注定冲撞多多，步履维艰。
达成改革共识的途径和方法
首先，要创造让人说真话的环境氛围。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根本性决定着观念是前提，这已经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所证明。也就是说，当年没有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改革的成果。此前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思想是不是解放，关键看我们在多大范围和空间中展开讨论。其实，今天的人民群众已经拥有很大的承受力和相当的理性和包容，而我们党经历了改革开放几十年，已经拥有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完全应当有足够的自信。
其次，要提供足够的供大众表达思想的平台。今天是一个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实时传递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难以控制的自媒体时代，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反而采取僵化的管控方式，只能把公众参与改革的热情消蚀掉，甚至把他们逆转为改革的负面力量。实践证明，改革的力量如不能有效利用，就必定由积极化为消极。所以，与其让人们在台下交流，不如让人到台上来交流，台下容易变成发泄，台上更能成为民智集纳，并且还容易让人们变成改革的拥护者。
再次，要鼓励争论，支持争论。真理不辩不明，没有碰撞便没有共识，表达和争论的过程就是寻求共识的过程。有人或许不赞成争论，认为难于掌控。这有其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依照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策略进行。而当年中苏论战，采取的是争论的方式，结果苏共败，有人说因此推迟苏联改革几十年。问题在于，特殊条件下的不争论有其必要，而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政治文明建设，已经把民众带入公民社会，其权益意识大大增强，再加上港媒所言，“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处在公民社会，面对会思考、有权利诉求的民众，想不争论都不可能，与其让大家到网上去争论，何不积极主动地引导争论，利用争论，这样既反映出党的决心和胸怀，又以其大限度开启民智，利用民智。
改革最关键的共识有哪些
第一，改革的重点进行转移需要达成共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如果只是经济体制改革单向突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那么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冲突，导致紊乱。为什么当前许多原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发展的力量，就是因为不适应。比如选举方式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权力制约也是重大问题，或许这些问题在一元经济结构下不突出，但在多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后，就突出出来。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就是权力和权益。是利益就要分享，怎样分享，谁和谁分享，这就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
第二，参照系、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需要达成共识。要改革如果尚不明白参照什么来改，这就涉及到很长时间以来一再争论的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有没有西方人所讲的文明的冲突的问题。改革为了什么？很重要的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什么是大国崛起，崛起于哪里？这其实需要认识。自从500年前大航海运动开启，人类就有了共有的坐标系。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实际说明世界已经在联系中寻找共同点，也就是人类对文明的相同认知，抑或普世价值。可以肯定，大国崛起本质上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在推动普世价值深化的道路上做出更多，才敢言崛起。
第三，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利益和如何界定这种利益需要达成共识。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直接把党推到了道德的制高点，这是我们党必须坚守的价值准则。特别是一党执政，更决定着不应有、更不能维护党派利益。这和西方政党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政党明确自己有利益，也努力去争取利益，因为其政治理论规定的就是政党是利益集团，政治是利益博弈的平台和空间。为什么他们可以追求政党利益而我们却不能？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政党作用是有限的，美国很长时间没有政党，华盛顿甚至说美国不需要政党。他们的政党轮替更多的是搏谁给选民带来更多实惠，即满足民众的功利需要。可以说西方政党再丑陋，并不影响社会的精神大厦，因为民众的精神是由宗教支撑的。我们则不同，我们是以政治信仰来构建精神和价值系统，没有了党的高尚便没有了精神大厦的矗立。要保证精神大厦不坍塌，就必须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真正排除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在于，党没有自己的利益，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确信无疑的，因为大批革命者原本就是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有时甚至牺牲生命。但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可以说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有矛盾、有冲突，有利益就难以保持神圣，这时的精神大厦奠基于哪里就成了问题。所以，真正弄清并界定党与党的成员的利益范围和实现途径，同时施之以限制和约束，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绕开的命题。
第四，政治在什么范围内活动需要达成共识。因为这涉及到依靠什么治国，同时以什么构建我们的精神世界，以什么来调节社会的问题。相对于西方社会，我们与其迥然不同，西方社会仅从精神领域来划分也有三大调节力，即政治调节、宗教信仰的调节、职业意识的调节，而我们只有一个调节，就是政治调节，惟一的调节力如果弱化，且没有找到替代的力量或新的力量的生长点，就会形成危机。又必须看到，人人讲政治恰是比较难治理的社会，那么党借助讲政治来激发力量如何限定和限定于哪里，这需要达成共识。
第五，谁是改革的依靠力量和如何凝聚这种力量需要达成共识。一般来说是依靠人民，而革命时期人民是清楚的，贫穷者受压迫者，阶级关系分明。而今，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不再以资产区分阶级，那么依靠谁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里主要是利益重新分割，削弱谁的，满足谁的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恰恰需要作出充分认识，特别是需要达成共识。
（本文选自作者《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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