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文化卷

　　李泽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

　　“1980年代算是一个启蒙时期，一个梦想的时代，人人都憧憬未来，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

　　采访/董薇 图—阿灿/新周刊

　　75岁的李泽厚最近刚做了一个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休养。这个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并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长沙人，在1980年代凭借一本新出版的早年论文集《美学论集》和《美的历程》，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美学家如日中天的声名。之后转向中国思想史和欧洲哲学研究的李泽厚相继推出《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影响笼罩整个1980年代，被那个思想开放年代的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而关于他的影响力的另一个说法是：他的任何一篇文章的发表或观点的提出，都会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事件。提及《美的历程》一书，李泽厚说“我只知道有人有这本书的手抄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了”。他不知道21世纪的今天，广州还有他的Fans收藏着十几个版本的《美的历程》。

　　《新周刊》:现在还会想起1980年代吗？你现在会怎样评价1980年代？

　　李泽厚:我会经常想起1980年代。评价？这题目有点大啊。而且叫我自己评价的话，也不太合适，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说起1980年代，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启蒙时期，越往后看越会发现1980年代的可贵。1980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1990年代不是有人批判1980年代吗？我是反对的。

　　《新周刊》:有人说，1980年代，你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著称于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你反对吗？

　　李泽厚:早就有人说我是“精神领袖”。在1980年代这样说是一种表扬，但在1990年代，他们是用这话骂我。不过，我坚持认为，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而已。我是很顽固的一个人呢。

　　《新周刊》:对比现在的社会状况和1980年代你提出的一些预见性想法，有些似乎被你言中了。

　　李泽厚:我不久前说过，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四星高照”，“四星”是指：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要付出点代价，比如经济发展了，四星高照现象就是一种代价，这很正常。此外，我从网上也看到，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很严重。1970年代末，我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去提高整个商界的知识水平，当时这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新周刊》:是啊，那时你提出“吃饭哲学”……

　　李泽厚:我说“吃饭哲学”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不怕别人说我庸俗，哈哈。

　　《新周刊》:1980年代对你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李泽厚:主要的影响就是后来一直有人在骂我，对我有些负面的冲击。其实我出名很早啊，25岁时，就曾经被《人民日报》点名，1990年代以后更是被别人攻击得一塌糊涂。民间一些激进分子也喜欢批判我。我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这在海外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看法。我的文章现在拿出来仍然经得起考验，而那些人的话，有的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尽管一直有人在批判我，但我的一些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点我感到很安慰。

　　《新周刊》:1990年代以后你就去了海外，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李泽厚:我是1992年1月份离开的，从1993年起每年都要回国一次，时间短的话，不到一个月，时间长的话，有3个多月。在外面主要是教书。去过好几个学校：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苏瓦斯莫学院，最多的是在科罗拉多学院，算他们的正式教员，开课，名义上是客座教授。主要开中国思想史、美学，还开过《论语》。不过，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我不住在热闹的东部，也不住在人多的纽约，我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BOULDER的小镇上，很平静。

　　《新周刊》:那你平时的生活习惯什么样子的？

　　李泽厚:我现在退休了，很少和外界来往。我是个内向的人。有些人说我有时看上去很活泼，其实那是假象。我一直都是离群索居。

　　《新周刊》:你现在最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李泽厚:我最喜欢读历史书。我是学哲学的，当然也要看哲学书。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王蒙，都是受俄国的影响比较大。以前读的俄国小说比较多，不像你们，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小说都是虚构的故事，我不喜欢。

　　《新周刊》:你关注国内的情况吗？

　　李泽厚:我一直都很关心国内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一直都保持乐观态度。我相信再过5年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好。

　　刘再复 我承认自己那时是潮流中人

　　“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采访/董薇 图/Cnsphoto

　　刘再复说：“出国之后的16年中，《新

　　周刊》是第一家采访我的国内杂

　　志。”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所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现任的客座研究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在1980年代写出了极具影响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篇。他现在醉心的是莎士比亚和《红楼梦》。谈到自己的写作，“远的不说，最近出版的《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和不久前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是我在学术思想上表达得比较充分的书。散文方面《漂流手记》九卷是我的心灵史，比较满意。”

　　《新周刊》:回顾19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文化和观念遗产？

　　刘再复:1980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它发生的事太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全面打开门户，以新的眼睛与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重新确认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1980年代的思想变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终止后发生的，中国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继续从过去的阴影与牢笼中走出来，进行包含着建设性因素的文化重构，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新周刊》:你如何看你1980年代扮演的角色？

　　刘再复:在1980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承认自己是潮流中人，有朋友说我是“弄潮儿”，我也默认。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思想者，所做的两件事也是有意义的。一是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表述，打破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模式，在理念层面上扩大了文学的内心自由空间，支持了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在实践层面上支援了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二是通过“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新方法论”的表述，推动了以双向思维取代单向思维的变动。可惜1980年代给我的时间太短，如主体性的表述应有三步：第一步讲主体性，第二步应讲主体间性，第三步应讲内部主体间性，可惜第二第三步未能充分论述。

　　《新周刊》:今天，你的价值观有怎样的转变？

　　刘再复:有“易”(变)的一面，有“不易”的一面。我更坚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炼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

　　在变易方面：1980年代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基本点是批判的，现在虽也有所批判(如批判《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价值观)，但基本点已转向“开掘”，转向“发现”。在1980年代里，“禅”尚未进入我的生命，现在则进入我的生命并成为我立身行为的一种态度。1980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现在虽然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抽离的(对世俗世界)、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换句话说，不像1980年代那样喜欢做价值的裁判者，而喜欢做观察者与凝思者，算是“外儒内禅”吧。今年4月底，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讲了“从卡夫卡到高行健”之后，还到广东的韶关南华寺朝拜慧能。这位不立文字的思想天才不讲“救世”，只讲“自救”，帮助我打破了“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从而获得更大的内心自由。

　　《新周刊》:你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呢？

　　刘再复: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在海外的心路历程都在《漂流手记》散文系列里作了叙述了。《漂流手记》已出版了九卷，最近出的两卷是《沧桑百感》和《面壁沉思录》。其中有一卷《共悟人间》是和大女儿剑梅的两地书，在香港已印了五版。从这本书你们可以看到，我从1980年代那个出发点出发，又走了很远了。

　　《新周刊》:你如何衔接人生的上下半场？

　　刘再复:我早就把人生的上下半场称作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至今第二人生已展开16年，许多瞬间，觉得第一人生(即上半场)好像是一场梦。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1980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在许多时间中，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自我中人，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但我终于真正地意识到重要的是内心角色。1980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并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1980年代我就提倡文学应从外向内转化，现在正是向内挺进的好机会。在节骨眼上，禅宗的核心思想帮了我的忙，帮助我“放下”，帮助我复活那颗质朴的农家子的平常心。我常与朋友说，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才能与伟大的灵魂相逢。总之，人生的下半场我丢失了上半场那许许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却留下和发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1980年代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

　　《新周刊》:你更喜欢1980年代还是现在？

　　刘再复:从时代的生态来说，我更喜欢1980年代，因为我是思想者，喜欢有思想有精神有开拓热情的岁月；从个人的生活兴趣来讲，我更喜欢现在在海外的隐逸状态和精神沉浸状态。出门讲学，也可作精神上的逍遥游。

　　卢跃刚 新闻媒体作为“公器”始于1980

　　采访/李公明 图/新周刊图片库

　　《新周刊》:你能否先谈谈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总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态？

　　卢跃刚:1980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并逐渐向“新闻职业化”、“新闻本位化”转型，以推动社会进步。

　　《新周刊》:当时有一些全国反响的重大报道凸显了传媒在引发、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请你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新周刊》:你对1980年代全国各地新闻传媒自身的发展有何认识？

　　卢跃刚:我首先要说说《读书》。《读书》是我的启蒙老师，读了26年，即使《读书》已经办得很糟糕了，我还是期期买，哪怕是看看题目就扔。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底层生活的青年读到《读书无禁区》这样的文章，浑身在燃烧！看的遍数多了，我几乎能把李洪林这篇文章给背下来。我的书桌上唯一一件艺术品，便是《读书》创刊号原大木刻，上面刻有《读书》创刊号封面和目录。一本读书刊物，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实在是罕见。后来，出版家办《读书》的时代结束后，《读书》编辑方针丧失了“公共性”，实在遗憾。“长江读书奖”甚至闹出了丑闻，诱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知识分子的公开分化。198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非常值得研究。我是1986年调进《中国青年报》的。当时按照发行量和影响力算，有“中央七大报”之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从报道的内容、文体创新、思想敏锐、启蒙立场考察，《中国青年报》无疑都是处于先锋的地位。这家党报不论资排辈，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鼓励成名成家，鼓励名利双收，所以有一个让人缅怀不已的业务民主空气。19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文学的影响力绝不逊于新闻，甚至超过了新闻。除了早期的《今天》，还有《人民文学》、《中国》。如果《中国》不垮，我不会去《中国青年报》。文学刊物在1980年代社会传播学意义上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看到。

　　张贤亮 我什么时代都怀念

　　“在1980年代，广大读者把中国作家当成是思想代言人，一触及到敏感小说就洛阳纸贵，对思想解放有莫大的推动。现在的文学就是‘熊市’。”

　　采访/夏楠 图/由被访者提供

　　这位有过22年牢狱之灾的人，1979

　　年平反，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

　　“勇气，这是1980年代最可贵的东西。”张贤亮说。他认为这是整个1980年代最具有价值遗存的东西。他更是凭着勇气在这个被他形容为“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爆发。他是中国1980年代作家群中第一个写饥饿、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入选为“20世纪100部小说”。1993年后，他变身为影视城的老板，从11年前的负债经营至今作为4A级旅游风景区，固定资产已达5000万元。“我最自豪的一点就是：影视城虽说不是文学作品，但却是我非常得意的文化作品。”他强调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酋长吧，因为宁夏更像是一个小部落。”有人说张贤亮是中国作家首富，他哈哈一笑：“总比说我是中国作家首饿强吧。”他不时招呼着他那只从澳大利亚运来的英国喜乐蒂狗。这个年近七旬的作家最喜爱的事就是开着他最爱的宝马狂奔在高速路上，时速180公里。

　　《新周刊》:25年前你被平反，随后又加入中国作协，当时有什么理想？

　　张贤亮:就是非常多的话要说，想把积压了20多年的生活体验、想法都统统倒出来。《习惯死亡》是我个人最满意的作品。当然我也买了《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可是每本书我都没有看下20行。当时欣赏的人是英文教材《follow me》当中的那个外国老师，在电视上会定期播放。那时还喜欢看电视剧《大西洋海底来的人》。

　　《新周刊》:请描述你记忆中的1980年代，最为怀念的人？你们一拨成名的作家还有王蒙、陆文夫、蒋子龙、冯骥才、铁凝、王安忆等人，对1980年代有什么特别贡献或价值？

　　张贤亮:那是充满着希望、激情、憧憬的年代，未来有多种可能性。19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耀邦。在1980年代，广大读者把中国作家当成是思想代言人，一触及到敏感小说就洛阳纸贵，对思想解放有莫大的推动。我们没有达到一定深度，但很多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是从文学中反映出来的。

　　《新周刊》:1980年代的作家跟今天有何不同？

　　张贤亮:1980年代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比较强，所写的也是一个群体，文以载道，以天下为己任。和1990年代后的作家对比，现在的作家写个人感受多一些。但在艺术性上，1980年代的确是比现在的作者要弱，如果说我们那时的表述是直白的，那么现在就更讲究技巧。

　　《新周刊》:那个时代的人最怕什么？

　　张贤亮:最怕“反复”。我们不是充满了很多美好的愿望吗？改革开放越深入的话就越艰难，因为另外一边的声音也很强，也有疑惑，但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这也是当时整个1980年代的作家心态。

　　《新周刊》:你现在符合1980年代的期待吗？

　　张贤亮:自己在1990年代以后写东西少了，主要是1990年代文学边缘化了。很多电影、电视、网络这些都将读者分流了，他们也不需要作家为他思考了，他自己也可以思考。觉得现在的文学就是“熊市”。

　　《新周刊》:是否觉得现在与1980年代有着很大差别？觉得这种差别是什么？

　　张贤亮:第一个，社会上表现的疾弊越来越多，使人困惑。第二个，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搞清楚。现在有人认为很多社会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事实上根本不是，而是20多年前计划经济和封建专制体制带来的。有很多人认为今不如昔，这对改革开放非常不利的。

　　《新周刊》:你会怀念那个时代吗？

　　张贤亮:会。什么时代都怀念，即使我那段劳改的日子，今天打的馒头比别人大点儿，捡了一个烟头，就会很幸福！现在别人说我是“作家首富”却没感觉到半点幸福。另外一个就是年轻。凡是我年轻时候遇到的事情都值得我怀念。苦难会让美的东西的闪光点，超过美本身。现在呢，会审美疲劳。

　　《新周刊》:你觉得自己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张贤亮:玩得非常好。我当年在牢里读三册马克思，觉得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描绘，但是都提到把谋生的需要变成享乐，就是“劳动娱乐化”。所以想过共产主义并不难，只要从事让你高兴让你快乐的事情就好了。我也确信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玩家。

　　《新周刊》:想对现在80年代生人说点什么？

　　张贤亮:我的思想是比年轻人还超前的，但要是作为教导者什么的，那就别——中山大学、武汉大学跟我约了好几次去演讲，几百上千人听我一个人讲，不好玩了。

     1980年代音乐卷

　　“我目睹了两地慢慢磨合、发生转变的过程。我现在的状态是‘四不像’：企业家不像企业家，歌手不像歌手，社会活动家也谈不上。作为演唱民族歌曲的歌手，我还是有点遗憾。”

　　采访/殷贝贝 图/Fotoe

　　1980年代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过年的年代。1983年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诞生被看成是一个创举，而在第二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登台的张明敏，让无数年轻人迷上了中山装白围巾的组合。被黄一鹤导演请来内地之前的张明敏，已在香港录制了第一张专辑《乡间的小路》。1990年代初，张明敏与人合资办公司，直到成立张明敏文化事业(集团)公司，内地有了多种投资，还活跃社会活动领域。联系采访时，张明敏正和一群香港中小学生在宁波。“我想带他们看看内地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说。

　　《新周刊》:你第一次来内地是什么时候？

　　张明敏: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在广州的华侨小学念过书，那时没有概念。直到1979年以一名爱好唱歌的电子厂工人的身份跟老板出差来内地，觉得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比如说当时内地人都穿中山装，女的也穿得很暗淡，给人感觉很压抑，和香港的花花绿绿很不一样。当时内地没有冰块，啤酒也是热的。

　　《新周刊》: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内地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时的情景？

　　张明敏:当时他们就把我们当怪物(笑)，我们也把他们当怪物。吃饭的时候啊，他们要把我们围起来不给别人看到我们吃什么。因为他们给我们安排了比较好的待遇：比如内地演员一块钱的伙食标准，我们港台的可能就有十块钱。

　　《新周刊》:那时在内地表演和在香港有什么不同？

　　张明敏:从化妆、服装到登台表演，很多不一样。当时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制作、器材怎么那么差劲啊，舞台布置、演员的气氛等都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当时是自己带了服装，但用内地这边的化妆师，他们化妆的时候居然都是用手直接往脸上抹啊，我觉得这样挺脏的(笑)。而且他们化的妆都有固定模板。我当时就和内地其他男演员看上去基本一个样。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那时的化妆师，他把我化得很老，所以给观众留下了“我很老”的印象，现在人家看到我都说，张明敏你怎么还是那么年轻啊！哈哈。

　　《新周刊》:1980年代的香港又是什么状态？

　　张明敏:当时香港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整个社会处在积极向上的状态中，廉价劳动力等因素都刺激着制造业，很多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人们就有一个念头：赚钱；都干劲十足。

　　《新周刊》:1980年代的你是不是就像当时的香港处于上升状态？

　　张明敏:其实我在香港的演艺事业从1979年开始，到1985年就结束了。我在香港比较出名的一段时间是1980年到1983年，1984年演唱《我的中国心》后，我逐渐倾向于到内地发展。从1986年到1988年我一直就在内地为北京举办亚运会筹款，几乎走遍了全中国。

　　《新周刊》:回看1980年代有什么感受？

　　张明敏:有惊有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首先我唱的是爱国歌曲，又是用普通话，扮演了帮助两地沟通的角色，用我擅长的方式来增进两地的了解。1990年，我加入了香港青年联合会，就是想帮助香港青年来更多地了解内地。

　　《新周刊》:从整个大环境来看1980年代，你会作何评价？

　　张明敏:那时速度很快，包括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同时有很多挑战。在香港和内地关系变化的过程中，1980年代是个很重要的阶段。香港回归内地的谈判在1980年代初就很热烈，1984年12月19日又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那时内地对香港还有很多片面理解：觉得生活方式很不健康啊等等。我觉得我比后来几代人都要幸运，因为目睹了两地慢慢磨合、发生转变的过程。

　　《新周刊》:你在实业界、演艺界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比较活跃，这是你理想的生活方式吗？

　　张明敏:我现在的状态就像一个“四不像”：企业家不像企业家，歌手不像歌手，社会活动家也谈不上。1985年之后我基本上就离开了香港歌坛，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上升的空间，于是渐渐就把唱歌这块给淡忘了。现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了，人们对民族歌曲这块的关注却越来越少。作为演唱民族歌曲的歌手，我还是有点遗憾。

　　《新周刊》:如果在歌唱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三个角色间择其一，你会选择哪个？

　　张明敏: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个歌唱家，只算是比较幸运吧。当时香港用普通话演唱的只有我一个人，唱的又是爱国歌曲，通过参加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机会让我一举成名。但是香港当时对普通话的演唱形式还是比较抵制的。我想在中国内地发展，但因为为亚运筹款这件事而渐渐开始涉及社会活动这一块。年轻的时候其实对将来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后来的转行有点像无心插柳。

　　郭文景 我从不屈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那真是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时代。万物复苏，激情涌动。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音乐，我不认为是沉寂了，而是像雨水一样渗入到中国音乐的土壤里。”

　　采访/陈艳涛 图/王旭华

　　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全部教育，除了大学5年，就是小学3年。他完全凭借自学和对于作曲的巨大狂热，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1980年代中期的出国大潮中，郭文景选择了留在母校任教，一教15年。1985年到2001年，郭文景先后6次在全国作曲比赛中获奖。他的《蜀道难》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4年以歌剧《狂人日记》震动欧洲，1998年歌剧《夜宴》首演于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维也纳、纽约等艺术之都和著名国际音乐节争相上演过这两部作品。相应的却是郭文景在国内的孤独留守。直至2003年，情况变了。

　　《新周刊》:你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

　　郭文景: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时代。万物复苏，激情涌动。人们都有一种相信未来的心态。我有幸碰上了不少好老师，而他们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也很感惊喜。当时音乐界还是苏联体系在主导，但来自欧洲的现代派音乐家纷纷来讲学，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葛尔，作曲系学生都听得如醉如痴。1987年我的作品音乐会举办时，我的老师苏夏说我们真是遇上了好时候。我很怀念那个年代。

　　《新周刊》:当时你们的先锋音乐在一片反对声中，你是什么想法？

　　郭文景:无论是批评也好，谩骂也好，我都不予理睬。因为我热爱作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喜欢，没有任何功利心在里面，所以从来不会在这方面患得患失。

　　《新周刊》:在1980年代的出国大潮中，谭盾、陈其钢、刘索拉、叶小纲、苏聪等人纷纷赴海外求学，你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内？

　　郭文景:毕业后我回到了重庆。谭盾他们在国外留学时，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间游荡，为当时的一些电影电视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记》。我担心国外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会影响到作曲事业，在国内也一样有很好的发展，没必要站在人家门口要稿约。

　　《新周刊》:1980年代中期对于先锋音乐的发展来说，似乎正处于沉寂阶段？

　　郭文景:我不认为是沉寂了，而是像雨水一样渗入到中国音乐的土壤里。上大学时强烈反对和批判我们的老师，已经开始在课堂上讲先锋音乐。当时我反而开始担心矫枉过正，怕学生过于重视追求先锋，而忽视了基本功。

　　《新周刊》:你的作品“墙内开花墙外香”似乎持续了很久？

　　郭文景:和我签约的著名国际出版商Ricordi—BMG这样概括我：“他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作曲家，但他从不轻易屈从于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期待。”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期待无非是知识范围内的一些符号，但我有我自己的方向。中国音乐界一向认为西方古典音乐才是正统，在音乐市场上也只认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这种情况下，孤独在所难免。

　　《新周刊》:从1992年开始的11年里，没有国内的乐团和演出机构邀请你写作品，也极少上演你的作品，你为什么依然愿意留守？

　　郭文景:在国内，我的生存就不依赖海外，面对来自国外的约稿时，我在艺术和精神上会更独立。就算是自我安慰吧——我的作品，在国外演出也是演出，有国外观众欣赏也是欣赏，没什么不平的。

　　《新周刊》:与1980年代相比，你认为今天的音乐环境是越来越好还是相反？

　　郭文景:我认为是越来越好。现在北京已经有了三个高水平的交响乐团，在他们的演出季中都有我想听的曲目，而且演奏水平也高得多。在1980年代中期，交响乐团曾受到流行音乐猛烈的冲击，乐手们大量地跑到录音棚录制流行音乐挣钱。但现在交响乐团的管理已经与国际接轨，非常正规。和1980年代相比，北京的音乐生活已经变得相当繁荣。

　　《新周刊》: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郭文景:从2001年开始，我辞去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职位，9年的行政事务一朝解脱之后，那天我看了一晚上的《足球之夜》。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很满意。不断有国外的稿约，现在国内也有，而且很多是很有意思的，我还可以潜心写作和教学生。

　　叶小纲 当年想要的，现在都要到了

　　“音乐学院的生活并不像刘索拉小说描绘的那样，而是很严谨很刻苦很枯燥的学习。当年做音乐讲究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钻牛角尖。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更扎实、平和，实在。”

　　采访/朱慧 图/新周刊图片库(除署名外)

　　中央音乐学院78届四大才子中唯一4岁起就摸过钢琴的叶小纲，与他的同学们走上的都是年少成名、出国、回国创作的人生道路。只是他的音乐早早脱离了先锋姿态，平和而低调。他的名字与30多部电影联系在一起，他担当着电影作曲。一曲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事》奠定了他的“主旋律”位置。他是包括“金钟奖”、“金鸡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和其他门类的奖项以及国内外重要的电影音乐奖项获得者。如今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获得者。1980年代对叶小纲而言，不是一个触动他的词语。

　　《新周刊》:你记得自己最初成名时么？

　　叶小纲:1985年，我的《地平线》公演，台下坐满了人，也站满人了，整个演出充满了掌声。当时很平静，一切都很正常。都是付出努力得到的。一切很自然地发生。(注：1985年中国音协及中国唱片公司为叶小纲举行了交响作品音乐会，首演了《老人故事》、《八匹马》、《地平线》等五部交响音乐。《地平线》是叶小纲的成名作，也是当年很多音乐爱好者收藏的第一盘盒带。)

　　《新周刊》:当时对未来的野心是什么？

　　叶小纲:当时就想着可以走向世界，想能成功，没有特别的兴奋。觉得很正常，一切都志在必得。当年想要的，现在也都要到了。

　　《新周刊》: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写到你们的生活，当时生活是那样的么？

　　叶小纲:那是一种误导和误读。我们在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并不像刘索拉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而是很严谨很刻苦很枯燥的学习。

　　《新周刊》: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让你难忘的事情是？

　　叶小纲:当时有名外教亚历山大，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聘请的外教。他来上了一个月的课。他的严谨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乐观点是“技术至上”，改变了我们当时“思想至上”、“内容至上”的音乐观念。

　　《新周刊》:陈燕妮在《美国之后——50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中写了你在美国和归国后的一些经历？

　　叶小纲:她的描述不真实。在美国，同样是一段非常刻苦的学习生活。“西方生活”给予我的冲击并不大，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大。回国后，也许我有些不适应，但那也是我原来熟悉的中国嘛，仔细一想也就无所谓了。

　　《新周刊》:1990年代后期，你的名字和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你个人最喜欢给哪些电影配曲的经历？

　　叶小纲:最难忘的是给《天上恋人》、《惊涛骇浪》两部电影作曲。前者是广西最偏远的少数民族生活，后者是军营生活，对我而言都是陌生、新鲜的。因为“音乐”，打开了我的生活之门，我觉得很好。

　　《新周刊》:你觉得这些年在对音乐、对生活的理解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叶小纲:当年做音乐讲究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钻牛角尖，想出奇招。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更扎实、平和、实在。做人也这样。

　　《新周刊》:1980年代和现在，你个人偏爱那一段人生？

　　叶小纲:我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都是我经历过的岁月，我很珍惜。就像长江经过山川，也经过平原，这都是我避不开的。

　　《新周刊》:平和地想一下，你喜欢自己经历过的1980年代么？

　　叶小纲:我对1980年代没有“感情”，很无所谓。回头去看不是我的思维方式。也许我会回顾往昔，只是匆忙一瞥吧，我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完整的回顾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