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去世百周年：被娜拉改变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6年5月20日，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纪念日。

　　他是世界上与中国瓜葛最深的外国作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易卜生作品的影响如此之深刻，易卜生的其他作品中也没有一个形象像娜拉一样如此受到中国的关注

　　★ 本刊记者/孙冉 ☆何亦周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了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后，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也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娜拉”被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谈及、议论、分析，并逐渐成为了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的角色符号。

　　胡适：“易卜生主义”，我的人生观

　　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中国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热潮。他们以报刊为最重要的阵地，进行民主思想的传播，并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头阵，加上胡适与学生罗家伦翻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即《国民公敌》)等，排出了雄壮的阵势，刊出了“易卜生专号”。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中甚至称娜拉“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 一个来自挪威勇于寻找自我的娇小女子被当作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

　　易卜生研究专家石琴娥告诉本刊，“易卜生专号”的发表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起易卜生，此后的30年间，仅《玩偶之家》的中文译本就有9种之多，同时这出话剧在剧院和学校剧团也经演不衰。娜拉一举风行全国，成为妇女解放、思想解放的楷模。

　　胡适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评论易卜生的学者。据《胡适留学日记》载，他在 “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早在其留学期间即用英文撰写成，并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过。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通过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作品内容的介绍和运用，宣扬了他所阐释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曾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当时的胡适，一心想去除国民的奴性、使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甚至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开展。

　　第二年，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部中国“娜拉剧”《终身大事》。虽然此剧带有简单幼稚的模仿痕迹，连胡适自己都称该剧为“游戏的喜剧”，但在当时，由北大学生排演后，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随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娜拉出走”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张闻天的《青春的梦》、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朱文华说，胡适之所以这么做，是认为，“易卜生所宣传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可以在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一个思想武器，可以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参考”。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社会问题剧的繁荣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早期问题小说的勃兴。茅盾的小说《虹》中，主人公梅行素无疑带着娜拉的影子，她为挣脱不合理的婚姻和家庭的枷锁，奋而出走。巴金的《家》中，男主人公觉慧则是第一个离家出走的男性娜拉形象。

　　与此同时，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也渐渐崛起，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五四”新女性的个性解放要求，这也是对“易卜生主义”所激起的个性主义浪潮的一个有力回应。领军人物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不再是爱情生活的奴仆，而是始终处于可以主动取舍的地位，显示了面对男权世界、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娜拉离家出走前的名言，这句话曾激发过许多普通女性效法娜拉出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讲师赵东梅告诉记者，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周璇，她公开宣称，“立志要做娜拉那样的人”，她因此离开了一起生活9年的丈夫，踏上了演员的道路。胡适的《李超传》中所描写的四川女子李超，反抗包办婚姻，逃出家庭的控制也是现实中的真实描写。

　　就在所有人在效仿、在呼吁“像娜拉那样出走”时，鲁迅却站出来给这股热潮泼了冷水。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同时警醒大家，“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认为，妇女只有获得了与男人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才能真正得解放的结论，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条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道路。

　　其实，鲁迅早于1907年就作为第一人在《河南》杂志上对易卜生及其作品颇进行了一番评论和褒奖。只不过当时得到的响应远不及11年后《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认为，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主要在于个性主义：人的个性、妇女解放、社会批判者，这都是鲁迅考虑到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缺少的东西。正因为此，鲁迅的创作也是向社会发出一种声音，向社会主流说不，告诉人们怎么从这种主流生活方式和态度中解脱出来，活出自己的意义。

　　鲁迅还在随后创作的《伤逝》中，形象地展示了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定作用，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如当头棒喝。而郭沫若在为纪念秋瑾烈士而写的《娜拉的答案》《“秋瑾史迹”序》中也阐示了他的态度，“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

　　1928年3月20日，易卜生百年诞辰。《大公报·文学》为此发表《易卜生诞生百周年纪念》的长文，对易卜生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极其局限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此时，易卜生的作品尤其是娜拉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曹禺：娜拉启蒙中国现代戏剧

　　如果说《新青年》使娜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惊涛骇浪”，那么娜拉在社会上被更广大的青年认识则是通过戏剧演出。

　　易卜生研究专家石琴娥介绍说，最早在中国上演《玩偶之家》的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春柳社。其成员都是男性，包括陆镜若、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1914年，春柳社的这次首演反应冷淡，那个时候关于“解放思想”的过于大胆的剧情吓退了不少观众，很多习惯了当时流行的低俗戏剧的人也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发表之后情形有了变化，各个剧社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演出，娜拉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被越来越多的青年所知道和喜爱了。

　　这些演出也在无意中完成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启蒙，易卜生甚至在后来被称作“中国话剧之父”。而一代戏剧大师曹禺则引导中国现代话剧逐渐从启蒙走向了成熟。

　　曹禺正是伴着易卜生的强大影响成长并走向成功的。石琴娥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曹禺就是一个戏剧表演迷，当时南开新剧团演剧成风，曹禺的导师张彭春对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继《国民公敌》之后，他又把《娜拉》搬上了舞台。两部戏的演出曹禺都参加了，尤其在《娜拉》中，由于那时女性还不能上台演戏，于是个子不高，面容清秀，两眼有神的曹禺反串扮演娜拉，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也从此改变了曹禺之后的命运。

　　此后指导老师张彭春把一部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了曹禺，曹禺视若珍宝，借助字典一口气啃了下来，这对他掌握现代戏剧的语言和技巧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后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曹禺再一次扮演娜拉，据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李建武回忆，那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装的演出。

　　毕业前夕，曹禺一边写以易卜生为主题的论文，一边进行已经构思五年的《雷雨》的写作。1934年，《雷雨》发表于《文季月刊》，并于日本首演。随之一发而不可收，《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接踵而来。

　　曹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 不过，当有人列举他的戏剧与易卜生的相似性时，他又不高兴，“我是我自己，我追忆不出我是模仿了谁”。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研究员宋宝珍认为，事实上，易卜生对曹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很接近易卜生，他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也的确承自“五四”以来的“易卜生主义”。但曹禺在其中更加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融入了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这也是《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原因。

　　1935年，娜拉在中国的戏剧舞台的火热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石琴娥告诉记者，当年1月时，南京磨风剧社的小学教员王苹还因连续三天扮演娜拉，被警方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开除教职。同年6月，上海左翼剧社的演员赵丹和蓝苹却因出演娜拉，一炮走红，从此，“娜拉剧”蔓延到全国，盛况空前。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娜拉年”。

　　此后，中国进入到抗战时期，国内的注意焦点很快从易卜生和娜拉身上转移到拯救自己的战争中。易卜生竟从此在中国几乎消失了。一场由知识分子燃起的，关于易卜生甚至就是关于一个角色 娜拉，在中国长达二十余年的涉及文学、戏剧、政治的激战与纷争，就这样突然偃旗息鼓了。可是这些流传的文字或戏剧理念，却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仍悄然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