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在北京参与一次学术活动时向中国政府呼吁：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林大庆教授认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林大庆指出，在烟草领域，中国有多个“冠军头衔”：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有三点五亿“烟民”，六成六的成年男性吸烟，总数和百分比均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每年有五百万人因吸烟死亡，每五个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10月29日中国新闻网)
加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林大庆这一判断很客观，因为对于嗜烟的富人来说，加税不加税，没有任何影响。但也几乎是必然的，以加税来反吸烟，并明确表示针对的是低收入阶层，这在当前的中国很容易触发某种敏感的神经———用加税来反对吸烟，是不是以反烟之名行征税之实呢？会不会进一步加大穷人的经济负担，吸烟是一种“瘾”，价格上去了，穷人就不抽烟了吗？说不定还会有人上升到“权利”的高度来质疑：吸烟也是一种权利，加税是变相剥夺穷人吸烟的权利！
吸烟是一种权利，这似乎并没有什么错，其实就是说“吸毒是一种权利”，大体也可说得过去。但权利亦有善恶之分，而吸烟的权利之“恶”至为明显，一是首先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包括自己子女的健康，二是如果吸烟的场合不当还会影响到他人的健康。再者说，吸烟这种权利并非必不可少的而倒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只要在被限制这种权利时得到应有的尊重(提供吸烟区、采取加税的委婉做法而不采取强制做法)，被限制的一方应该能平静接受。
强调穷人吸烟的权利，会使问题陷入荒谬：为保障穷人吸烟的权利，那就要减税以降低烟草价格，甚至免费向穷人提供烟草。但这对穷人来说，除了可以节省开支之外，真正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烟草的历史很短，而人类文明的历史已有几千年，没有烟草，人类依旧发展与生存。即使从生理上说，人对烟草的依赖毕竟与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也正是各国政府禁毒而不禁烟的原因之一。烟并不是非抽不可，并非不抽就不能活或者会对生活质量造成明显的损害，如果价格上去了，低收入阶层出于经济的考虑能不抽也就不抽了———这对他的经济不会造成多少冲击，而最切实的，是对他的健康有好处。至于他非抽不可，那只能说明他或者缺少对家庭的责任心，或者确实把抽烟看成重要性远在其他消费之上的消费。
提高价格，当然不会降低消费者的“需要”，但却可以降低“需求”———“需要”是一种愿望，而“需求”则要凭能力。反烟草，单凭“大力宣传烟草的危害”是不够的，“大力宣传烟草的危害”是旨在降低烟草的“需要”进而降低“需求”，但事实证明作用有限，因为多数烟民并非意识不到吸烟的危害，而是在“健康”与“感受”之间选择了后者。什么因素可以降低“需求”？价格。有人会说，“加税”的一个作用是增加国家家税收，因而会鼓励国家大力发展烟草业，但“加税”抑制了需求，也就抑制了供应；有人会说加税可能是政府与烟草商的合谋，且不说“加税”还只是林大庆作为一介学者的呼吁，是否会被政府采用尚属未知数。我们应该明白，加税与涨价是两个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商人喜欢加税，除非他脑子进水了；还有人会说提价对富人没有用，富人照样不会降低“需求”，但判断一个事物的意义显然不应如此求全责备。
那么反烟草可以对富人略而不问吗？难道富人的健康反而比不上的穷人的健康重要？话当然不能这么说。在我看来，反烟草应三管齐下：“大力宣传烟草的危害”依然必不可少，这不仅有助于烟民自觉戒烟，更关系到反烟运动的正当性；第二个是对烟草课以重税，使烟草成为一种奢侈品，以降低“需求”；第三个则是对吸烟行为进行某些法律限制，比如规定在某种场合禁止吸烟。显然，第二点即加税也许不会降低富人对烟的“需求”，但第一点与第三点肯定会对富人产生作用，而对吸烟场合的限制，同样可以看作是对压低烟草“需求”的一种努力。
所以，我也就有一点不明白，来自香港的林大庆教授为何只谈“加税”，而对如下一件事只字未提：10月19日，香港立法会通过《禁烟条例草案》，明年1月起，食肆、办公室、学校、巴士总站、医院、街市、卡拉OK，和不同年龄人士光顾酒吧的室内区域等，均实施全面禁烟。禁烟还涵盖其它室外区域，包括医院的室外区域、所有学校的室外区域(大学校园)、公众泳滩、公众泳池(泳池范围和看台)、香港大球场及旺角大球场(草地球场区和看台)、湿地公园，以及扶手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