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是这样疯狂起来的

　　对于刚刚过去的2004年的中国棉花市场，从棉农、棉商到棉花相关企业，一起经历了犹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的价格跌宕。市场出现的巨幅震荡，确切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棉花领域的市场化转型才刚刚开始。

　　撰稿／杨艳萍(记者)

　　2004年年中，中储棉进口棉花出现巨额亏损的消息，已经在业内广为流传。这一年，棉花价格从18000多元／吨的高位，开始出现快速下跌。在盛夏即将来临之际，国内的棉花市场却充斥着阵阵肃杀寒意。市场传言，中储棉在2003年高位进口的棉花中，有近20万吨砸在了自己手中，一时间，中储棉总经理雷香菊成为众矢之的。

　　2003年新棉开秤之初，国内的棉花市场，就处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新疆作为国内棉花主产区之一，当地棉农惊喜地发现，他们刚刚采摘的棉花竟然如此抢手，上年每公斤只能卖4-5元钱的籽棉(未去棉籽的棉花)，现在有人7元钱一公斤抢着收，价格最好的还能卖到8元钱一公斤，创出历年棉花收购的天价。

　　2003年9月初到10月底，国内皮棉(轧去棉籽的棉花)的收购价格，从最初的10000多元／吨，被迅速拉升到了18000多元／吨。这一年的秋天，棉花变得奇货可居，不仅是各家棉花企业四处收购，大量囤积，一些从前与棉花毫不相关的企业和资金，在棉价狂涨的诱惑下也开始涉足棉花市场。

　　与往年以棉麻系统公司为收购主力有所不同，2003年大批民营企业和个体棉商也进入到新疆棉花收购市场。根据中国棉花协会公布的数字，2003年以温州游资为首的民间资本流入新疆棉花收购市场的超过100亿，仅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温州人带着近30亿资金参与棉花收购。温州游资从城市到乡村，从房产到棉花，在主流社会的目光之外，悄然开辟出了“第二战场”。

　　巨量资金的大规模进入，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棉花市场将会继续走强。根据当年9月农业部对全国棉花生产形势调查汇总后发布报告，由于受到不利天气因素的影响，2003年棉花国内总产量为520万吨，比原预计减少30万～40万吨，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也随即发布了相同的市场预测。

　　到了9月底，新疆遭遇雨雪天气，中国棉花生产景气报告认为，全国棉花单产减产已成定局，更为悲观的预测是当年棉花产量仅为487万吨，产需缺口将达到230万吨。

　　基于同样的市场判断，中储棉进场了。2003年10月，中储棉从国外进口棉花15万吨，随后几个月，又陆续进口了10多万吨。

　　滚烫的配额

　　成立于2003年3月的中储棉，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它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国家计划和指令，负责中央储备棉的购进、储存、调运、销售，同时也可以从事经营性的进出口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国家发改委对中储棉公司实施业务指导。

　　2003年的年末，在棉价上涨的高峰阶段，进口棉的到岸价与国内相比平均要低1500元／吨，能从发改委拿到进口棉花的配额，无疑就像中了头彩一样，令同行们艳羡不已。中储棉先后获得了近25万吨的棉花进口权，使它顿时成为国内棉麻企业争相追捧的对象。

　　根据近日新华社的报道，中储棉在拿到进口棉花后，“一方面将大量棉花捂在手中待价而沽，一方面将部分棉花销售给作为中间商的各省级棉麻公司，助其层层加价”。作为一个本应承担平抑价格、稳定市场作用的国有企业，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为处在兴头上的“炒棉热”推波助澜。

　　对于媒体的这一观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显然并不完全认同。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2003年棉花减产和缺口量，是促使当年棉价飞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这些预测的数据是否准确，很值得怀疑。

　　“现在公布2003年全国棉花的收购量是487万吨，我认为这一年的产量远不止这个数，公布的统计数字很可能出现失真。”他说，近几年来棉花加工企业的数量在急剧上升，不少工厂没有列入统计范围，即使被列入的企业，由于税收的原因也宁可少报，多种因素增加了统计的难度。“有美国人说，中国每年都有一个很大的谜，没有人知道它究竟生产了多少棉花和粮食。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当整个市场根据这样的数据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中储棉的噩梦也就此开始了。

　　发改委发放进口棉花配额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调控市场，2003年10月中储棉在从国际市场买入棉花的同时，已在远期现货市场卖给了各省级棉麻公司。中储棉从16000元／吨开始陆续买入，当时国内的市场价已达18000元／吨，市场普遍预期棉价还会涨到20000元／吨，中储棉随后的出售价格，始终是低于市场及预期价格的。这位人士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储棉进场后，对市场确实起到了调控作用。

　　至于中储棉是否应该加价出售进口棉，如果作为一个企业自负盈亏的经营行为，加价似乎也无可非议。此外，雷香菊曾在棉麻局多个部门和副局长的位置上任职多年，各省棉麻公司都是与她合作多年的下级单位，“老下属”求上门来，手中的棉花给谁不给谁，实在难以取舍。“类似的情结在一些部委中并不少见。下级单位摆不平时，比较公平的办法就是提高价格，然后价高者得。”

　　拒绝提货

　　商品进口通常有一个滞后期，签约装运时间与实际到港时间可能相差2个月。国内棉花企业在2月份签订的进口合同，一般按约定到货时间为4月份，但实际到货时间有的延续到了6月份以后。在此期间，棉花的价格已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变化。

　　从2004年的5月起，国内棉花价格开始快速下跌。等中储棉等公司进口的棉花陆续到岸，棉价已从签约时的沸点迅速冷却，大小进口商尽数被套。几个月前几乎踏破中储棉门槛的各家签约公司忽然间踪迹全无。雷香菊急了，她亲自打电话催促签约公司按照合同来提棉花，得到的回应却少得可怜。

　　为了减少损失，不少签约公司宁可放弃8%-10%的保证金，有意违约不提货，导致最后绝大部分的亏损，压在了中储棉一家身上。不仅对中储棉如此，部分自己拥有进口配额的公司与国外棉花机构签订的进口合同，此时也被弃置一旁。在棉价出现非理性震荡的过程中，不少国内棉花公司因为故意违约，而成了国外棉商黑名单上的人。

　　这位业内人士也曾分批向中储棉订购了数千吨的棉花，每一笔合约他都在国内棉花交易市场进行了对冲。他从中储棉提回的最后300吨棉花，就是以亏损的价格出手的。在上一个棉花年度(2003年9月初到2004年8月底)跌宕起伏的市场行情中，像他一样能全身而退并小有斩获的棉商并不多见。

　　“对不住雷局，我也违约了，有700吨棉花到现在我也没去提。”这位人士透露，各省棉麻公司不肯去提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市场传闻中储棉所有没卖出的棉花，都有可能被国家收储，这个消息究竟出自哪里，没有人知道。但省级棉麻公司不约而同的举动，却使雷香菊腹背受敌雪上加霜。

　　中储棉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收取定金的比例过低。棉价进入狂涨阶段，意味着市场风险也同时加大，向企业收取的保证金也应该相应提高，但中储棉并没有遵循这一市场规则。在进口之前先为棉花找好下家，目的在于锁定市场风险。在中储棉进口的25万吨棉花中，很可能有一部分在没有订出去之前，就在棉价一路高歌猛进的狂热中盲目地买进，使得最后所有的价格风险都要靠自己一力承担。

　　收储之困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为了摆脱困境，中储棉曾希望有关部门按照它们的成本价格收储这部分棉花，但是这一想法并没有被接纳。中储棉也因为提出“企业亏损，国家买单”的构想，而进一步为媒体所诟病。

　　面对来自外界的指责，雷香菊只是以中储棉公司性质为自己的亏损问题进行辩白。雷香菊称，作为一家政策性公司，中储棉并没有经营指标，亏损主要是“宏观调控造成的”。雷香菊强调，进口配额是由发改委发放、按照商品棉进口的。中储棉的业务受发改委指导，因此公司每一次进口棉花，都是经过发改委同意的。而发改委则表示，中储棉此次进口棉花主要是属于企业经营行为，其经营性业务不属于发改委指导的范围。

　　对于雷香菊的申辩，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理解。从国家设立中储棉这样一家公司的出发点来看，雷香菊在思想上可能确实以为自己是在对市场进行调控，目前的亏损责任并不全在她一人，可是如果国家不能按照成本价对她进口的棉花进行收储，出现在账面上的亏损，就是她的责任。雷香菊对此显然心有不甘。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储棉拿到首批15万吨棉花进口配额的一个月之后，2003年的11月底发改委向市场追加了了50万吨的棉花进口配额，到了2004年的2月底，发改委再次追加了100万吨的进口配额，其目的在于增大市场供应量，抑制价格过度上涨。

　　发改委的两度出手，以及国家在2004年年初开始收紧银根，对各类企业的贷款进行控制，棉价上涨的势头很快得到了遏制。在这位人士看来，当棉价从18000元／吨跌到17000元／吨，下降趋势就已基本确立。他所要做的就是以更低的价格将手中所有的棉花集中迅速出手。

　　而此时的中储棉，似乎已陷入到一团错综复杂的死结中。追加进口配额的举动，对它而言近乎釜底抽薪。棉价的急速回落，不仅使签订合同的企业在亏损已成定局时拒绝履约，就连原先提供贷款的银行看见形势不妙也捂紧了口袋不肯放款，以致公司出现资金支付困难，部分棉花到岸后无法提货，无端又增加了一大笔滞留费用。

　　尽管遭到了拒绝，但市场关于中储棉进口棉花将被国家收储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传出收储的价格也从13000元／吨到14000元／吨不等。不知是否因为国有棉麻企业联手逼宫真的产生了效果，到了2004年的8月，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以13100元／吨的价格，对前一阶段国内棉商进口的棉花收储30万吨。

　　业内普遍认为，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下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同时这一举动也被视为是国家有关部门有意要拉中储棉一把。如果中储棉同意在13100元／吨收储，16000元／吨的价格扣除8%的保证金后，再减去13100元／吨，中储棉的实际亏损可能总计只有3亿人民币。

　　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按照2005年1月11日国内标准级棉花价格为11789元／吨，以这个市场化的价格来计算，中储棉亏损已近10亿元。也就是说，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中储棉10亿元注册资本已亏得所剩无几。”

　　这是否意味着中储棉并没有接受国家给予的收储价格？或者中储棉只是部分接受了转储，而使国家贴补给这家政策性公司的资金最后反倒落入了真正炒棉散户的手中？

　　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当时的市场价格略高于13100元／吨，棉商在交易市场竞买时表现并不踊跃，这30万吨收储指标，迄今只收到10万吨。据悉，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国资委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对中储棉巨亏事件着手调查。

　　转型刚开始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中央直属国有大型棉花企业出现巨额亏损，中储棉并不是第一家。一家国有棉花公司1995年从国外进口棉花时，就曾在100美分／磅(1公斤＝2.204磅)的价格，在当年的高位被套数万吨。这批棉花经转储直到2002年前后才陆续出货完毕，当年被套的价位比今天的中储棉还要高，最后就是由国家全部买单。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让不少业内人士痛心不已。

　　如果从1998年11月中国政府作出《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算起，中国棉花流通领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历了6年多的风雨历程。对于棉花的定义，也从“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转变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基础原料”。

　　对于刚刚过去的2004年的中国棉花市场，有人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乱象横生。从棉农、棉商到棉花相关企业，一起经历了犹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的价格跌宕。市场出现的巨幅震荡，确切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棉花领域的市场化转型才刚刚开始。

　　中国棉花行业储备棉管理，经历了委托省级棉麻公司进行储备，到国家直接管理储备，再到将经营与储备分离，然后才出现了中储棉这样构架的国家全资控股公司。今天回过头来看，无论从操作技术上，还是制度限制上，中储棉的肌体中都存在诸多弊端。

　　储备和经营分开，是当初设立中储棉的宗旨，这也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所达成的共识，它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目前又允许中储棉部分业务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企业设置的目标上，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预示着这家企业无论由谁来运作，早晚都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至于它成立了多长时间，现在亏损了多少钱，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收储应该产生于国内棉价低于国外棉价，且国内棉花供应相对充裕的时候，这样可以基本保证国家收储成本较低，同时又能保障棉农利益，解决他们卖棉难的问题。至于进口棉的收储，实在过于荒唐，道理很简单：国内棉花过剩何必要进口？所以今后棉花进口的配额一定要下到生产企业，企业进口棉花会根据生产进度计算成本，不会拿着国家给的信用证去享受购物的乐趣，也不会因为抬高了国际市场的价格而沾沾自喜。

　　在分析中储棉巨亏事件的原因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中储棉在进口过程中选择期货作为避险工具，损失有可能大幅降低。2004年6月1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棉花期货，时逢国内和国际棉价持续下跌，行情交易惨淡。6月3日，在业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给下级行发出通知，要求在农发行贷款的棉花企业目前一律不得进入期货市场进行交易。

　　专家认为，国内棉花企业应该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期货市场，支持棉花企业的金融机构也应该转变以往对期货市场的观点，要认识到做现货的企业进入期货市场是必须的。国外大型棉花企业要想在金融机构获取贷款，进入期货市场进行避险是获得贷款的一个前提。

　　显而易见，农业发展银行与国内其他银行并无本质不同，保证资金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所有银行都不允许贷款企业进入期市，不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效的避险工具，那么期货市场很可能就变成了个别投机分子对赌的赌场，这个市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可供中储棉选择的另一个交易手段，是2000年4月在北京正式启动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这个新兴的市场为国内棉商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透明、高效的交易平台。但是对于类似中储棉这样的大型棉花企业，它的市场的容量目前还显得太小。2004年交易量最大的时候只有13000到14000吨，近期的交易量也只在4000吨上下。

　　假如中储棉将攥在手中的20万吨进口棉拿到这个市场进行交易，只须投放4万吨，就能把整个市场的价格砸下来，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把自己剩下的16万吨悉数套住。这样的操作方式，与发改委用2004年的进口配额套住2003年的进口配额的“调控”方法几乎如出一辙。

　　国内的棉花行业虽非洁净之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肮脏。每个行业都存在自己的问题，只是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共性。-

　　谁在为炒棉埋单？

　　撰稿／杨艳萍(记者)

　　范新平离家时，农场的棉田里只剩下白雪茫茫。安顿好瘫痪在床上的岳父，他对妻子和孩子说，你们就当我被判了三年刑吧。

　　2004年的初冬季节，范新平满腹凄惶地从新疆跑到了上海。他来投奔一位高中时的老同学，想着在上海学门手艺挣点钱，能养活留在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出来前范新平在新疆种棉花，不想去年棉价大跌，比起2003年的价格跌了一半还不止，这不仅把他种棉挣钱的梦想一把抹去，秋后还留下了12000多元的亏空。

　　2004年中国棉花价格的巨幅波动，使整个棉花行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比起在这个市场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大小棉商和各类棉花相关企业，处在这条“生物链”最底端的棉农范新平，他的损失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在生计颇为艰难的当地农场，12000元的亏空却足以使一个年近40的汉子抛家别子，背井离乡。

　　2005年1月14日，范新平来上海打工刚满一个月，这天同乡告诉他一条从网上看来的消息，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因为进口棉花决策失误，出现了6亿人民币的巨额亏损。同乡说，“你种棉花亏钱，大概和这事有关吧？”范新平苦笑一声，一脸漠然。

　　2003年的秋天，范新平的老家新疆某农场的棉花卖疯了，往年每公斤4元多的籽棉，当时卖到了8元钱。那一年只要是种棉户，几乎家家都挣了钱，10亩地就能净赚1万多元。

　　在农场，每年的年头上，农场根据上年棉花收购价格，跟棉农签订包地协议，但是和周围的地方单位相比，却总是包地费用高，收购价格低。这个自成体系庞大而特殊的机构，在内部运作上仍旧保持着不少计划经济的痕迹。

　　每到棉花上市的季节，如何防止棉农私自向外来棉商卖棉花，就成了让当地农场领导最头疼的事。在当地各交通要道上，都以检疫的名义设置关卡；各农场还要组织“护秋队”，四处寻检，严防种棉户私藏棉花，私自外卖。

　　传统的管理方式下，各种偏激的交易方式产生了。在内外差价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棉农私下里开始囤积棉花。他们躲过护秋队的盘查，把拾好的棉花从田头运回家，藏在早就砌好夹层的卧室、鸡窝、羊圈、柴火垛和炭房里。那段时间，平时白天生意清淡的出租车都要开夜班，四处有人要租车偷运棉花。棉农与护秋队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但是护秋队的成员都是本乡本土的，大多数时候，也就睁一眼闭一眼。

　　似乎里外早有了沟通，农场棉花收购高峰期一过，棉商们的收棉车就进来了。他们在棉农住地四处游荡，以高出正规收购价50%左右的价格，收集棉农秋天藏匿下来的棉花。范新平的一个朋友2003年在家中炭房夹层里藏棉花，到了来年春节前后偷偷卖给了外来棉商，一出手就挣了好几万。

　　附近某农场一家种棉户，藏棉花时被护秋队逮个正着，结果发现他在几年前盖房子时，直接就在房屋下面修建了一座能储藏10吨棉花的大仓库。通过这种途径流向市场的棉花总量究竟有多少，恐怕只有天知道。

　　范新平过去一直靠养牛维持生计。既然种棉花也能挣大钱，他决定2004年也去承包一块棉花地。2003年棉花收购异常紧俏，范新平想包块价格合适的地，已经包不着了。他跑到克拉玛依附近承包了37亩棉田，土租加上种子、化肥、塑料薄膜、机耕等费用，每亩地上手就交了400元。

　　这一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大增，与之相关的各种费用都在上升，2003年雇工拾花1公斤最高也就0.5元到0.6元，2004年就涨到了0.85元到1.50元。在2004年年初，由于国家推出了多项对种植粮食的补贴政策，往年大批来自内地的拾花人今年在家里种地也有了不错的收益，进疆拾花的人数锐减。

　　去年8月底，开始收花，范新平雇了两个帮手，连同帮忙的亲戚一共5个人，住在棉田旁的地窝子里，每天早上7点钟下地，趁着天凉一气干到12点，回去吃饭歇息一阵，从下午5点再一直干到晚上11点。37亩地，最后拾下2500公斤籽棉，1500公斤棉桃。

　　9月10日开始，新疆的棉花开始收购，最初的价格在每公斤5.20元，一个星期后，棉价开始5分1毛地往下掉，20天后，棉价已经跌到了4元钱左右。范新平给跌傻了，这种跌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棉农看不懂了。

　　棉价跌破4元钱，算算已经亏损了1万多，范新平干脆不卖了。和他一起出来包地的一个同乡，年初看到棉花行情好，一口气包了200亩地，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家里借给他的资金全部投了进去，现在的价钱算下了，亏了将近9万元。一气之下，扔下一堆烂摊子，他跑到阿勒泰淘金子去了。

　　秋寒逼人，棉贱伤农。2004年的深秋，早已过了收花的季节，偶尔在棉田里还能看到大片大片雪白的棉花无人采摘。棉价跌到惨不忍睹，拾得越多，亏得越狠，不如就让它烂在田里吧。种田有人有句老话，人能骗人，地不会骗人。可今年这是怎么啦？范新平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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