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洪德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张绍刚

　　责任编辑：董廷燕 扎西顿珠

　　张绍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传播知识，了解科学，感悟人生，把握成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专版《眼界》，我是主持人张绍刚，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洪德元教授，同时我们演播室还来了一些《午间一小时》的热心听众，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听众，同时也欢迎洪教授。(掌声)很多人对种草养花有兴趣，尤其是现在更多的人强调自己的生存空间，讲到绿地面积。现在家里住一楼的人都会养点花种点草，把它打扮得漂亮一点，所以花草的这个概念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今天我们把洪教授请来，洪教授的职业还是有点陌生，所以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洪教授。(音板：洪德元，植物学家，安徽绩溪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同年被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1999年起兼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2000年起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洪院士在玄参科、桔梗科和鸭草科植物分类和系统学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提出了多个属的新系统，发现7个新属、60多个新种；1990年出版的《植物细胞分类学》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为植物细胞分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绍刚：洪教授，我们平时说的花草和您研究的植物学并不是一个概念，是吗？

　　洪德元：应该说花草是植物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绍刚：但它和您平时研究的来比，我们看到的是是外行看热闹，您所从事的是内行看门道，可以这么说吗？

　　洪德元：可以这么说。

　　张绍刚：您是从小就喜欢花花草草吗？

　　洪德元：小时候，我们这些农村的苦孩子放牛，也没有闲心去欣赏花花草草，那时候就是劳动、干活。

　　张绍刚：您是哪一年开始上大学？

　　洪德元：我是1957年上大学。

　　张绍刚：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

　　洪德元：对，我们中学是很有名的中学，但是在乡下的一个镇上。我们那时候也想看电影，比如说看《家·春·秋》，要跑20、30公里到现在的黄山市，要去城里看。有一次，我去我看《家春秋》，冒着雪走30、40里，到那儿看一场电影。当时穷，看完电影当晚还得赶回家。

　　张绍刚：1957年您上了大学，您上的是复旦大学。洪德元：是的，我上的是生物系。张绍刚：这在当时秒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要求的分数很高，您作为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同学，当时您怎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洪德元：要说我读书的事情，我非常感谢我的小学老师。当时我读初小，我五年级1个人，因为是初小，只有四个年级，五年级我妈妈还让我读，六年级也是一个人。后来，我老师劝我父母，说你孩子很聪明，将来有前途，要读书，但是说我这里发不了文凭，那么就读不了中学，所以最好还是让我去镇里正规小学去读，后来我就到镇上去读，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不能说很好，我的父母、哥哥都是文盲，没有什么熏陶，将来做什么呢？完全只能靠自己选择，我是个农村的孩子不喜欢数学、物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对我来说觉得太远，我喜欢地质爬山、或者修铁道，我觉得这些跟自己的性格比较吻合。

　　张绍刚：对不起，洪教授，如果我用一个可能您不太喜欢的词，您是属于生性比较野的人。

　　洪德元：对，是这样。当时看各个学校的介绍，看着看着看到复旦大学植物学专业，说植物学专业将来可以到山上考察，又可以还能发现新植物，我就觉得这很符合我的性格，我就考了，所以我考了复旦大学的植物学专业。

　　张绍刚：其实您当时想选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可以在外面玩，不用在实验室呆着。

　　洪德元：对啊！能够在外面跑，而且有所发现，挺好，我父母不管，让我自己选择。

　　张绍刚：生性自由，然后选择了一个适合在野外生存的。我知道任何一个大学生，当他选择一个专业去上学的时候，一接触到这个专业，几乎所有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郁闷和苦恼，都想到这和我想的不一样。比如，您想的是整天在外面跑，但凭我浅粗的分析，我猜想植物学的研究也不能整天在外面跑。

　　洪德元：进了大学我倒没有后悔，我是第一志愿考上的。我觉得只要自己搞得好，可以到一个研究单位去能够搞研究，那时候我们在复旦大学的时候学土壤课，就让我们去杭州郊区山上，西湖边上实习，植物学实习的时候就到黄山实习。到目前为止，我是黄山脚下的人，但是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去黄山，那是1961年，从那以后我还没去过黄山。所以，我没有后悔，我觉得我将来学得好到一个研究部门，就可以经常到山上去爬山考察。

　　张绍刚：您还算比较顺的。

　　洪德元：哎！一步步非常顺。

　　张绍刚：您在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也算当时还是很年轻的。

　　洪德元：在我们生命科学部，按年纪最年轻的排列我是第五，我还代表过年轻的院士在院士大会上发言，所以我当时还算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吧！

　　张绍刚：所以说您一步一步走得挺顺的。我知道您还有一个经历是1979年曾经公派出过国，当时是去瑞典的隆德大学，当时是跟你们说出国两年，希望你们1981年回来。但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很多学者第一次去了国外之后，都会觉得国外的研究条件，包括待遇都会比我国要好很多很多。

　　洪德元：好很多，那是无法比的。

　　张绍刚：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国的那些人当中，您是为数不多的按时回国的。

　　洪德元：当时瑞典的工资水平跟我们不是差十倍二十倍。

　　张绍刚：当时在瑞典可以挣多少？

　　洪德元：可以挣不下一两万元人民币。

　　张绍刚：一个月？

　　洪德元：对，差不多是这个价钱吧，我没具体算。

　　张绍刚：假设一个月一万人民币吧！当时您在国内一个月挣多少？

　　洪德元：我是研究生毕业，我还算比较高的，我已经拿69元了。按照我现在情况讲，我的老伴是四川大学毕业，当时才拿56元。

　　张绍刚：1979的时候，那时候您夫人拿56元，您拿69元，因为我是四年制的研究生毕业，您当时如果留在国外拿的话，就一个月可以拿一万多块钱的人民币。

　　洪德元：作为一个教授，副教授是这样的。

　　张绍刚：但是，您会毫不犹豫地回来，这是为什么？

　　洪德元：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能有今天，这也是劳动人民、祖国培养出来的。当时是1978年邓小平主持开了一次科技大会，叫科学的春天。当时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但是我们当时看到了希望。振兴中国有我们的责任，我是第一批派出去的，当时不能去美国，因为和美国还没有建交，也不能去苏联，跟苏联还没有恢复关系，所以组织让我选。根本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选择瑞典对我是最适合的，我自己选的瑞典隆德大学。我觉得为什么派我出去，因为需要我，希望我学成回国，能够发展科研事业，我有这个责任，我当时至少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我有责任。所以，我就是抱着这两个意念。其实，瑞典对我非常好，希望我再来读博士，尽管我读了四年制的研究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四清”中断了，但是我没有想要在那里读个博士学位才回来。我觉得回来再取个博士学位也很容易，因为我的学位早就到了，那么我就按时回来了。

　　张绍刚：您刚才讲到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先生很诗意昂然地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在1978、1979年的时候，对于您们这些科学家来讲，确确实实地感觉到春天来了吗？

　　洪德元：在工资、待遇上没有感到，但是气氛上有感受，以前是不断地批判，你批判我我批判你，成天开会，你想用功一点，你想钻研一点，就给你戴上白钻的帽子，说你想成名成家。从那以后，这些帽子没有了，也不会你批判来我批判去，谁用功谁就应该奋斗，我们有奋斗的空间，有这个舞台了，这一点至少我们是已经感觉到了。我们能够显示自己的舞台，贡献自己的知识，待遇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科研的钱也还是很有限的，但是这个大的氛围已经改变了。春天嘛！毕竟温度还是很低，但是氛围了也改变了。

　　张绍刚：你说当时工资待遇还不是很好。您当时住多大的房子？

　　洪德元：我出国的时候还只有一间，大概15平方米。

　　张绍刚：那时候有孩子了吗？

　　洪德元：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张绍刚：您和您夫人，还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住着一个15平方米的房子。

　　洪德元：单位给我们延伸出来一点的，可以放一个褥子、一个床，如果把大门拴上的话，我的大女儿可以在外面住，然后我们自己又在外面再搭了一个小厨房，那时候一切都得自己干。

　　张绍刚：整个条件都属于不太好的状态？

　　洪德元：那当然啦！如果和瑞典相比，差距太大了。不要说教授，一个讲师，相当于副教授级别的有两个房子，村里有一套，当然它是小城市，在森林里或者海边有一套房子，汽车至少是一两辆，还有游艇、小帆船。如果条件相比的话，那是天壤之别。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次要的。

　　张绍刚：您一下从瑞典那样的地方回到15平米，自己在外面搭了一个小厨房的房子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失落。

　　洪德元：但那是暂时的，当时我们毕竟还穷。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我觉得不再看现在，更要看到希望，这希望所在——要看将来。

　　(音板：出生在农村，有过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得洪德元从小就喜欢上花草树木等各类植物，考进著名的高等学府学的也是植物学专业；带着对生活、生命以及祖国的热爱，洪德元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的留学生，按期学成归国，继续进行着自己最衷爱的植物学研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生命与生活之间》，今天的到场嘉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洪德元研究员，他正在讲述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绍刚：在1990年的时候，您出版了一本书叫《植物细胞分类学》，是您一生中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和世界上没有差距，甚至我们走在世界的前面，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这样的专著。

　　洪德元：应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是中文发表的，当时在国外开始研究染色体的进化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所谓基因组，基因组就在染色体上，染色体的进化那是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它的进化，那是很重要的。国外已经做得很好，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我只是把国外做的和我自己做的工作综合起来写的这本书。1984年四川大学要我去给他们研究生讲课，写了一份讲义，这份讲义好多研究生传着看，然后包括国外的学者也知道了这个书，他们也觉得很好，然后大家有个呼声出版社要我正式出版。当时国外的学者也说希望我能不能出英文版，但我觉得出英文版时间不够，因为当时我已经担了实验室的头了，再投入时间就不太允许，我基本就是按照原来的讲稿加以修改就出版了。实际上，我就把大家的文献集中起来，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应该说，这个工作在世界来看只是一个总结性的，并不是开创性的。

　　张绍刚：目前我们国家的植物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算是一介什么位置呢？

　　洪德元：从植物学来讲，像欧洲大概在18世纪就开始了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我们国家的生物学研究是从1915年才开始的。

　　张绍刚：也就是说，我们的起步比较晚。

　　洪德元：晚多了！差不多200年。张绍刚：差不多两个世纪。洪德元：其实，我们国家的植物是非常非常多的。按照植物多少来排的话，巴西是第一，第二大概是哥伦比亚或者中国、印度尼西亚都差不多，我们也在前四，植物非常多。因为我们环境很复杂，从热带到寒带，从海平面有上海，一直到世界屋脊西藏；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一直到新疆的沙漠等各种环境都有，因此我们的植物非常丰富。但是，人家是比我们早两百年前就开始研究了，18世纪、19世纪人家来采集我们的标本，包括把标本拿到国外去了。我老师的父亲周先生也是1917年开始采标本，但是采标本不会鉴定，分析不了。比如，党参，这个党参拉丁名叫什么？植物学名叫什么？他不知道，最后还得请国外人，送到国外去鉴定，我们就差这么远。但是，毕竟我们国家从1915年逐渐开始研究生物，1928年、1929年建立了生物调查所、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那时候真正开始，我们真正有这个学科，开始研究，所以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有差距。

　　张绍刚：看来确实还是有差距。

　　洪德元：我们在植物学的基本理论上，在新的、真正的、原始的、大的创新方面，我们确实还不如人家，应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是有差距。

　　张绍刚：其实，植物世界还是很神奇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说植物会浮现出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最平常的花草，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特神奇的植物。比如，含羞草，我们身边经常就有，一碰它的叶子会卷曲；甚至我们最熟悉的向日葵，它的盘随着太阳不停地转，总是向着太阳……这些事实上都是植物很神奇的一些表现。那么，植物学主要研究的是什么？您能不能特别通俗地告诉我们一下。

　　洪德元：植物学是个很大的领域，在科学分类上也是一个一级学科，包括有植物分类、植物遗传、植物生理、植物生态、植物解剖学、植物胚胎学……

　　张绍刚：我以后开一个研究叫植物心理。

　　洪德元：这就是真正的原始性创新。(现场笑声)

　　张绍刚：洪教授，您研究的哪个学科主要研究什么？

　　洪德元：我研究的学科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问题，你一旦走出去，走到草地上、走到森林里一眼看到这么多花花色色的植物，那么究竟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处？第二个问题，这么多植物，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关系怎么产生？为什么这端比较亲，那端比较远？整个生物从远古来讲都是一家，都是很简单的细胞起源来的，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世界、植物世界、动物世界，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它的发展、进化、过程和机制是什么？我的专业就回答这么三个问题。

　　张绍刚：一旦对一个学科进行研究的时候，它和我们普通人所看到的这个学科的表象就完全不一样了。洪德元：那是。张绍刚：比如，当我们看到一朵花会有时候，我们因为它漂亮而喜欢它；当您看到一朵花的时候，您是不是首先看到的都不是看它的美丽了？您首先看到的是球、茎、叶儿、属，当您看到一朵特别漂亮的花的时候，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特别它的丑陋，它的亲戚的模样，会是这样吗？

　　洪德元：人有爱美之心。漂亮的花大家人人都喜欢，我也会喜欢。我考虑更深的就是很可能这个很漂亮的花跟很丑的花可能是一家，跟另外一种漂亮的花可能还不是一家，离得很远。比如说，牡丹，牡丹很漂亮，兰花也很漂亮，可是牡丹和兰花从它的亲缘关系来讲，非常非常远，很远很远。

　　张绍刚：和兰花亲属关系近的是什么？

　　洪德元：相对而言，和百合花还近一点。

　　张绍刚：牡丹和什么比较近？

　　洪德元：和罂粟比较近。

　　张绍刚：开起花来都死乞白赖地开。您喜欢牡丹吗？

　　洪德元：我当然喜欢牡丹，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大家都喜欢，确实很漂亮，花那么大，而且各种各样的；第二个是因为我至少这几年在专心研究牡丹，当然我就喜欢它。

　　张绍刚：我对牡丹有些不同的意见。中国的唐代是牡丹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洛阳牡丹成为中国的一绝，从此牡丹名声大噪。但是，从现在来讲，我总觉得牡丹是一种特庸俗的花，我觉得它长得死乞白赖的。您看看兰花一开，开得那么纤细，那么有分寸、有节制；你看牡丹，呼啦开一遍，花本身都像开得一大遍。我们现在了解的牡丹更多的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就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一说牡丹就雍容华贵，一想牡丹首先就想到唐朝的胖美人儿这种感觉。那么，除此之外牡丹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吗？

　　洪德元：牡丹根的皮都是中药，《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牡丹和芍药是同一个属的，它们是姐妹，牡丹是木本的，芍药是草本的，但是它们是姐妹。最先是中国了解牡丹和芍药是从它的药用价值来了解它，我们才来记载它的品种，也就是说牡丹和芍药先发现它的药用价值，然后再利用它的观赏价值。

　　张绍刚：先是看到它是能够治病救人，然后才开始看，欣赏这个花。是不是很多植物在最初中国古人所观察到的这些植物，所记载下来的植物，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先药用，再观赏？

　　张绍刚：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在2000、3000年前，那时物质条件很差，人们第一个要活下来，要吃饱，而且要解除肉体的痛苦，这是第一需要；然后物质稍稍丰富一点，才有可能说欣赏欣赏，观赏观赏。

　　(音板：洪德元院士的研究领域涉及植物学的方方面面，诸如高等植物重要类群的系统学、物种生物学、细胞分类学、中国主要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濒危植物的进化生物学研究以及芍药属(包括牡丹)的分类与起源研究等等。洪德元院士认为，人类在新世纪几乎想要什么样的植物就会有什么样的植物，有抗干旱的、有抗病虫害的。长期困扰人类的粮食问题、医药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生命与生活之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洪德元研究员正在讲述自己对植物和植物学的独特理解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绍刚：在我印象当中，科学家和您不太像。我觉得科学家性格比较内向，但是我感觉您比较外向。

　　洪德元：对。

　　张绍刚：是不是因为植物学家老是跑呢？

　　洪德元：我为什么选择植物学这个专业。

　　张绍刚：就是因为性格比较外向？

　　洪德元：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跑、喜欢活动，我也是这么多年每年都要去野外。

　　张绍刚：但是，我想象在一个学科当中，真的是有建树，特别痴迷，钻进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爱因斯坦怎么样啦，达尔文怎么样啦，没事把手表放在锅里煮，我们觉得科学家应该是那样的。但，看着您不像是那样的，我相信基本在您身上不会出现手表会放到锅里煮的情况。

　　洪德元：哦！

　　张绍刚：出现过吗？

　　洪德元：我也有出洋相的时候，我先后两次，我在看书或者写文章的时候，我老婆不在，结果把高压锅煮干了，煮干把高压锅煮成锅了。

　　张绍刚：炸了吗？

　　洪德元：没有炸，但是坏了，没办法当高压锅用了，只能当普通锅用了。

　　张绍刚：您一定不是忘了，您是想看看您买的那个菜所属的植物，在被烧干之后的植物表现是什么样的？

　　洪德元：我还没有傻到要做那种实验。(现场笑声)还有一次是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那一次我老婆不在家，那个时候买个鸡是很难的，也没有多少钱买鸡。我买了一只鸡回家烧，烧烧烧，结果也是忘了，全烧坏了，烧成炭了。

　　张绍刚：您是想看一下鸡吃下去的那些植物，在鸡肚子里消化以后是怎么炭化的？

　　洪德元：你可能觉得我是喜欢尝炭的味道怎么样，炭比鸡更有味道一些。(现场笑声)

　　张绍刚：洪教授，我在和您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您真的不像一个科学家。我觉得科学家都是属于埋头做文章的，当然植物学本来就要开开门，不能闭诈造车，要经常出去和外界接触。现在，我们还是说回到您本行，刚才我们接触过的一些话题——关于出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实事上对于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科学从业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也是很敏感的问题。您当时是两年之后按时回来了，但是您现在是带着博士。我相信您的很多博士也会出国，您会怎么要求他们呢？您把回来当作对他们的一种要求吗？

　　洪德元：我二十世纪80年代带的学生在国外，我刚才讲到我自己对回国的态度。但是，我的学生希望能出去，像我们做这一行，在国内也很好，很有优势，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植物都有，国外还不见得有这种条件。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这里跟国家环境问题有关系。我是当了教授，1988年我提的研究员，那时1988年、1989年、1990年出国热很厉害，我劝我的学生：我希望你取得博士学位以后，您再出国去见见世面，然后再做个博士后或者在国外寻找你的朋友，看看国外怎么做实验、研究，你也可以做学术交流再回来，你经历更丰富一点，我希望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没读完就走了，我劝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洪老师您不要劝了，您在您这一辈里算是姣姣者，您50岁就当了教授，有的人一辈子也没当上教授，可我当教授还早呢？您不就是180块钱、两间房子吗？我要奋斗多少年，我这辈子能不能当上教授还不知道呢！我没法劝他们，我当时确实是180块钱，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拿多少，至少拿两千三千块钱，那是我的多少倍啊！所以我无法或没有劝他们。后来，在我再问了我不同的学生，出国考虑的是什么？有的学生说我出去外面挣点钱再回来，因为读博士生当研究助理，也可以当相当于助教那样，教授会他一点补贴，然后他自己的助学金，如果再节约一点，他读完博士以后确实还能挣点钱回来；每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但是有的跟我说我们希望到国外，主要是看重国外的学术思想、硬件水平、科学水平和它的管理运转制度。他说，如果国内有这样的条件我也不一定一定要出去，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打动很深。我既是博士生导师又是实验室的主任，所以我觉得要培养一个好的学生，要留住好的学生，要让好的学生留下来，年轻人留下来，你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实验室主任，你必须把要把这个实验室建设得世界一流，要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设备，还要比较灵活的学术空气，运转要自如，学术空气也比较浓厚，我觉得我就是朝这个目标在努力。

　　张绍刚：您提到的这三点都特别重要，对科学研究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要有先进的思想，然后要有先进的设备，同时还要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

　　洪德元：而且要在管理要运行得比较自如，大家都觉得很方便，使用仪器，买个药品大家都感觉很方便。

　　张绍刚：不会盖那么多章，走那么多路。

　　洪德元：对，你复印个东西都很方便，发个传真、打个长途电话都要很方便，要不然跑这个楼那个楼的。

　　张绍刚：实事上，经过您的努力，您的实验室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洪德元：4年以后，也就是前年我交班的时候，我这个实验室在全国竞争，在生命科学里评了第八；我们是个部门实验室，我们是部门实验室里排第二，我们把3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挤到我们后面去了，我们这个实验室名列前茅。标志之一就是2001年国家基金委第一次正式创新群体，也就是优秀群体，创新群体指的是年轻人，当然我们是老了。我们这个实验室，我们首批生命科学院区的五个创新群体之一，有一半的是年轻人，他们在国内外有点名气的，他们团结合作得很好，创造出了很高水平的科学成果。

　　(音板：洪德元院士对植物的热爱，实际上就是对祖国广袤地域内丰富植物资源的热爱；自己对工作的热爱，不仅表现在自己的科研成果，同时还体现在培养年轻的一代、体现在家人的理解人。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主持人张绍刚和现场听众将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洪德元研究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眼界》。)

　　张绍刚：我们一直在讲您的经历，您的研究方向和您在现在的科研方面做的工作。现在，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哪位朋友对洪先生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洪老师具体交流一下？

　　现场听众1：洪教授，我们冬天在家里的盆花，不开窗户，这对人体有没有影响？

　　洪德元：大家都知道，植物白天利用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整个植物总的来讲是放出氧气，一般家里养的植物都是没毒的，所以说家里养的花很有好处，增加点氧气，不光是好看了，应该都是好的。

　　张绍刚：但是到了晚上呢？尤其是到冬天又关上窗户，那个花在家会怎样？

　　洪德元：它也要吸收一点氧气，放出一点二氧化碳，但那都不是很强。

　　张绍刚：也就是冬天我们即使关上窗户家里养花也没问题。

　　洪德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白天放出很多氧气。

　　现场听众2：我听完您的经历，我对您是肃然起敬。我想问您在家里的阳台上都养了哪些植物？给我们建议一下，在家里养花的时候，什么样的花适合家来做，既适合养又美观？

　　张绍刚：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刚才也想问的。您家里自己也养花吧？

　　洪德元：我也喜欢花，也喜欢植物。刚才讲了，植物可以带来清新的空气，还可以增加一点氧气，但是我经常出差，我的孩子不跟我们一块儿住。我老婆也是学植物的，她虽然退休了，你想跟老伴分开也不合适，所以我出差她也要跟我一块儿一起去。一去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就不适合养什么花，所以我就养一些老不死啊！干不死啊！仙人掌这一类的。半个月、一个月不管也无所谓，我回来它还活着。所以人家送点好花，一出差回来全没了。当然，你这个问题最好问园艺方面的专家，就我所知道植物学知识来讲，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南方湿度大，温度高，而且一年到头气温相对比较均衡；对于北方来讲，冬天又干又冷，花和植物放在家里阳光不够充分，放到阳台上又很冷，而且很干，所以选择就要选择一些耐旱、耐寒的植物，比如兰花在北方就不适合。兰花需要湿度大，不需要什么肥料但是要通气，所以兰花在北方很难养，你光喷点水还不行，因为空气是干的，兰花需要不是土壤太湿，往往需要的是湿润的空气湿，它需要一个潮湿的环境，所以要根据北方的特点来选择，一个是你的喜欢，一个是要耐旱、耐干。

　　张绍刚：洪教授是植物学家，植物学家就不一定爱在自己家养花，爱在自己家养花的不是植物学家，应该是园艺师。另外，洪教授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在学问上很喜欢植物，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喜欢自己老婆的程度远远超过植物，所以带着自己的夫人到处去转一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次专门请一位园艺师来，一步一步地告诉大家在家里怎么养花，好吧！这个问题问洪教授稍稍为难了一点，洪教授在家不太养花。

　　洪德元：没条件养花。

　　现场听众3：洪教授，我是学畜牧的，应该说对生命我是研究动物的。

　　张绍刚：你研究的是奔跑的生物，洪教授研究的是在这儿站着的生物。

　　洪德元：它要吃我们的。

　　现场听众3：可是毕业以后，我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但是，我在学校实验室里主要看一些光学显微镜，当时比较先进的是电子显微镜。我就有个愿望看看电子显微镜是什么状况？我的意思是有机会能不能到你的实验室参观一下，到那里去体验体验电子显微镜或者更高级的仪器？

　　洪德元：可以啊！研究植物是离不开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有两种：一种是透视电镜，一种是扫瞄电镜。透视电镜是经过超薄球片，然后看器官里面解剖的结构；扫瞄电镜是看你器官的表面，比如你的头发如果在扫瞄电镜一看，不是那么圆滑滑的，有的很粗糙的，这就是看你器官组织表面的，扫瞄电镜和透视电镜是植物学研究的必备武器。

　　张绍刚：他的愿望是想去看一看，给洪教授一年的思考时间好不好？明年洪教授您再回答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保密的情况存在？

　　洪德元：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有保密的情况。

　　张绍刚：植物研究有没有？

　　洪德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研究所没有保密的。除非像克隆大熊猫，它的进展怕竞争对手知道其中的奥秘，由于竞争的问题，就有点保密，而像我们在国际上、学术上都不保密，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信息，你在做什么。你的进展很好了，我就不做重复的工作了。

　　张绍刚：洪教授，我想问您最后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到现在，从学术领域来讲，我不能说在学术研究上您走到头了，但在位置上我认为您走到头了，院士、教授、博士导师。

　　洪德元：我还去年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

　　张绍刚：这样您基本上到头了，可能还有其它的院士称号在加，但也就这样了，您还有什么很遗憾的地方吗？

　　洪德元：应该说有。毕竟我们在植物学上的研究和世界还有差距，我们做的工作还没有让全世界认可，不是NO1。我可以做的工作我觉得在世界同等里平起平坐，但是我还没有说洪教授做的工作是世界上很杰出的，只能说是平起平做，这是我的遗憾。

　　张绍刚：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让您自己评价自己，您觉得您一个什么样的人？

　　洪德元：应试说我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者。

　　张绍刚：还是一个不错的丈夫。

　　洪德元：一个好丈夫，一个很不错的导师。

　　张绍刚：一个不错的研究者，一个很不错的丈夫，还是一个很杰出的导师。

　　现场听众4：父亲呢？

　　洪德元：父亲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尽到责任的父亲。

　　张绍刚：您的孩子没选择这一行吧？

　　洪德元：没有。我让他自由，好多我的同事都说你太自由了，让孩子这么完全自由地发展。我说我受到瑞典教育的熏陶，我在瑞典呆了两年。我在瑞典对我的一辈子还是很重要的，尊重人的自由发展。你当导师，你也要让学生有自由发展的过程；你当父亲，也让孩子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你不要什么都管着他，卡住他，这是我在瑞典学到的理念。

　　张绍刚：今天我们在和洪教授聊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做科学家，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潇洒，而且做科学家也可以顾及自己的家庭。您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科学家，没事说着说话就说我老婆怎么样，这样的科学家不多，所以洪教授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好丈夫的印象超过了他是科学家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一科学实在是太陌生，科学对于我们来说太专业了。

　　洪德元：科学也需要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家庭和老婆的理解。

　　张绍刚：这是洪教授第200多次提到自己的妻子。(现场笑声)我觉得如果洪教授的夫人正在收音机前听这期节目的话，您一定会觉得非常幸福。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祝愿：一方面希望洪教授在自己学科的研究上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头去，能够超起平起平坐的范畴；另外一方面，希望洪教授和自己的夫人以后没事的时候，常去旅游旅游，家里不要种不好养活的花，别给自己生活添负担，最重要的是家庭生活一定幸福，因为幸福的家庭是一个科学家做好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节目的宗旨叫做传播知识，了解科学，感悟人生，把握成功。非常感谢洪教授，感谢现场的朋友，同时感谢在收音机前坚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下周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特别节目《眼界》再见！(现场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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