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邹承鲁——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主持：张绍刚

　　编辑；董廷燕扎西顿珠

　　主持人：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我是主持人张绍刚。今天到我们节目中作客的嘉宾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首先我们欢迎邹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掌声)同时我们现场还有十几位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听听邹先生从事的行业和邹先生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邹先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儿，但对于学生物化学之外的人来说，可能知道邹先生名字的人不多，不过我听我一个学生物化学的朋友讲，“学生物化学，如果不知道邹先生就像您在中国生活不知道北京一样，但毕竟我们和邹先生还是有隔阂，我们在开始节目之前先介绍一下邹先生的经历。(音板：邹承鲁，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多年来，邹承鲁还任一些国内外重要科学期刊编委，还曾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邹承鲁先生在英国攻读研究生期间，在国际上最早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1958年以后，邹先生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邹承鲁先生又回到酶的研究工作上，所确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确定必需基团数的方法已经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和采用，并被称为“邹式公式”、“邹式作图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眼界》——《我的科学之路》，本期嘉宾中国科学院邹承鲁院士，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绍刚：在我们知道邹先生的经历以后，我们还是先回到邹先生的行业本身，我们觉得听到生物化学是很高深的概念，您研究的是什么？

　　邹承鲁：基础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索真理，我们直接研究不是研究作药或者看病，但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长远来说都会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它的作用。比如所有的生命所有的遗传物质——核酸，大家不学生物化学也知道，核酸现在炒得很热了，核酸的主要结构(是1953年在英国发现了这个结构)——所谓双螺旋结构，双螺旋出来以后就改变了生物学的面貌，产生了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产生以后对我们人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现在基因治疗，转基因作物，都是从DNA双螺旋结构开始的，可是DNA双螺旋并不能直接变成转基因植物，也不能直接进行基因治疗，基础研究为这些应用奠定了基础。

　　张绍刚：我看了一份儿您的介绍材料，上面说您曾经主要研究过酶，酶到底是什么东西？

　　邹承鲁：所有的生命都有千万种变化，严格的说是化学变化所构成的，比如我们在这儿说话就要消耗能量，身体就产生了一些能够提供能量的化学变化，把身体储存能够变成能量的东西消耗完之后你要补充，补充要吃东西，你吃东西进去不能直接用，要消化，消化也是化学变化。所有的化学变化，除了极简单的变化之外，在生物体之外都是不能进行或者进行得很慢的，需要它在瞬间发生就要催化，酶就是生物体里的催化剂，在酶的催化之下，这些化学变化才能进行，所以，“没有酶，生命一刻也不能进行”这句话是绝不夸大的。

　　张绍刚：邹先生，您今年79岁了，您当年选择要做化学或者要做生物学研究，那时候您有多大？

　　邹承鲁：我在高中就有这个志向，18岁毕业嘛，18岁以前就有这个志向。

　　张绍刚：18岁以前就想学生物？

　　邹承鲁：学生物化学。

　　张绍刚：我们都知道41年是抗日战争，国家还是比较动荡，那时候很多高中生，热血青年会选择文学，拿起笔做武器或者怎么样报效祖国，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沉淀的一个学科？

　　邹承鲁：我相信中国将来的兴盛是需要科学的，科学不发达，一个国家没有前途，所以决定要搞科学，现在还这么想。

　　张绍刚：这是您当年的理想，兴趣也在这儿？

　　邹承鲁：对。

　　张绍刚：作为一名高中生，怎么培养起来自己对生物化学的兴趣？

　　邹承鲁：应该说跟几个中学老师有一点关系，中学的化学老师使我对化学感兴趣，但我对化学感兴趣不是简单的氢加氧或者金属搁到酸里就冒泡了，不在这些东西，而是更复杂系统的化学，当时最复杂系统的化学就是生物化的化学，所以我很早就想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

　　张绍刚：您当时除了化学之外，作为18岁的少年，您还有什么爱好吗？

　　邹承鲁：所有的高中理科科目我都感兴趣，物理，化学，生物学我都念得不错，我对文学也很感兴趣，特别是中国的经典文学，唐诗宋词我都念了不少。

　　张绍刚：我觉得学生物科学应该说头脑特别理性，而一个喜欢唐诗宋词的人应该说内心特别瑰丽的。

　　邹承鲁：我想它们并不矛盾，科学是求真，艺术是求美，这两个可以很好的结合。

　　张绍刚：您现在还喜欢唐诗宋词？

　　邹承鲁：我们家现在还有这些书，有时候我还看。

　　张绍刚：您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要找规律，我们说要找一种科学上的逻辑和精神，在找到这种逻辑，找到这种精神之后来形成自己的思路，再用这种思路做自己的研究，这是优秀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是我看过一些介绍您的文章，上面说您并不反对死记硬背？

　　邹承鲁：对，我不仅不反对死记硬背，而且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中文老师都要我背一些东西，当时我也背了，背得很苦，但是我发现背这些东西对我的写作很有好处，一直到现在我的中英文都写得可以，虽然在国外只呆了短短四年，但是我的英文写作比较熟练，我想这跟中学时候英语老师的训练，要我背，很有关系。

　　张绍刚：您说您以前中文英文都背，您还能记得一些当时背的中学的课文吗？

　　邹承鲁：比如《前后出师表》里面一些名句我还记得，一些诗我还记得，唐诗里面我比较喜欢的诗段，五言绝句、律诗，这些诗还背得不少，长诗过去《琵琶行》我能从头背到尾，现在不见得背得全，但是《琵琶行》大体我还能背。

　　张绍刚：其实现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时候，好象把您刚才说到的对知识的理解和对某些知识的死记硬背是放在两头的？

　　邹承鲁：我教学生学科学也从来不要求他们死记硬背，学科学要理解，只有你理解的知识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可是某些东西是要背的，比如蛋白质是由20种氨基酸构成的，这20种氨基酸你要听我现在可以背给你听，每个氨基酸有它的符号，这些符号你一定要背，不背，你看文章看到它就不认识。

　　张绍刚：事实上我特别理解邹先生说的背，因为有些东西还非背不行，比方说化学元素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化学老师也很严厉，天天让我们背化学元素表，我上高中二年级以后就没有再接触过化学，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了，但我现在仍然背出来一些，比如氢氦锂铍硼……我可能可以背到40位，可能你并不是很有意识，但是背着背着它当然就进入了你的脑子了，你是不是也提倡这种东西？

　　邹承鲁：背也要找它的规律，你刚才说的周期表，你了解周期表的规律就帮助你背，如果你不了解规律真正的死记硬背也非常痛苦。

　　张绍刚：我当时也是死记硬背，基本把它变成了五字歌谣，背着觉得很好玩，呼噜呼噜就下来了，十几年都没有忘。

　　(音板：邹承鲁院士认为，在当前，我们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确实是很清贫的，但是只有那些安贫乐道，热爱科学，对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不追求高官厚禄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攀登科学顶峰。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一个科学上的设想，经过不懈的努力而终于得以实现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眼界》——《我的科学之路》，中国科学院邹承鲁院士正在讲述他坎坷的科学道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绍刚：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科学研究这个话题，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必须承认，科学研究是需要硬件的，是需要设备的，是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的，在这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特别是生物科学的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必然是存在一些差距的，现在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选择的是生物科学、生物化学，很可能你的目标就不打算在中国继续下去，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国外有更好的资金更好的设备。

　　邹承鲁：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在英国做的，那时候刚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是47年到的英国，欧洲战争是44年结束的。英国人们生活也很苦，什么都靠配给，我们过去有段时间也是什么都要票，英国也讲粮票，布票，糖票还有蛋票，一个人一个星期一个鸡蛋，凭票供应，所以那时候生活也很苦。生活苦就反映在实验室穷，但它有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我的导师就常常跟他实验室的人说，他的实验室设备也是相当差的，他常常说搞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思想，是脑子，你有创新的思想是第一位，设备是第二位。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因为他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有一次，有一个富国的科学家访问他，富国的科学家就说，“我的实验室里装备了这个仪器、那个仪器”，说了一大堆仪器，最后说“请问您，我该做什么研究呢？”当时我们导师不太客气，把他打发走了。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说，“假如你没有创新的学术思想，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没有自己的脑子，就是你装备了全世界一流的仪器，你还是做不出一流的研究。”这个故事我到处讲，我希望我们国家这种风气能稍微转一转，不要专看物质设备上，应该说我这一生比较好的工作除了胰岛素需要条件，其它的工作都不是在大量的设备条件下做出来的。但我不是说不要设备，设备是需要的，但不能光靠设备。我们现在学术界有一个风气不是很好，大家想尽办法跟政府要钱，买这个买那个，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一个仪器已经买来了，已经装好了，不知道这个仪器有什么用，因此我们会说在科学界用牛刀杀鸡的事真不少，每个高级品牌的东西做一些小事。

　　张绍刚：我们再回到一些研究生物化学的人出国的问题上，我相信您也有您特别得意，特别喜欢的学生。

　　邹承鲁：我很高兴说我最好几个学生还是在国内的，我活到这么大的岁数了，我现在有三个学生都是院士，这几位院士学生都出过国，最后都回到国内工作。

　　张绍刚：您研究了一辈子生物化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也被业界认可而且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现在很想知道的是您对以前的工作，以前的生活还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邹承鲁：最大的遗憾我是51年回国的，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真正开始做工作是78年，51年到78年是27年时间，在这27年时间能够做工作，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是11、12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搞运动，这是最大的遗憾，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出去以后都能够回来，因为一个国家的科学必须靠在本国做的工作才能树立起这个国家的科学基础，现在我们报纸上有一个方式我不大赞成，就是常常宣传中国旅美学者某某某有什么重大突破重大贡献等，你在美国做得再好还是美国的工作，不是中国的工作，你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的工作才是中国的工作，所以报纸上宣传这些东西起了一个很坏的负作用就是你说现在有很多学生跑到外国不回来，一个是这个宣传有关系，一个是跟我们现在一些政策有关系，就是给洋博士比土博士给予更高的待遇，这就鼓励大家出国，80年代当时国务院有个人才引进办公室，我在政协上有个发言，我建议人才引进办公室应该改个名，改改它的工作方向，改成人才保住办公室，我觉得保住人才是第一位的，引进人才是第二位的，我们国家现在有那么多人才，如果你把那些人才都气走了，引进了女婿气走了儿子，光注重引进人才，结果把我们现有的人才都吸走了，这个办公室不是极大的失败吗？

　　张绍刚：周先生，我们知道当您在学术领域建立了非常高的权威之后，容易产生的结果是年轻的学者遇到您的时候是需仰视才见，这样慢慢您会变成了对年轻学者无形的压力。

　　邹承鲁：对于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学问而有成绩的我是非常高兴的，鼓励都来不及，我所反对的是不走正道，靠浮夸，靠报纸上的宣传炒作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成绩，我最看不惯这种人，是要说的。

　　张绍刚：我现在很想知道您怎么评价自己？

　　邹承鲁：我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离我当初的希望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我做独立还不够，另外我想跟打打停停有关系，在我精力旺盛的时候没有让我全付精力投入到科研领域。

　　张绍刚：当听到一些人说您是泰斗，说您是权威，给您很多学术上的荣誉称号的时候您的心态如何？

　　邹承鲁：应当是压力，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研究工作，只是没有象年轻的时候做得那么多了，还想做一点。

　　张绍刚：您现在还上班吗？

　　邹承鲁：天天上班。

　　张绍刚：就像上班族一样。

　　邹承鲁：嗯。

　　(音板：邹承鲁把自己一生做学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跟踪最新发展前沿，不断提高水平，勤奋工作，永不自满。邹承鲁院士说，他形成这一思想和自己在从中学到研究生时期所有老师的教导密不可分。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眼界》——《我的科学之路》，中国科学院邹承鲁院士正在讲述他坎坷的科学道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绍刚：在1949年您的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当时是英国的《自然》杂志，而且一发表就一鸣惊人，1949年作为一个20几岁，仍然是年轻的学者，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论文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当时怎么就想到把论文发到《自然》杂志上？

　　邹承鲁：虽然这篇文章是单一做的只有我的署名，没有我的老师的署名，虽然这样，但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师，做研究生的时候，题目是老师给的，他给我讲为什么要做这个，大概怎么做，我做他的研究生他大概60岁了，很忙，所以管我管得很少，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有时候找找他，有时候他实在没时间找一个师兄对我指导，这个工作完成之后他说你做得差不多可以写论文了，我就写了一篇论文，草稿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定稿之后我理所当然把他的名字写在前头，他一看这个定稿提笔就把他的名字划掉，说你自己发吧，我说投哪儿？他说你可以投《自然》杂志，我就照他的话投了，人家就接受了。

　　张绍刚：《自然》杂志在科学界到底是怎样的位置？

　　邹承鲁：可以说是世界顶级杂志之一吧，各行各业的顶级杂志之一，所有的科学，不管是物理，生物，化学，地学，最好的文章都往《自然》杂志上投，虽然它一个星期一本，但只有薄薄一本，篇幅非常有限，所以条件就比较严格，他总认为是比较有价值的，一般的杂志一次审稿，他是两次审稿，第一轮他先找一些专家看看，这个文章的主题内容是不是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他就不再审稿给你退了，如果第一轮审稿有价值他再搞第二轮审稿，第二轮审稿就看这个文章有毛病没有，两轮审稿通过他才接受发表，这是比较难的，一直到现在还是世界上的顶级杂志。

　　张绍刚：一方面是顶级，一方面也是很严格。

　　邹承鲁：要严格才能成为顶级杂志，它要是马马虎虎，所有的都登就成不了顶级杂志。

　　张绍刚：邹先生，我刚才注意到一点，说到您选择生物化学开始到您发表您第一篇论文的经历中您在反反复复的说到老师，从您的高中老师一直说到自己的导师，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您说到自己的老师的时候还是投入了很大的感情，您觉得您的老师在您的生命中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邹承鲁：起到了一个引路人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领进门是要靠老师的，做得好坏还要靠自己努力，老师不能替你做主。

　　张绍刚：您的老师对您很严格吗？

　　邹承鲁：我碰到所有老师都很严格。

　　张绍刚：严格到什么程度？

　　邹承鲁：我就拿我研究生的导师，一个英国人，他对我写的文章要反复看，不但他自己看，他先给我的师兄看，他们提了意见，改了之后给他看，他看不只一遍，有时候改了好多遍，他认为满意了才投，所以我学到他这个习惯，以后我对自己也是这么对待。

　　张绍刚：听众朋友现在看不到您的外形，我现在给大家描述一下邹先生的外形，满头白发，眼睛里面放出的光芒很慈祥，再加上一缕长长的白色的眉毛更让我们觉得慈祥，您的学生会不会把您看成父亲？

　　邹承鲁：我年轻的时候学生还是怕我的，虽然我不骂，但有时候我说话还是很严厉的，我也是从老师那儿学到反复挑毛病，挑到没有毛病可以挑了才能过关。

　　张绍刚：在您岁数大了真的变得慈祥了。

　　邹承鲁：渐渐的变了。

　　张绍刚：我对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很大的区别，它很精密，就像我们学数学一样有一个标准答案在里面，而人文科学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邹承鲁：自然科学很多东西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作为科学研究有很多不知道答案要求这个答案，你求出来这个答案是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你要反复论证，所以不能说一定有标准答案，这个话也不对，但在研究过程中有时候是挺痛苦的，反复寻找方法，找不到答案的时候确实很痛苦，但你乐在其中，你设立一个课题找不到答案，经过反复研究找不到答案，最后找到答案了，那个乐趣是语言难以形容的。

　　张绍刚：就像众里寻他，然后蓦然回首，您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蓦然回首？

　　邹承鲁：这个每个问题不一样。

　　张绍刚：您做的最难的课题有多久？

　　邹承鲁：拿胰岛素来说吧，当然是很多人做的工作，从发起到完成是七年，58年发起，65年完成，七年，当然我只干了当中的一部分。

　　张绍刚：您刚才提到了胰岛素，我们了解的资料您是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我们也老听到胰岛素的概念，比如某某病人就一定要注射胰岛素，胰岛素到底是什么东西？

　　邹承鲁：它是一种激素，我在来这儿之前不是说我四点钟要打针吗？打针就是注射胰岛素，因为我有糖尿病，正常人是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但是有糖尿病以后或者胰岛素的分泌发生障碍、胰岛素的使用受到阻碍，这时候产生胰岛素发生阻碍就要注射胰岛素，我现在每天要打两次胰岛素。

　　张绍刚：胰岛素的研究对于现实来讲，这种激素的研究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邹承鲁：这个问题我被人家不知道问过多少次，有人说你们合成胰岛素以后我们打胰岛素就靠你们合成了？这个话不对，因为我们做基础研究，真正到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是可以合成，但是合成花的钱很多，成本非常高，因此要靠合成胰岛素来打，糖尿病人全完蛋了，还要靠其它方法得到胰岛素，现在市场主要靠什么方法？一个是靠从动物的脏器里提取，另外有基因工程，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制造胰岛素，这样成本低，胰岛素人工合成是有它的意义，但是也不能把它吹得过分，为什么说它有意义呢？因为胰岛素也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基础，所有的生物它的遗传都是靠核酸，他日常的活动都靠蛋白质，酶的绝大多数都是蛋白质，现在有些核酸也是酶，总的来说绝大多数酶还是蛋白质，另外我们一举一动肌肉收缩靠蛋白质，动物的一些活动要靠激素调节，很多激素也是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和人体或者生物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恩格斯不是有句名言吗？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蛋白质对生命活动是极端的重要，你要认识生命，认识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你充分掌握蛋白质合成又是重要的手段。

　　张绍刚：我不知道现场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和我感觉一样，我们以前听蛋白质这三个字就是吃东西的时候需要补充的东西，但邹先生一说这个蛋白质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的理解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突然发现它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天天在我们身体里拼命活动的物质，而且我发现邹先生一个特点，凡是讲到他自己的经历，都是言简意赅，凡是讲到他研究的领域，源源不断。

　　(音板：对于科学研究的条件，邹承鲁院士认为：先进的学术思想和勤奋工作是第一位的，是工作取得进展的内因，而先进的仪器只能是第二位的，只能是工作取得进展的外因和重要条件；对于科学家声誉的建立，邹承鲁院士认为：应该完全依靠自己的工作，在严肃的科学书刊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结果、见解与论点，依靠这些工作和论点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经过反复的实践，通过国际上的广泛引用，取得国际科学界的公认。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眼界》——《我的科学之路》，本期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绍刚：现场的这些朋友，没有人学生物，也没有学化学，听了邹先生讲以后对邹先生的个人经历感兴趣还是由此唤发了大家对生物化学无比的热情和好奇心？

　　听众1：邹先生在文学方面以前您会背这些东西，至今还能记这么清楚记这么多，所以我说邹先生对我们提出一些劝言或者建议？

　　张绍刚：弄得我们节目像跟结束一样，但这位同学太着急，想知道邹先生对我们现代大学生的建议？

　　邹承鲁：我想研究科学要做得好，我们选择任何职业都希望把它做好，对理科学生要把一门学科做好，首先要真正选择你感兴趣，你喜欢的东西，只有选择你喜欢的，有兴趣的东西才会不感到痛苦，不感到疲劳，才能逐渐深入。现在的学生受社会影响，择业首先问待遇如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就很有钱。

　　张绍刚：我现在又回到您自己的择业，您当年择业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物质？

　　邹承鲁：没有考虑到现在流行的待遇如何，条件如何，选择的科学研究主要要考虑做科学研究的园地，我从英国得了学位之后，马上回国，我大概五月份拿到学位，六月份坐船就回国了，回国之前有两个地方答应给我职业，一个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回清华教书，还有一个是上海生物研究所，我当时没有什么考虑就选择了生物化学研究所，5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教学为主，基本不怎么做研究，到了研究所以研究为主，所以我毫无考虑的去了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当时择业的原因。

　　张绍刚：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当年您的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可能在学术上没有您做得好，但他们可能选择了一个更物质化的，从事生物化学领域现在也是很热的行业，当看到这些人挣钱挣很多的时候，您一点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吗？

　　邹承鲁：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他们。

　　张绍刚：但您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您不得不说对于大部分中国人在情绪上多多少少有一些浮躁，这些浮躁可能来源于比较，来源于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比我们自己好，在这个相对浮躁的环境里您不觉得您的状态是非常纯粹的状态吗？

　　邹承鲁：你真正搞科学，真正热爱科学，真正钻到里面去了，旁边的事情不会给你过多注意，现在的浮躁之风，我在报纸上常常写一些文章反对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在于科学界有的人下了海，发了财，离开科学界也就算了，但他还在科学界搞一些歪门邪道来建立自己在科学界的声誉和地位，这些我是极端反对的。

　　张绍刚：您说到科学界，也有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就出来一个专有名词，叫学术剽窃。

　　邹承鲁：其实这个剽窃80年代就有了，中国最早被发现的叫李赋斌，江西一个学校的副教授，他是抄一篇国外的文章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最后被发现，被揭露，这个人就被学校开除，那时候报纸上也宣传过，后来被人忘了，王铭铭事件出来以后我听说北大有人为他抱不平，这个抱不平我不能接受。

　　张绍刚：为什么呢？

　　邹承鲁：如果一个人的主要论著是抄来的你怎么证明他确有水平，确有学问呢？怎么说他有贡献呢？贡献不是他的，是人家的，这是第一，第二，抱不平还有一定道理就是北大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处理，这是不公平的。

　　张绍刚：在学术界多年我相信邹先生一定知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不会抄，你抄来抄去，我可能不是直接抄，我找800篇文章，每一篇抄一段儿，我凑了800段，我这篇文章观点丰富，内容祥实，在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学术剽窃并没有被发现。

　　邹承鲁：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我小孩儿就老跟我说这个话，流行这个话，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可能有这个可能，把人家的意见都综合起来，变成自己的，这我不敢说，但自然科学不存在这个问题，绝对不能抄，哪怕一个实验都不能抄，一篇论文是由好几个实验构成的，哪怕一个实验是抄的，你这个论文就站不住脚，自然科学的科学研究一定要讲究创新，所有的实验都是你想出来自己做的，不是人家的。

　　张绍刚：我知道您还有一个格言，“业余爱好不可无，第二职业不可有”？

　　邹承鲁：科学研究需要一个人付出他全部的生命，也就是你要全部精力搞才能搞得好，哪怕你用9%的精力，10%的精力也搞不好，所以第二职业不可有，比如白天我上班做研究，5：30下班我做生意，做什么你都要动脑子，你脑子的能力有限，所以搞第二职业你的科研就一定搞不好，所以第二职业不可有，业余爱好不可无，因为人必定是休息的，业余爱好是根据你主要的工作，不是你花精力去研究它，而是你作为调济你生活的手段，看看电视，翻翻唐诗宋词，为什么我还能背？就是因为我还常常翻出来看，如果我高中念完以后再也不碰可能现在也背不出来。

　　邹承鲁：我刚才说了，您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纯的人，虽然您已经79岁，但好像还没有被社会的任何一些东西影响，还是活在您的学术世界里，但是您有自己的家庭，比如您的孩子经常跟您提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您所有的观点他都认同吗？

　　邹承鲁：基本认同，但他不搞科学，所以他认同是认同，跟他关系不大，我很幸运的是我的老伴儿，我们共同生活了50多年，她对我的观点是完全认同的，可惜她现在不在了。

　　(音板：邹承鲁院士强调，科学道德精神要忠实于原始数据，这是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发表根本没有经过实验的数据或随心所欲地篡改数据以适应自己主观的需要都是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眼界》——《我的科学之路》，中国科学院邹承鲁院士正在讲述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丰富的人生经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眼界》，现场的听众朋友将与邹承鲁院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张绍刚：好了，我们大家也知道邹先生的研究范围，也了解了邹先生活得特别纯粹的一生，也了解到邹先生对于学术的态度，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听众2：邹先生，您对我们国家生物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以及我们国家生物科学技术领域前景怎样，能谈谈吗？

　　张绍刚：我想它处在相对落后并且距离比较大的位置，这怎么体现呢？定量的来说吧，从发表论文数来讲我们国家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快，但是从我们国家发表论文在受到国际重视的情况来说发展就不那么理想，从这点来看差距还是很大的，特别担忧的是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和我们国家经济形式有关系，这几年经济情况比较好，国家对科学投入也有所增加，因此国外回来的人也多起来，从长远来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国家形式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式比较好，这对我们科学发展是很有利的，所以前途还是很乐观的，我担心的就是浮躁之风有点愈演愈烈的情况，我反对浮躁之风就是因为我看不惯要说，这是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科学能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3：邹先生是中国基础科学方面的泰斗式人物，我想问中国基础科学离诺贝尔有多远，中国的科学家有冲刺诺贝尔的能力吗？

　　张绍刚：在邹先生回答之前我先打断一下，我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诺贝尔情结，因为到现在我们老说诺贝尔，但是老得不到诺贝尔，于是这个情结就越来越深，我想这个朋友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听友的问题。

　　邹承鲁：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有一定道理，成天想着诺贝尔你就永远得不到诺贝尔，你不想着诺贝尔，想着科学哪天就得到诺贝尔了。

　　3：中国科学家有冲刺诺贝尔的能量吗？

　　邹承鲁：我没有杨振宁那么乐观，我觉得在基础科学上有重大突破性的进展需要有一些条件。科学是需要长期的努力，我们现在如果不给科学家以这样的导向，诺贝尔就不会来。一个是要依靠长期的积累，这个积累不但要体现在你身上，还要体现在你周围的人身上，体现在你老师的身上，体现在你师兄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积累，诺贝尔就不会来，给科学一个积累的机会；第二不要老跟着别人走，我们现在有一个风气我是极不赞成，就是追求热点，比如生物学基因热都去搞基因，哪天什么热都搞什么，老去追踪热点，没有自己的东西，诺贝尔要求创新，要有新意，只有创新才能有突破，你老跟着别人走，人家那个热点研究了几十年了，一个热点一出来一群人就一拥而上，中国如此，人家也是如此，你在这种情况中想有所突破也是很困难的，要积累，要培养自己的东西，走这个路，又不要老想着诺贝尔，还是要想着科学，这样有一天我们中国就能出诺贝尔。

　　听众4：邹先生：我觉得做学问和做研究都是特别孤独，有特别漫长的路要邹，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么多年搞科学研究，是不是有觉得寂寞的时候，或者您精神上的追求和物质上的需要有没有冲突过？

　　邹承鲁：做科学恐怕耐得住寂寞是一个条件，做科学你要是做久了，真正对它入迷了，寂寞就不是寂寞了，是乐趣了。

　　张绍刚：各位发现了吗？在我们整个谈话中，当我们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来擅自揣摩科学的精深，揣摩做科学家的孤独的时候,邹先生就会特别平静的告诉我们说,那不叫孤独，那叫享受。当我们看到作为科学家的平稳、持重的时候，邹先生说不叫平稳持重，叫科学态度。

　　张绍刚：实际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小时时间，问了几个非常简短的问题就能够看到一个卓有成就的，一个泰斗级的科学家原来也是和我们一样是平平淡淡的人，只不过我们享受的可能是生活本身，而邹先生享受的是科学的精神。我们栏目的宗旨叫做“传播知识，了解科学，感悟人生，把握成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和我们一样，经常来关注关注我们并不熟悉的、但像邹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力参与，同时我们更需要谢谢邹先生抽时间和我们大家度过了一小时，下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眼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