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上海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炎苗

　　传染病其实跟海里的冰山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很严重的一部分，就像冰山一角。所以是否做好隔离预防工作，也影响着上海未来的疫情发展。

　　-外滩记者龚莲武巍巍(实习)/报道

　　日前，上海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炎苗接受《外滩画报》独家专访，讲述了上海的“非典”历程。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5月22日，上海出现了一例新增病例，全市各区疾控中心共投入了上千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寻找接触者，这么做是基于什么考虑？

　　朱炎苗：对同一车厢的乘客进行跟踪调查，目的是做好医疗观察工作，如果上海再出现病例，要做的仍旧是查找病例、做好隔离工作。

　　《外滩》：现在戴口罩的人很少了，上海SARS疫情爆发的危险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朱炎苗：上海的疫情变化取决于全国的疫情变化，如果外围控制得好，上海的防治工作的压力就相对小一点，如果外围继续爆发，上海的防治压力就会很大。好在现在全国疫情趋向平稳，北京每天的病例已经减少到两位数。但是从政府的措施来看，上海决不会掉以轻心。

　　传染病其实跟海里的冰山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很严重的一部分，就像冰山一角。所以是否做好隔离预防工作，也影响着上海未来的疫情发展。

　　需排除的疑似病例多

　　临床方面，上海确诊的“非典”病人很少，但需要排除的疑似病例很多，仅儿科医院每年收治的肺炎病人就有1万多例，怎么去排除疑似病例，专家责任重大。专家组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进一步做好可疑病例的诊断、鉴别工作。

　　《外滩》：作为防治“非典”最重要的一步，上海花了多长时间成立专家咨询组？

　　朱炎苗：医学会从4月初开始考虑成立“非典”专家组，但当时政府还没有定，我们只是在内部学术会议上讨论。4月10日，我接到卫生局方面的电话，让我拟定一份专家名单，成立一个“非典”防治专家咨询组。4月13日下午，卫生局召开了一个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小会，主要讨论上海怎么进一步控制SARS。第二天一早，由20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名单就见报了。

　　《外滩》：专家组成立后，他们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作用？

　　朱炎苗：在前期疫情不明朗的时候，专家组主要是收集国际方面的信息，经过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主要是为上海的防治策略提供一些建议，如发热门诊的设置、各检验科室的隔离工作、治疗流程图的设置等。

　　4月19日，卫生部修改的诊断标准下来后，专家组立刻召开了会议，结合全国的疫情讨论上海如何制定实施意见，掌握紧一点或者松一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很大，那么多发烧、咳嗽的病人，你不能都隔离。市卫生局防病办是下午召开会议的，晚上7点多，很多人都还没到家，又召集开会，还是讨论诊断标准实施问题，直到晚上11点多形成共识才结束会议。第二天10点多，这些专家和局领导又聚集在一起，要求专家最后确认，然后报卫生部。

　　《外滩》：成立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专家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朱炎苗：专家组的意义在于容易和领导层之间迅速沟通，形成共识，而且更严肃，得到的意见全面、连贯，具有权威性。

　　《外滩》：专家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朱炎苗：一个是要继续做好研究工作，主要是做好疫苗的研究；另一个是实验室的检测指标要确定下来。虽然临床方面，上海确诊的“非典”病人很少，但需要鉴别诊断的病例很多，仅儿科医院每年收治的肺炎病人就有1万多例，怎么去排除疑似病例，专家责任重大。所以，专家组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进一步做好疑似病人的排除工作。当然同时也要做好鉴别诊断的工作。

　　《外滩》：疫苗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

　　朱炎苗：研究的事情不能期望一下子就取得很大进展，只能实事求是，一步一步走。疫苗研究进展，我想不会很快。但要比过去的步子大些是可能的，这方面政府是不惜人力和物力的。而且一旦取得进展，在审批等行政手续上，会相应地缩短时间。

　　《外滩》：当时你如何看待洪涛院士(认为是衣原体)与钟南山院士(认为是冠状病毒)的学术之争？

　　朱炎苗：研究需要一个过程的，当时洪涛教授在标本中发现了衣原体的颗粒，后来则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当时，上海还没有出现一个病例，对这两种研究更多的是关注。

　　WHO来挑上海的毛病

　　WHO到上海后，我们把上海地图给他们，要去哪里检查全由他们决定，去的地方都是出发前几分钟才决定的，第六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包括社区医院，他们都去看了。

　　《外滩》：据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刚到上海的时候，对上海只有2例病例表示过怀疑，是这样吗？你如何评价上海和世卫专家之间的合作？

　　朱炎苗：WHO到上海来检查时，正是一个非常时期，当时北京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那么，首都都这样了，上海为了维护它的国际形象，是不是会故意隐瞒呢？WHO也许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来的。

　　对他们我们仍然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我们把现有的病例都亮在了他们面前。WHO到上海后，我们把上海地图给他们，要去哪里检查全由他们决定，去的地方都是出发前几分钟才决定的，第六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包括社区医院，他们都去看了。

　　《外滩》：有多少人接受了培训？

　　朱炎苗：到5月15日，已经培训了8批4000多名医护工作者。

　　这项培训很重要的，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技术资料很不全，有20%的患者是医护人员，要尽可能减少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危险。另外，上海要做好支援全国的准备，我们需要做最坏的打算。

　　《外滩》：上海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朱炎苗：第一我们保护工作的警惕性很高，防护工作到位了；第二是有了广东那边的经验和教训。

　　当然，这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果出现一个香港、广东发现的那样的“毒王”，一下子传染一两百人，那也许会出现很困难的情况。所以说，上海除了有非常严格的预防，还多了几分幸运。

　　公卫建设的加速器

　　SARS是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动因，疾病预防控制以后会涉及更多的部门，真正体现“公共”这一概念。

　　《外滩》：日前国家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SARS对这个条例或者说对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的建设是不是起了推动作用？

　　朱炎苗：通过SARS，我们国家开始将公共卫生放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凡事需要动因，美国因为预防生化武器，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防护网，而SARS则是加速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动因。

　　《外滩》：针对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上海的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建设会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朱炎苗：新条例出来后，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指示医学会收集各省的反应措施和国际上有关公共卫生体系的新情报。过去，疾病预防控制主要是以卫生系统内部为主，以后可能会涉及更多的部门，真正体现“公共”这一概念。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牵头的不应该是卫生局，而应该是市政府。《外滩》：在应对SARS的过程中，上海公共卫生防护网络预警系统是不是经受住了考验？

　　朱炎苗：在公共卫生防护网的建设中，全国参照上海。可以说，上海走在全国的前列。1998年，上海在原来防疫站的基础上，建立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且把疾病的控制和监督分开，各司其职。上海的网络建设非常广，延伸到了居委会，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

　　预警系统是否完善，其中之一就是看反应快不快。应该说，北京在这方面的反应是慢的。4月10日，我在北京呆了5天，当时王府井的外国人已经很少了，中国老百姓却还在到处逛商场。这不能怪老百姓，因为当时北京政府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其实早在今年2、3月份，我们通过和广东那边医生的联系，一些医生已经得知疫情的严重。因为体制的关系，这些都不能说。即使讨论，也只能是指定医院及少量医生之间的事情。这就不是危机预警的问题了，而是领导的观念问题了。现在有了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今后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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