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引人注目的“中国第一富婆”刘晓庆的税案有了新的进展，检察机关已经依法就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偷税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涉嫌参与该公司偷税案的刘晓庆则于16日被取保候审，据新华社的报道是因其有“悔过表现和筹款补缴税款的愿望”。按中国老百姓的理解，这也算是“花钱消灾”吧。

　　无独有偶，近来的另一则新闻也谈到了富豪的“花钱”方式，拿来与刘晓庆税案相比较，颇有些意味。巴西的《阅读》周刊报道了世界顶尖富豪们怎样处理他们的遗产，其中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分别在遗嘱中将其遗产的98％和99％捐给慈善事业。

　　巴菲特和盖茨的财产哪个不比刘晓庆的多几十倍都不止，但是他们钱的花法却非常不同，而且还看出了高低。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遗产税很高，富人们与其缴税还不如捐出来“留名”。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这也说明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比较健康、完善的制度，能够合理地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流向。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富豪们的“觉悟”，毕竟遗产税有个限度，富豪们敢于拿出绝大部分身家，还是能够说明问题。

　　还有个事情，也可说明问题。小布什总统上台后，曾开出减税方案，并主张废除遗产税，以避免重复课税。但是这种主动“示好”却遭到了美国富豪们的冷遇，包括盖茨在内的一千多名富豪连署签名，公开反对布什废除遗产税的计划。因为在他们看来，赋税是目前美国财经体系、司法系统和协助下一代成功致富的基础，所以遗产税是项公平赋税，是一种属于社会责任的税，因此不能废除。

　　反观中国富豪，且不论在市场经济转轨的复杂情况下，相继“倒下”的诸位，如牟其中、仰融、扬斌、周正毅、刘晓庆等人，他们在原始积累时期所犯下的“原罪”有多大，就是当今中国富豪的生活方式所呈现出的诸多“非理性”方面，也足以让人担心。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浙江的一位富豪花了1000万美元为自己修了一幢与美国白宫一模一样的府邸，另一位企业家在上海市郊建起了一座大规模的仿华盛顿地区的建筑群。这或许是因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地发家致富，因此他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

　　日本京都大学的经济学家义原国雄（Yoshihara Kunio）认为，非经济性的文化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经济表现。我们担心，中国富豪们对待财富的非理性的价值观将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最高形式，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孤立的经济现象，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虽然它形式上表现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资本的流通和运转、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但这些都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一种物化的形态，它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定位的机制，商品经济是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的，更不可能形成现代的市场经济。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肯定了新教伦理对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我们当然不是要求中国的富豪们都钵依基督新教，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富豪们应该改造他们的财富观念，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首先学习先进世界的价值理念，将个人事业的成功看作是对社会的贡献，将个人财富的积累看作是社会对自己事业成功的肯定和奖赏，并最终将财富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如果不灌注一种理性精神、文化价值，或者说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如果缺乏精神动因和文化价值规范，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物质利益的冲动和暴发挥霍，其命运就无法摆脱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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