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那些命运与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宠儿，历史注定会记下他们的名字。昨天，中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船成功从太空返回，杨利伟微笑着走出返回舱，把名字留在了群星布列的太空英雄榜上。这是他身后一个大国的荣耀，也是20多年中国显赫经济成就最华丽耀眼的证明。

　　在杨利伟登上神舟五号时，同时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作为一个国家，它展示的是一种追求超越自身荣耀、努力传递和发扬人类普遍探索精神的大国气度和雄心。探知神秘星空的冲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流传到西方的一部手抄本表明，中国为人类探索星空贡献了一位名叫“万户”的先驱。浩淼的星空，不但是人类永恒的好奇心所在，从更远的眼光看，它也是人类未来出路之所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神舟发射成功后的贺词中所说，“外太空探索是超越国界的事业”。它的艰巨性和高投入高风险注定在未来需要各国更为广泛的合作，这种超越精神将是前提和基础。作为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为人类做出与技术和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不懈努力，是历史的眷顾和使命。

　　说到历史使命，我们不应忘记，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那些积极支持远航探索冒险事业的欧洲国家，在他们的足迹履及每寸陌生世界后，历史给了它们怎样丰厚的回报。而将郑和那支浩大无匹的舰队拆散在海滩上的中国，与一个迎面而来的时代错失之后，往昔的荣耀便不复存在。历史没有任何前定的荣耀等待某个民族，它眷顾的宠儿从来就是有着不断使命冲动并善于把握时机的的民族；历史没有任何可能的假设让一个民族能重拾错过的机会，它只为那些具有远大前瞻目光的民族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

　　致力保持全方位领先优势的美国认为：“空间正成为综合国力的增长源，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电力和石油一样”。在地球村已日益狭窄拥挤的今天，国家和民族的竞争舞台必将延续到太空，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抢得先机就意味着有话语权和参与制订规则的资格。中国制订跨世纪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一种对未来积极主动的姿态。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已在新世纪加快了追赶先行者的脚步，无疑，开展积极的太空计划，以争取一个有更为广阔可能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安全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已成为大国进入新世纪的一张门票。

　　谈到中国积极发展航天事业的意义，人们还会联想到美国“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资金投入对民用技术的直接提升，联想到美国高效率市场机制的放大效应。后者则直接使美国引领了一场“知识经济”的革命。同样的例证是起点低于印度的中国，今天的整体工业水准远高于印度，部分就受惠于“两弹一星”等国家项目的前沿拉动效应。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因劳动力价格优势而拥有了广阔市场，但如果因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而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金字塔的底端，无疑在发展上将受制于人，我们不能指望跨国外巨头将手中的秘籍恩泽中国。因此，袭承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以牵涉部门领域最为广泛的航天事业为龙头，增加我国技术的厚度，体现了一个大国立足长远的战略眼光。我们有理由相信神舟能充分完成赋予它的这项使命。

　　中国是始终坚持并致力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国家，航天事业对中国的回报不仅在它可能的间接放大收益，还在它本身已成为一个直接收益迅速增加的行业。国内爆炸式增长的通讯和不断拓展的国际市场，需要中国不断加大对航天事业的投入。到今天为止，中国已成功为国外发射了30颗卫星，据统计，今天世界与空间有关的工业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国际空间工业在2000年的利润超过800亿美元，预计今后10年利润将增加两倍多。而在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惟有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在太空与地球之间往返的今天，比“联盟”号更大、造价更低的“神舟”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神舟唤醒了“太空竞赛”这个冷战结束后便在历史书页中沉睡的词，远在杨利伟走上神舟宇宙飞船之前，人们已开始讨论起第二轮空间探索热潮，然而，它不同于美苏两国的太空军备竞赛，在空间预算普遍受限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要进一步发展航天事业，必须进行国际合作。1993年9月2日，美俄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建造载人航天站的联合声明，它给航天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带来一种新气象和潮流。中国正积极与欧洲合作“伽利略”计划，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一个良好开端。

　　今天，神舟的成功返航在让我们举国欢腾之时，更赋予和激发了我们民族对未来的伟大想象力，或许这正是神舟的历史使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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