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深圳市某政府部门曾提出7500万元的部门财政预算，经市财政局审核后缩减为1900万元。深圳市代市长李鸿忠在提到这件事时提出：加强财政预算监督十分必要，本地所有财政支出都要见得阳光。(《南方都市报》10月29日报道)。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7500万元的预算挤出了5600万元水分，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为我们的公共财政预算提出了警示。

　　首先是公共财政预算缺乏“硬约束”。与“硬约束”对应的是“软约束”，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银行不良资产、国有资产流失、公共财政低效等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主管部门对财政预算的约束很“软”，缺乏必要的刚性；在这种软约束下，不少部门把公共财政当成了可以尽情宰割的“唐僧肉”，不要白不要。这种软约束还是腐败滋生的温床———约束一“软”，批多少钱自然也就随意起来。

　　7500万的部门预算，审核后挤出了5600万的水分，一方面说明我们的预算监督正在“硬”起来；另一方面也提示了“软约束”的危害性，试想，监督稍微软一点，一个部门就白白流失5600万元，十个部门百个部门，又会是多宠大的数字！

　　其次是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低下。新华社曾针对公车的使用披露过一组数据：社会车辆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为什么来自公共财政的钱，花起来效率却不高呢？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引导其投放和使用。

　　市场经济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效益”与“责任”紧密相连，有了责任，才有效益。私人花钱所以有效率，在于“自我承担”这种内在的责任压力。可是公共财政在支出过程中，缺乏这种内在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建立起一种外在的压力，让每元财政拨款的使用责任都得以量化，效益才有可能提高。

　　据报道，2001年至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共64个，涉及年度投资42.2亿元，其中10多个项目、逾10亿元的政府投资，被提出“不予批准”或“暂缓安排”的意见和建议———但愿这一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不仅能够深化下去，而且在约束和效益问题上，我们还能实现更有效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