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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乔新生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各阶层的矛盾似乎集中反映到了马路上。开车的人抱怨行人违反交通规则，行人抱怨开车的人不尊重生命。小车司机埋怨公交司机不会开车，而公交司机又咒骂小车太多。一些学者认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堵车是管理不善的结果。

　　其实，堵车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之后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任何试图单纯依靠技术或法律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可能都是行不通的。道路的拓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重整，而限制某些车辆的出行势必直接引发社会冲突。1997年，武汉决定取缔三轮车，结果引发了数万人的大游行，武汉市政府最后不得不取消自己的决定。在这个社会资源十分紧张而利益格局必须调整的时代，选择何种调整方法就十分重要了。

　　如果单纯地从技术层面来分析问题，像一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那样，通过提高道路使用成本来缓解交通拥堵状况，虽然一时可能见效，但未必能够提高整个社会资源比如道路的使用效率。因为交通成本最终要以各种方式转化为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节制地提高汽车的上路成本，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城市的中心道路实行高额收费。在我国，许多城市将汽车工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因此，提高汽车上路的成本无疑是自我惩罚。

　　就各类交通工具道路使用权的分配而言，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但其背后却蕴含着公平的因素。前一阵有专家说自行车是造成道路拥堵的重要原因，对那些只能依靠自行车上下班的市民来说，取缔自行车无疑是端掉他们的饭碗，他们怎能不据理抗争？

　　在道路资源稀缺状况无法彻底改变，而各种出行方式并存的情况下，一些人试图通过重新分配道路交通责任来提高交通效率。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建议。因为不同的交通工具背后承载着不同的权利，相对于行人的生命权而言，任何权利都变得无足轻重。

　　堵车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法律问题，但其实质确实是一个民主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解决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性问题，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建立科学的协商平台，让不同阶层的代表能够进行认真细致的谈判，并把谈判的结果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不同利益群体在道路交通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我们还习惯于使用传统的行政解决方法，而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并且引发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在宪法的规范下，通过公开的协商，解决堵车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进我们的民主体制，让民主决策更有效率，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