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被称为“阳光羁押风暴”的新一轮纠防超期羁押正在进入行动的高潮。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针对该《通知》所透露的一些信息，却颇值得公众注意。其中《通知》有一条强调，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公开宣判并送达执行通知书，不得为了营造声势而延期宣判和执行。沈德咏则向媒体指出，这项规定明确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是对一些地方动辄开展所谓“集中公审公判”等运动式审判活动的否定。

　　“集中公审公判”为少数法院所乐于举行，并在一些地方成为常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集中”使司法活动更有效率，而是基于“集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充分展示某个法院或法院背后的行政首脑的政绩。当法院院长还被视同为“行政官员”并被同等对待，院长们不能不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为他们的升迁作好铺垫——升迁需要政绩的支撑，政绩需要被看见，司法领域内抽象的“公平”与“公正”无法让人们看见。除却媒体聚焦和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案件，人们对法院的判决并不关心。也因此，“集中公审公判”借助于特定的背景，往往易于引人注目，以博取好感。长期以来，法院对办案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审判活动被审判机关自身赋予了超越审判职能之外的过多的责任。

　　“集中公审公判”的另一个诱因在于当某一类犯罪非常突出，问题日益严重之时，需要营造声势以严厉之刑罚打击犯罪分子之嚣张气焰，平息人民群众对该类犯罪的厌恶和愤怒。然而我们仔细想想，“集中公审公判”也许可以部分地满足“平民愤”，于犯罪预防上却并不会当然有效。期待以集中但必竟有限的惩罚来威慑犯罪，实在过于一厢情愿。贝卡利亚曾说过：“刑法的本质不在刑罚多么严厉，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只有让人们知道犯罪必将带来惩罚，才能遏制蠢蠢欲动的犯罪意图。预防犯罪的关键在于将打击犯罪日常化。以“集中公审公判”为代表的“运动式司法”强调打击犯罪上的一张一弛，对“顶风作案”者予以严惩，对“日常作案”者不置可否。如近年来不胜枚举的“扫黄公判”，来时一阵风，风过后死灰复燃，问题重新累积，而在达到一定程度时集中爆发，进而引起重视，于是，新一轮“集中打击”再次展开。如此这般，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效益都大大降低。

　　类似“集中公审公判”的“运动式司法”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容易被过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运动式司法”总是陡然而起，戛然而止，寄望于一蹴而就，却往往因一张一弛而导致循环反复。也许这种“运动式司法”在革命时期，甚或是社会转型初期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在建设时期，则更需要守成化的司法，公平与正义的诉求需要日常化的司法。一句话，“运动式司法”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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