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苗

　　对于近100多年来政治格局的变幻来说，土地所有权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孙中山的“民生”问题解决方案与土地问题纠缠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也是。

　　从近期中央政府对周正毅案件等的整治力度以及近来土地新政措施来看，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大规模进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房屋和农村土地的拆迁和征用，造成未能给予拆迁户和土地被征用者合理的经济补偿，这些人生活资料不足维护其基本生存状况。城市居民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屋，农村农民最大的依赖就是土地，违法拆迁和征用就是把他们推向贫困。

　　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国家历史昭示的那样，寡头与平民之争是造成混乱的根源。传统社会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认为，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保障最低生活的要求是正当，也是必需的，失去生活保障、生活水平下降到“安全线”以下，就可能激起怨恨和抗议。这是社会底层的基本道德底线，也是铭刻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念。

　　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仍然在中国人的脑中，并写入宪法，成为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那么用宪法对各种不合理的法规进行审查，并予以废除，是目前比较好的道路。

　　与大多数人相对比而言，少数人常是以个体面目出现的，他们一直对自身权益没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抗多数人的歧视。但是，法规是可以无数次重复使用的，所以从对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入手，也许是更有效率的。

　　与激进的乌托邦知识分子不同，尚未走入绝境的社会底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愿意走温和的、合法的抗争之路，如上访、司法诉讼等。2003年7月14日，浙江省杭州机械工业学校退休教师刘进成发起、金奎喜律师等116人联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对社会底层来说，这是一种新颖的方式，是原来上访、司法诉讼方式的延续。显然，他们的行动，从知识分子发动的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建议的行动中获得了鼓励。

　　而这些行动也得到了高层的重视。从中央政府对杨斌、周正毅等这样一系列土地问题和金融资本问题缠绕的大案件的整治来看，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意，能够认真倾听公众的呼声。

　　我们还注意到，各地已出台新措施，提高对拆迁户和土地被征用者的经济补偿标准。

　　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共振在一起，而且最高当局也是推动者，从中我看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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