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克智

　　田丹在《也谈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批评》(12月21日《新京报》)一文中，对陈永苗文章《媒体对公众人物批评的界限》(12月19日《新京报》)提出批评，但其中有一个错误需要澄清。

　　田丹文章认为，“在陈永苗的社论中，预设了这样一种假设，就是因为媒体对公众人物所做的批评，是代表民众的，符合‘公众利益’的，而公众人物是公众因为兴趣而产生的，所以媒体当然有着优先权。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取消了媒体作为‘经济人’的自私本质。”

　　我不能苟同田丹关于媒体作为“经济人”的自私本质的评判。什么叫“经济人”呢？许多学者早有探讨。在我们看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人”所追求的目标是共同的，即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然，“经济人”在追逐各自效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同其他“经济人”发生不同的关系，其既依赖于其他的“经济人”，同时不可避免地与某些“经济人”发生摩擦甚或尖锐的利益冲突，因而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则是各“经济人”合作或消解彼此矛盾的必然抉择。应该说，媒体作为一种利益主体确实有逐利的一面，但把媒体视同于一般的“经济人”，并非确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众所周知，当下，我国的报刊、电视、广播等主要媒体的主要功效是以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宗旨，在这个前提下方可谈自身经济效益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原理。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日益增强，但从目前变动情况看，把我国的媒体等同于所谓“经济人”，未免牵强附会了。总体而言，我国媒体的运作方式既不同于一般企业，也不能与西方市场经济及权力架构下的媒体相提并论。

　　我们认为，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下，为保证充分的意见表达和舆论沟通，法律优先考虑媒体善意的舆论监督权，应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完善相关的法规，认真加以实施。应当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媒体的监督权落实起来阻力重重，往往越是到了地方和基层越是如此。一些行政权力甚至给有关司法部门施加压力，干预舆论监督。可以说，没有一种为正义而坚韧斗争的精神和气魄，舆论监督很可能浮漂无力甚或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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