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亚文

　　在12月19日，美国一家名叫“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研究机构披露，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于20年前作为美国政府的特使秘密前往巴格达，与萨达姆握手言好，向其解释美国公开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并不影响两国发展关系，相反，“美国愿意按照伊拉克确定的进程表继续与其改善双边关系，这种意愿并未(因谴责而)减弱”。这则消息，对于全球各地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公众，无疑是一次很好地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的机会。

　　回想伊拉克战争之发生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乃至芸芸大众，在对战争性质的认知上，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甚至严重对立，其情景之热闹，可见于当时报纸网络上的歧异明显的论争与声明。其中的基本态势，是纷纷对战争进行了道德解读，一方为着伊拉克国家的“人道”“文明”，而为美利坚民族的飞机炸弹鼓掌相庆，另一方同样基于战争动因与过程的“不人道”和“反文明”，而对战争予以了严辞斥责。

　　现在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成问题的，其问题并不在于对战争是赞同还是反对，而是在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上。如果把20年前拉姆斯菲尔德的访伊，及当时美国政府对萨达姆政府使用化武的实际态度，诠释为美利坚民族在道德上的低下，显然并不恰当。在20年后，同样还是美利坚民族，却又演绎起了“民主”“自由”“人道”守护神的戏剧。一个“不道德”的国家民族，自然不可能摇身一变转眼间就“道德”起来，至少这不符合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

　　那么，贯穿两个不同时代“不道德”和“道德”的线索，是在哪里呢？伦理主义的视角无法为我们提供前后一贯的解释路径。在“民主”“自由”“人道”的说法之外，实际上，人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和战略运筹背后的战略传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维，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在言辞、行为的表面上的变化背后，可能渗透着没有多大更改或者具有连续性的国家战略追求。从这个方面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美利坚，与21世纪初的美利坚，并不是内涵有别的两种国家民族实体，“道”未变，只不过实现“道”的方式有所修改罢了。

　　有关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政府的这则消息，所提醒中国公众的，是要培养起技术视角，学会从各个国家的利益、战略思维及世界政治历史与现状的进路，来理解国际政治。由于并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性权力结构，国际政治基本是非道德化的，将对国际事务的判断，简化为道德判断故之实不相宜。

　　就人类生活本身来说，法理与道德原则也是全人类所应当遵从的另一游戏规范，没有了这一规范，人类生态系统就与动物庄园无异。然而，在人类间政治的层面上，道德判断的效用仍是有限的。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展开逻辑，法理道德有法理道德存身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这两种逻辑之间，我们需要区分其适用范围。从世界政治的“内在理路”看，美国攻打伊拉克，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或“不合理”；而从法理道德的理路论，伊拉克战争的“文明”“人道”性，同样模糊不清。

　　对延续至今的伊拉克事态，支持、反对或者持中立态度，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作出权衡，而世界各地的公众也无妨根据自身的立场来选择姿态。但是，态度的取舍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逻辑作为预设，却事关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成熟程度。当某一地区的公众和精英，普遍性地习惯于对国际事务进行道德判断或跟随于某些政治实体的道德宣扬的时候，它不仅不利于人们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观，而且，从历史主义的进路看，它还会背反事物发展的本有逻辑，从长远来看妨碍法理道德原则在这个世界的真正确立。今天中国公众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所持的或者“外国的月亮肯定比中国圆”式的道德美化，或者一有风吹草动就网络民族主义极端化话语无休无止，都是政治不成熟的具体表现。

　　自一个半世纪前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编译《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来，成熟稳健的世界观念，还并没有完全化为这个东方国度精神状态的一部分。21世纪的中国公众还应当在这方面继续做出努力，这是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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