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12月23日的《京华时报》报道了一件“新鲜事”，该报记者从某检察院得知，某一酒店一名实习生张某多次盗窃客人的钱财，然而由于大部分被盗者没有站出来作证,法院正准备把5万余元赃款还给窃贼。

　　窃贼偷了东西，就因为被盗者不肯作证，不但能逃脱制裁，还能将“黑钱”洗成白的，将赃款收归己有。这样有违常理的事，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当然“新鲜”。报道中援引了某检察官的话解释说，出于民法的公示公信原则，货币应该以占有表明所有权，既然这些钱由窃贼占有，同时又没有第三人出来主张权利，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

　　我对此说法难以认同，对于窃贼明确承认系偷窃得来的“赃款”，并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无奈。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完全可以将此笔“赃款”予以没收并上交国库。

　　“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恶而得到预期外的利益”。且不说这条法谚至今仍为众多民法学家和立法者所尊崇。检察官以民法的公示公信原则为比照，认为这些钱应为窃贼所有，在理论上也不能令人信服。

　　民法上的公信原则主要应用于不动产领域，指的是凡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在法律上就推定他是真正的权利人。如果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以不动产(诸如房屋)进行交易，对方根据对登记的信任而与其进行交易，哪怕事后证明登记是错误的，交易仍然受到保护。

　　公信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即便以公信原则适用于作为动产的“钱”，它的意义也仅在于保护作为“动产”的钱的外部表象———即对于第三人来说，应当视这些“钱”为窃贼所有。比如窃贼以偷来的钱去日常消费，店主接受窃贼的钱而交付以物，这样的交易是合法而有效的。否则，所有的交易都将失去安全感。

　　民法中的公示、公信原则不能毫无节制地扩大到“赃款赃物”上。尽管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缺乏被害人(即“赃款”真正所有人)的证明，因而该“赃款”处于一种无主物的状态下，从刑事程序的意义上来说，这笔钱连“赃款”都够不上。从这笔钱的外部表象看，确实应认定为窃贼所有。然而，问题在于窃贼当庭承认了这笔钱就是偷窃来的，窃贼因占有所得到的所有权已因其声明而丧失。

　　鉴于此，法官应及时将这些不能定罪量刑的“赃款”移交行政机关处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可由公安机关对该笔“赃款”进行没收。

　　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可处罚事项的证明要求要比刑事诉讼低。尽管“治安处罚”于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同样是一个尚待完善的制度，从长远意义上考量，“治安处罚”必然会走向废除而改换以“治安法院”等更为合理的制度设计。

　　但于目前行政处罚与刑事惩罚的对接机制中，这仍是一个必须践行的制度。笔者认为，于窃贼自认的“赃款”而言，“治安处罚”应充分并及时发挥其校正作用，而绝不应闹出将“赃款”返还给窃贼这样的“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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