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剖析经济问题投资失衡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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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记者李杨/报道姚晖/图

　　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网站首页，列出了一个问题：“您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到目前为止，这个专业经济学网站的投票结果显示：认为“过热”和“局部过热”的访问者超过70%，认为“正常”的不到30%。

　　樊纲：

　　超越“生产资料瓶颈”就是过热

　　政府可以适当削减财政支出，放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结果也许受到了其所长樊纲观点的影响。樊是中国“经济过热论”的“始作俑者”。

　　早在2003年7月，樊纲就指出：“应该警惕投资和出口过热的趋向。”当时，SARS刚刚过去，多数经济学家还正在为SARS后的经济“恢复性增长”而兴奋。

　　樊纲强调，2003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率达到31.4%，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纪录。即使在公认经济过热的1990年代初期，扣除生产资料因素后，投资增幅也不到20%。31.4%的增长速度显然是过快了。

　　在2003年9月的科博会上，樊纲进一步表示：健康的投资增长率应该“控制在百分二十几”。他的依据是，当GDP增长8%时，投资的合理增长应该不超过15%。

　　GDP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组成。一个健康的增长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间保持协调，仅仅靠投资超常规增长而拉动GDP，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

　　现在，一些地区出现冬季电荒，珠三角、长三角的汽油、柴油都出现短缺，钢材、水泥、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樊纲用“遭遇生产资料瓶颈”来说明，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增长潜力的“充分运用”。同时，他也用这一点来反驳别人指责他“压制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已经接近生产资料所允许的发展了，如果硬要超越，那就是过热。”他说。

　　在樊纲看来，当经济出现了过热或过冷的苗头时，政府应该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以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据统计，中国截止到9月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0.7%，未偿还的贷款数量增长了23.7%，这都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此外，汇率也给货币供应添乱子。由于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外币大量涌入中国以求套利，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得不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来买进流入中国的热钱，这就更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樊纲给出的药方是：适当削减财政支出，放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让投资降温是重点。”他强调，超过30%的投资增长率是“史无前例、无法继续下去的”。

　　宋国青：

　　不要把问题讲得太严重

　　“过冷”之后短期高增长不是过热。在连续五六年平均增长率不到8%以后，假定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水平低了3%，那么连续三年10%的增长是正常的。

　　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樊纲的看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宋国青就是其中之一。

　　“要是一点都不热，那就太冷了”。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这位独步宏观经济的学者说，“在某些领域出现短期的物价上涨，属于微调的问题”。

　　1997年，宋国青曾率先指出中国面临经济紧缩，他似乎有点“怕冷不怕热”。

　　“如果保持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给情况，当然会走向过热。”宋国青说，“不过，在2003年下半年，高速增长的贷款势头已经受到了控制。拉通2003年全年来看，物价指数上升得比较厉害，但这个指数有点滞后，它更多地反映的是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情况。”跟樊纲相反，宋国青的诊断是，随着2003年下半年货币增速放慢，重工业增长速度开始回调，预示近期经济可能“偏冷”。

　　宋国青的分析是：“过冷”之后短期高增长不是过热。在连续五六年平均增长率不到8%以后，假定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水平低了3%，那么连续三年10%的增长是正常的。

　　宋国青坚持，2003年投资需求超常的增长是建立在前几年增长不快的基础上的，是恢复性的“补涨”。“短时间内百分之几的通货膨胀率，不要把问题讲得太严重。”他说，“‘过热’这个词背后可能隐含着一些禁令，政府动用非价格手段来控制经济。”

　　“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禁令。”宋国青说，这位曾负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推崇的不是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而是以灵活的利率调整来抑制经济的波动，如美国的格林斯潘所做的那样。

　　不光是宋国青，还有一些经济领域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也认为：2003年经济增长率(统计局宣布上半年GDP增长8.2%)仍低于潜在增长率(9.5%)，现在谈“过热”为时过早。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就是一个代表。他坚持，2003年前十个月，居民消费价格仅仅上涨了0.8%，谈不上出现通货膨胀。他乐观地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增长平台，整体表现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时候，微观基础坚实，市场活力强劲。

　　吴敬琏：

　　警惕“没有温度的高烧”

　　吴并不反对经济繁荣，但他担心低效率投资带来的短暂“繁荣”假象。

　　“经济过热”论的反对派并不仅仅来自于国内。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质疑“经济过热”论，依据是：中国目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与出口的大幅攀升，而消费并没有“水涨船高”，零售物价指数没有提高，这不符合传统的“经济过热”标准。1990年代早期的通胀率在10%到15%之间。

　　面对反对意见，2003年11月，支持“过热论”的吴敬琏在苏州的一个会议上引述了许小年“没有温度的高烧”的概念：投资增长迅速，前三季度的消费物价指数仅略高于“零”，没有通货膨胀。这和过去的日本、香港类似，过量货币转向资产市场，使得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资产价格上涨。这种“资产价格上涨+低通胀”被称为“没有温度的高烧”。

　　吴的观点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快，但效率不高；维持低效的高增长依赖于高储蓄率、国有银行垄断、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中长期风险很大；为了提高效率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

　　吴并不反对经济繁荣，但他担心低效率投资带来的短暂“繁荣”假象。目前国企的资产回报率为2.7%，民企为5.6%。扩大的需求主要是投资，而历年历次的经济波动都因投资波动而起。典型的周期是：一阵贷款“高烧”之后大量呆、坏账积累在银行，整个社会进入萧条期，由政府出面“治理整顿”。如果中国处在1992年后又一个经济周期的“门口”，管理部门应当“逆周期而行”，采取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避免酿成难以收拾的“大起大落硬着陆”局面。

　　七嘴八舌各执一辞

　　对于局部的过热，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降温，不能等到这些投资全部变为事实的供给，那就已经由正向影响转负向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中国经济并未过热，但对于过热倾向应给予足够的警惕。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的回旋空间也还是比较大的。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郑京平)

　　从推动经济增长的来源看，中国内外需都比较强劲，有多支引擎在运转。目前是中国银行界改革的最好时机。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但这段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没有必要陷入对数字的恐慌。中国即将迎来老龄化社会，要抓紧这段时间快速进行财富的积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

　　GDP增长高了没有坏处。1992年到1997年GDP平均增长率是11.5%，现在连10%都没有达到，我们有什么理由谈热。大家好像总走不出1992年的通胀阴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立群)

　　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过热现象，如银行贷款过多，钢材、水泥等行业很热，但与总体过热还有相当距离。目前中国经济现实增长率仍低于潜在增长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

　　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比骑上了一辆自行车，最好不要有所停顿，否则就有倾覆的危险。考虑到中国的发展潜力，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再高速增长。

　　(《福布斯》杂志发行人兼主编史蒂夫·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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