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明俊

　　为落实《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少年英雄”赖宁的照片纷纷从校园墙上被摘下，对此，媒体上赞同与否定的声音都有，笔者却在想另外一个问题：“驱逐”少年英雄赖宁伤了谁的心？我们又为何而“痛”？

　　现在有个现象，作为“少年英雄”的赖宁，并不被今天的少年所了解。不要说赖宁，就是雷锋的事迹及其精神，不少中小学生知道的也不多。至今没有多少少年对“赖宁”的去留“表态”，可见他们并无伤心。

　　在媒体上“表态”的，多是教育工作者与中年人。准确地讲，是经过了“赖宁式”教育的人在伤心。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说：“在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的严重时刻，14岁的赖宁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参加扑灭山火的战斗，至死也不后退半步……因为在他心目中，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正是赖宁精神的实质。

　　赖宁的“去留”不过是个具体例子，见义勇为也不过是个具体内容，隐藏其中的，就是关于“人民的利益”与“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之间的冲突。21世纪，人的基本利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国家的法律制度，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这种生命价值观的思考。在这类思考中，“人”成为核心与焦点。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贡献的深度、广度超出常人，所起到的积极影响非同一般。我们有一种习惯，无限制地抬高献出生命的英雄，而对依然活着的英雄的价值看得不重。一方面是牺牲了的英雄付出了昂贵的生命代价，另一方面正相反，我们对英雄的生命没有真正珍惜，甚至把牺牲至少是负重伤作为“英雄”的标记。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英雄的“最基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岂不有了更高的示范学习的价值？

　　从北京《中学生守则》去掉“见义勇为”引起的激烈争论，到撤下赖宁像带来的不同角度的思考，所讨论的都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人民的利益”与“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之间如何才能谐调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献出生命才最有价值？英雄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教育界应当为此做些什么？

　　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从全力保护“人民的利益”到首先保护“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从一种无私无畏的彻底奉献到更具有人性化的理智应对，两者的交锋构成了“赖宁”的去留之痛，这种痛是时代发展的痛，是社会进步种子的破壳之痛，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痛。痛定之后，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英雄的精神”就会更理性、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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