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江

　　维新时期的天津，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统天下。他们既没有得到直隶、天津等地方疆吏的明确支持，也没有受到当局的掣肘，更没有遇到旧派人士的公开反对。这是因为天津是洋务派的主将李鸿章等人控制的地区，他们的洋务事业实为维新运动的先导，与维新派的变法活动也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洋务派的洋务活动和维新派的改革在本质上都是学习西方以求富国强兵，呼吁“用西洋之术”改造中国社会。

　　只是由于封疆大吏的政治地位使其不便公开支持激进的维新派，而对他们的变法活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为维新派的改革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甲午战争后，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的李鸿章奉命调任北京，接任直隶总督之职的王文韶，是一位开明、有作为，且又谨慎、圆滑的封疆大吏，他赞成变法却不轻易表露。更重要的是天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商业城市，人口五方杂居，流动性和开放意识强，且因开埠通商和租界的设立而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较早、影响较深，以及采西法、聘洋人传授技术和在小站练新军的各种影响，而使津人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

　　因此天津接受西方文化和扬弃传统文化的思潮来得较快，遂使天津传统文化的积淀显得不深，更没有形成传统文化的顽固堡垒，也没有出现有势力的守旧派。如此有利的社会环境为天津维新运动提供了广阔空间，为维新派大展宏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虽然天津维新派的队伍远没有北京、上海等地维新派的阵容强大，然而天津维新派的队伍精干，其代表人物严复、王修植(天津中西学堂总办)、夏曾佑(天津育才馆的教师和总办)等人，有的精通西学，或中西兼通，有的中学功底深厚而思想开明，并执著地追求维新。他们都是新式学校的校长或教师，彼此交往密切，极力支持严复的变法主张，协助严复大张旗鼓地宣传西方各种进步学说而不遗余力，不但迅速推动了天津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而且还以崭新的新学新知和现代性的变法理论武装了全国的维新变法的志士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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