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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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现代社会学入门》、《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福柯与性》等。

　　性在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人耻于谈性，晦于谈性，但从精神世界到现实世界又都深受着性文化的影响，最终使性在中国当今的时代成为一个说出来涩涩的，不说出来又痒痒的话题。一个国家性文明的发展程度与这个国家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国家对人性的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在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有关性的问题和话题，这些问题和话题既有与性文明发展进程相悖的，也有与之契合的。为此，本刊记者就一些这方面的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性社会学专家李银河。

　　《人物》：中国城市的性有什么特点，研究城市的性状况意义何在?

　　李：中国城市人的性生活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性生活频率低、性伴侣数量少。我们的性生活平均每年在50次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在150次左右；中国人的性伴侣平均每人有1.5个左右，而西方则是男性平均在6-7个，女性平均2个左右。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对性持漠视、隐晦、压抑、否定的态度，宣扬禁欲、节制和欲大则伤身；另外现代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以上两个主要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城市人性生活的数量和质量，使中国人“性趣”和性冲动较西方国家少。这点在大城市中尤其明显。

　　我们之所以关注大城市的性状态，其意义在于大城市始终处于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位置，而农村则处于边缘文化地位，代表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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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性时代——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对全国城乡60个地区3824位20岁到64岁男女的性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调查显示：在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平均每月不足一次性生活的人超过了25%；在最近的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占6.2%。

　　无性关系——日本《朝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指出，目前30岁左右的日本年轻夫妻中，每四对即有一对是“一年只有数次或一年中完全无性关系”。“无性关系”与日本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近十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企业老板在人事费用上精打细算。女性职员一旦提出休产假，大都会同时接到解雇通知或被暗示“敬请走人”。因此，有的人是为了事业不得不放弃或暂缓生育计划，但更多的人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失去了“性趣”。另一方面，也有自发选择“无性关系”的新新人类。

　　无性婚姻——1984年，杨德昌因拍摄电影《青梅竹马》结识蔡琴，一年后喜结良缘。杨德昌在结婚时提出“无性婚姻”的想法，蔡琴表示同意。婚后，杨德昌在蔡琴的鼎力支持下一跃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实力人物。其间，杨德昌不时有绯闻传出。1995年，两人终于摊牌结束了长达10年的无性婚姻。

　　《人物》：性的有无和多少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对普通人有怎样的影响？

　　李：我们所研究和谈论的性状态对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影响不大,其影响主要在于一种文化差异的对比。中国人的性生活频率低、性伴侣数量少并不一定说明中国人比西方人的身体素质差或者思想解放程度差，而只能说明中国文化对性的关注程度不够。同样的道理，中国人对吃很看重，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国人的眼里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美国人就对饮食的关注程度较低，因此他们的饮食中快餐占很大比例。当然这也不说明美国人就吃得不好。所以，有人针对现在的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很多说法，什么“无性时代的危机”、“全民阳痿”等等都只是一种杞人忧天。我们根本不需要像对比国民生产总值那样去对比中国与西方在性上的差异，因为它不是落后与先进的标志。

　　《人物》：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婚姻处于“无性”时代，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婚姻正在走出“无性”时代，你有什么看法？

　　李：从研究的角度看，我更愿意用大的分期来研究这种婚姻与性的趋势和变化。比如“文革”前后是一个时期，主要表现在对性的禁锢和压抑上；1990年代以后是一个时期，主要表现是性文明程度的大幅提高和性的多元化趋势，性越来越活跃，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的确，自1990年代以来，婚前性行为大幅度增加。1989年有统计数字说婚前性行为占15%，而现在婚前性行为则占到60%。有人问我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我个人基本上是肯定的，因为人性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举例来说，人从青春期到结婚有将近10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性行为，这10年人怎么办。有人对婚外性行为大加鞭挞，但是我认为婚外的性如果是有原因的，比如婚内无法得到满足、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同性恋或虐恋倾向等等，只要在不对别人造成伤害的前提下，婚外性行为是应该为社会所接受和容忍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把性本身看成是一件正常的好事还是不正常的坏事，如果是一件正常的好事，为什么要加以种种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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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同居时代——上海有媒体报道说，一种白领公寓一时间风靡上海。一千多套公寓短短几个月被订租一空，其中不少为异性合租一套房。为此，上海社区服务中心曾对预约登记的近四千名白领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喜欢与人合租的达95%，其中有超过85%的人表示，能够接受与比较谈得来的异性同事、好友合租。一夜之间，“新同居”成为了一种时尚，并在“新新人类”中演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是有人提出异性合租“无性同居”是否合法的质疑。在今年8月11日《羊城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四川恒合律师事务所黄群律师表示，只要男女双方都到附近派出所办了暂住证，公安机关就有保护其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义务，同时已形成的共同租赁关系也受到法律保护。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只要交了租金就对房屋享有使用权，而并没有规定合租一套房者必须是同性。

　　《人物》：在“新新人类”中有一种说法：无性同居，并将自己定义为“新同居人类”。你怎么理解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李：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数量在目前的中国还是比较少的，基本局限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并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这种对性和生活方式的看法和理解对目前我国的婚姻和家庭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人们观念的冲击。在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中，总是认为家庭和婚姻是性的惟一渠道，而性也有义务成为家庭生活的必备要素，这是传统文化对人们思维的一个捆绑式销售。而当一个先进的群体有意识地把性与婚姻剥离开的时候，必然会对传统文化中的婚姻和性模式造成很大的冲击。虽然这种观念还只局限于很小的人群比例，但对未来中国的性状态应该存在着某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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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率——目前，虽然全国的离婚率在四年中连续基本持平，自1997年起连续四年均为1.9‰，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正逐年上升，上海的离婚率已达到4.86‰。北京去年有5.3万人离婚。中新网11月25日报道：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中国日报》日前报道称，上海离婚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伴侣和他人发生性关系。

　　木子美——2003年6月19日起，25岁的广州某媒体女编辑木子美开始在网络上借助博客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公开自己的私人日记，日记中将她进行性行为的细节和与她有性行为的诸多男子的名字无一例外地加以公布，在网民中造成了轰动效应。随后，其行为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评价，其链接在博客月新用户上排名最高到第二，但很快，其链接被删除。

　　《人物》：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很多话题摆到了我们眼前，比如一夜情、网恋、包二奶、大学生同居、独身等等，有的甚至需要用法律去规范，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现在社会的容忍度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高。原来，人们听到“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有多么惊诧，而现在则大多表示理解。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性也必然向多元化发展。当然，不可否定的是，有性有爱的婚姻仍然是主流。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在性上的位置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平等。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女性向别人说自己性欲很强或者有很多性伴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侧目和不理解;但如果男性宣称自己有很多性伴侣并性欲旺盛，多少会让别人感觉到很有本事。这种在性天平上的不平等也是我们社会性文明尚不够进步的主要标志。

　　《人物》：随着性在婚姻中的逐渐减少，婚姻的作用和存在意义会不会弱化？

　　李：婚姻的存在本来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女人需要男人去养家糊口，男人需要女人照顾家庭内部成员，因此男人和女人必须建立婚姻关系。但是现在这种依赖关系存在的基础已经明显弱化了。男人和女人在一定范围内是同工同酬的，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享受社会给予她们的报酬，可以独立生存和发展。所以婚姻的作用和存在意义必然削弱，或者说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大城市的结婚率和离婚率一直呈剪刀差的发展态势。结婚率在降低，离婚率在上升，同居率在大城市也非常高。另外，在大城市中还有10%的同性恋，这些人已经大部分改变了原来非建立婚姻关系不可的观念。再加上独身、单亲等等。也许有一天，一夫一妻制将变得不再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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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碟事件——2002年8月18日深夜，延安市张某和妻子李某在家看“黄碟”，之后张某被突然闯入的民警带走。10月21日，张某被延安市宝塔分局刑事拘留。11月5日，张某被取保候审。12月5日，张某被解除取保候审，宝塔分局撤销此案。张某从看守所回家后变得寡言少语，整天昏昏欲睡，精神不振。妻子李某委托北京律师向阳向有关部门讨公道。随后，宝塔区政法委、政府办、信访局和公安分局组成联合小组调解此事。在全国媒体的声援和压力下，当地警方与当事人及有关部门达成协议：警方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9137元，并承诺将对本案有关责任人做出相应处理。

　　《人物》：如果说性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整体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相关，那么你认为中国以大城市为代表的性文明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李：性权利直接关系到人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对人的权利就会越重视越尊重。以北欧国家为例，他们的淫秽品交易都是开放的。而且在男女越平等的国家，淫秽品的市场越开放。如果说中国性文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那也只能说是正处于西方性革命前夜的那种状态。中国的性文明进程有一个激进的过程，不像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才达到某种程度。福柯曾经说过，中国20世纪70年代对手淫的看法与西方18世纪人们对它的看法大致相同，可见当时中国的性文明程度还是相当低的。但这20年里，中国的性文明进程却有了一个相当大的飞跃，一下子走完了西方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准确地说，中国的性文明进程应该是处于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之中。

　　《人物》：新的《婚姻法》已经修改通过，其中有很多条文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和性，你怎么看中国法律与性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李：中国的一些现行制度总体来说与性文明的现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性问题、性状况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去解释。比如换偶这个问题，这是典型的西方性革命的产物，在中国虽然也有一定比例的案例，但在国家的法律中仍属违法行为。这次婚姻法的修改应该说是进步的，其主要精神就是尽量把婚姻和性的问题放到社会道德的范畴中去评价和规范。另外，大学生结婚、未婚同居等等都有了相关的法律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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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博物馆——1995年，中国性学专家刘达临举债30万，在上海青浦徐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几年来，博物馆几次面临关闭，从繁华的南京路辗转搬迁到僻静的武定路，近日又不得不离开上海，搬到千年古镇同里——刘达临自己的家中。

　　潘绥铭——1985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的潘绥铭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被一些学生斥为“脸皮厚”；从1997年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们吃住在一起，进行入住考察，出版了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当一位记者去性社会学研究所资料室查书时，连和善健谈的女管理员都正色对记者说：“希望你不要做对潘老师不利的事！”目前潘绥铭教授基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人物》：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多方面推动中国城市性文明和性教育发展的进程，但是现实中，连北京、上海这样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仍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这既有个人的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我曾经在湖南卫视做过一期节目叫“走进同性恋”，主播播出后，复播因为行政指令而没有播出，可见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多禁区的。这种压力和禁忌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只能把正确的性观念逐渐地传播开去，逐渐去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传统思维，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千年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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