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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喉》:事件外的虚构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9日14:00 新民周刊

  撰稿/陆幸生(记者)张欣

  上海《收获》杂志2004年第一期上刊登的长篇小说《深喉》,一“上市”就引起一定范围内读者群的轰动。《深喉》是一部以南方地区报业改革为背景的作品,其中人物涉及省委宣传部干部、报社总编辑、总编办主任、广告部主任以及政法记者各个层面,其间,法院高层和三陪女性,“北京领导”和神秘秘书,各色人等纷纷登场。“深喉”则为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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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控全局者,最终不知为何人。

  现实生活当中的南方报业改革,波起浪伏,南方作家的同时态写作,是很必然的艺术反映。只是,似以男性人士为主体的报业群像,却藉一位女性作家的笔墨方得展现,多少有点令以写作为业的男士汗颜。

  周刊记者与《深喉》作者、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张欣取得了联系,并以笔谈的形式对作品进行了“问答”采访。

  记者:记者读《深喉》,尤其会关注书中人物构成的“腐败事件”。记者和作家读文字的职业习惯不同,感受也会相异。小说《深喉》的人物设置,与某报业集团老总级人物的新闻事件,似乎时间近,人“神似”。我以为,曾经发生的真实的事件,是你创作的一个由头,或者说是这件事情“引领”(不是写实)和组合了你以往对于如是领域观察获得的所有素材。是这样吗?

  中国南方的新闻媒体,是怎样的一些“特质”,中国南方的新闻媒体人,是怎样的一些“特征”,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情景,使得你就此题材“至少酝酿了3年”?

  张欣:我不否认,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多少是有原型的,而且设定事件的范围越小,原型的所指就越清晰。但是作为小说创作,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人物都有一个变形和幻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然人不经过深加工,他就不可能成为小说人物,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人物已经脱离了自然人的限制,成为了一个虚构的角色,而虚构就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分出其中虚实比例来。正如,你说牛奶糖里有牛奶的成分,但总不能说牛奶糖就是牛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竭力要撇清什么,甚至我也承认南方报业真实事件的结果成全了一部小说的成立,否则我怎么写?写什么?我想这是不言自明的一件事,我又不是超人,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很胆小,从来跟反腐英雄沾不上边。但是我还是要说,小说中的人物和自然人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

  谈到这部小说酝酿的时间比较长,的确是一个事实。首先是这个题材太大,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以往我也不大擅长把握比较大的东西。其次,我写小说的冲动不是先有故事,而是先有若干的闪点,譬如,我发现广东的所谓“流浪”记者活跃,成气候,流动性强;再譬如,我不止在一个极为官方的会议上发现领导“大骂”媒体,我并不想评判这其中的孰是孰非,但至少这种不和谐让我感到了惊奇和惊喜,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觉得媒体和政府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还有,机关报,不是一直都是国家养的吗?怎么后来呈现出来的景象不但是纳税大户,还可以各有各的繁荣?而以往的情况是产生不了这类生机的。总之,林林总总的现象让我有了观察、思考并且写作的冲动,所以一直都在等待,希望能找到一个载体,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处理这部作品。

  记者: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是你写作《深喉》的“药引”,但是你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家,如周梅森,就此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如钱财数目、办案过程等沉重地展开下去;而且,你详写的另外一件“普通刑事错案”,也只是你揭示现时背景和人性曲直的载体。就人物而言,你展示的是3位年富力强的男士“奋斗命运”和不同结局。那座熟悉的城市中人们的故事,尤其是都市白领的现今生存状态,始终是你同步时态写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么?

  张欣:我想,作家对事件本身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侧重面也就不同。《绝对权力》或者《生死抉择》这样的作品强调的是邪不压正的斗争过程。但是真正打动我的事件如吕日周这样的人,他最终的家破人亡固然让我产生了无尽的悲悯,但最终让我沉思良久的是他的对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对手上断头台并非是因为贪污腐败,并非因为钱财的数额巨大,而恰恰是沦为了杀人犯——吕日周在深夜满身是血地爬到窗口,他记住了他的对手买凶杀人嫌疑犯的车号,协助了破案,而他的妻子、孩子都已惨死在血泊中。吕日周的对手贪污腐败了没有?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是你根本就查不出来。

  当然,我并不是说邪恶势力是扳不倒的,但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明显处于弱势的一方仅靠个人神勇便可成为天地英雄,这样的神话连我自已都不相信,写来作甚?岂不是拿读者当傻子来唬弄?这已经涉及到职业操守问题,我不能这么做。

  我用了大量的笔墨写了年轻人的成长,的确是刻意的安排,我觉得大起大落的沉浮会促使我们每一个人不那么文艺地看待生活、命运、善恶、人性等等问题,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什么又是艺术的真实?我觉得写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找到了差异,同时还要有勇气对待这种差异,从而从根本上颠覆和背叛自己的世界观,当我对自己说,你确定你是这么想的吗?你真的质疑以往你坚持的那些东西吗?所以说我在写作中有愉快,但也的确有很多痛苦,而且来自自身。

  记者:与以前的一些作品相比,你的观察和表述似乎“越来越冷”;但就呼延鹏这一点,似乎又不是。呼延鹏很热。当戴、柏“落魄”,分别离开本来职位的时候,几乎是所有角色都“背离”原有生活轨道的时候,最后只有正义化身的呼延鹏回到原来报社。生活无法刻意设计,这样的胜利归来,这样的艺术反差,也许是为了凸现另一种“反差”。只是,这样的人物设置、结局安排过于理想化,与《深喉》整篇的通透感排列在一起,多少有点别扭。是否你特意要安置一个“亮点”?

  张欣:老实说,我更钟情于呼延鹏和戴晓明最后的见面,当他们都一无所有的时候却回归和显露了自身原有的魅力。也就是说呼延鹏浪迹江湖,戴晓明铁窗生涯,这样的设置并非就是不好的结局。但是一方面,稿子赶得比较急,没有太多的时间推敲、冷却,另一方面,我也是担心作品的调子太灰,因为这样有可能被人误读成政治小说,所以在呼延鹏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他回不回报社好像已经不重要了。再说,难道强书记这个角色不别扭吗?我不想得罪上头,这是我的心里话。

  记者:在你的笔下,女性的风度和聪慧,永远胜过男人。丧夫、自己也生了病的女摄影记者槐凝也好,最终自己也死于复仇的青青亦罢,她们的人性魅力都远远超出了男人们。她们的社会活动能力,也远远胜出男士。她们无处不在,却又几乎无影无踪。如是,文章当然好看。只是,女性们类似聊斋人物式的味道,仙气弥漫的游戏感,是否会冲淡报业大战这个实在过于沉重的主题?

  张欣:我对女性的偏爱是毋庸置疑的,也许是我有太多女性朋友,也比较能设身处地地观察并理解女性。但这并不是处于自恋,或者是病态的痴迷,而恰恰是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地道的并且货真价实的男权社会,我知道有相当多的男人尤其是成功的男人,其实从心里瞧不起女人,他们也会给你开车门,挂大衣,但这是两回事。我当然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承认差别,同时也承认女性的某些弱点是致命的,难以超越的,但这并不妨碍我热爱女性,正是由于她们的偏执、忠诚、付出、隐忍、多彩与感性丰富了这个世界,更是因为她们的无私、忘我、彻底的牺牲精神成全了男权社会。

  此外,我对于女性的偏爱也来源于对女性的绝望,我知道我们在短时间内,很难走出一种特有的局限性,无论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好,最终的结果都是表面的或者内心的空寂和虚无。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对男人你只有什么都不指望才能跟他和平共处。我当然也不主张女人从物质到精神都依赖男人,但事实却是,一个女人再坚强有力,事业有成,只要没有一个男人疼她,一定沦为反面教材。可是爱是多么抽象的一件事,多么的可遇不可求,甚至是脱离个人努力的,这样要求女人本身就不公平。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女人守则,我见过许多好女人孑然一身,所以才会竭尽心力地去爱她们。

  具体到《深喉》这部小说,当时已有若干影视公司找我,说到这个作品,我简单的回答是一部男人戏,旨在喜欢女性作品和都市言情的制片人可以撤离了。他们说,难道这个作品里没有女人吗?我说当然有,但是不重要。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一部小说的笔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人人浓彩重墨。创作时,我只是注意整个作品的线条不要太单一,是否冲淡主题那也是见仁见智的。

  而且我并不觉得报业大战的主题格外沉重,比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下岗失业,民工潮,大学毕业生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茫然,缉毒,杀人越货等等,我想它的承重力还好。有多大的树就有多大的阴,只要作者是看菜下饭量体裁衣就好了,我觉得我在设置人物和事件的时候,撑得住这个主题不会头重脚轻就OK。

  记者:《深喉》写的故事好读,也好看。但是,从我这个记者的角度看,中国的报业改革、报业大战的内涵,中国新闻界内部实质性的改革内容,要远远地超出某种正义及道德层面的冲突。在这个角度上讲,《深喉》讲“案件故事”都放在了背景的虚写位置上,这样就显得有点“不深入”。虽然在这个表层上的活动人形,已经很生动的了。在作品获得好评的今天,你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看法?

  张欣:这又是一个理解的角度问题。中国报业改革方面的问题当然远远超出正义与道德的层面,但同时我也认为,要说清楚这么大的问题,这好像是新闻主管部门以及研究新闻学学者的事。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只能是见长于形象思维,用人物和事件描绘出普通人在特殊环境和事件中的特殊心态。也就是说,我对于一个素材的思考不是漫无边际的,必须在一定的篇幅里说清楚一件事,显现出若干人物,这是一种有限的完成,不是无限的拷问。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现象是过分的注意“大”,甚至在宇宙间发问,可是小说本身太具相了,是个体的行走和发言,最终形成故事。让一部作品承担太大的内涵也是不现实的。

  当然我不否认,这么重大的主题可以写成《战争与和平》或者《静静的顿河》,但那可能不是我。我在写作时更看重避免大神附体,从而举重若轻,当然,与现实生活的过分和谐或沉溺,会削弱作家的敏锐和力量,但你总不能硬着头皮充大个儿,也就是说,如果作品本身有什么遗憾,那也是我自己的功力不够,还得苦炼内功,问题是现在年纪也大了,好像不怎么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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