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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新解:1978至2004的中国三农问题大脉络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04日09:45 南方周末

  □本报驻京记者林楚方

  1984年农村粮满仓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个判断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正确,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正确的,改革图景的展开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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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的春夏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人多地少,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矛盾,而人民公社的制度局限更使这一矛盾突出。

  小岗村的农民等不及了,虽然在当时只允许包产到组,但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人提出,"这样干不好(包产到组),干脆包产到户",皮球踢给了生产队副队长阎宏昌。

  "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条件,我就同意,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有位老者说:"我看再加上一条,今后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产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于是,大家赌咒发誓按这三条办,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全部分好了。

  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里,留着他们手印的"文物"提醒着人们,那是一个非常的夜晚。

  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是,小岗人在"触摸政策底线。"而这一触摸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加,小岗经验迅速在安徽全省蔓延,消息也很快传到政治中枢。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了小岗,"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说话了。

  "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农村工作中总的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

  在中央的推动下,到1981年7月,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在已经升任副总理的万里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近万字的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几年来的争论终于结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

  改革的结果是,一亩地增加了几百斤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满足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家庭的需要。

  1984年,农村粮满仓,农民喜气洋洋,连大洋彼岸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搞了改革,"邓小平干的不错!"而1984年,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上"小平您好"的标语则是国人对改革者的最高评价。

  1989年:农民是稳定的基石

  1984年,粮食产量创记录,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消费,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转变为"卖粮难"。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粮食压价,1985年,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

  杜润生随领导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实现收入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

  "这个新的结构就是要打破农产品的统派销制度,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众望所归,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

  这个时候,农民又自发调整种植结构,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农业商品化提高。此时,村集体也开始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了基础。

  禹作敏在70年代末就登场了,"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利用大队10万元集体积累,大邱庄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攒成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

  从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

  短缺经济下的"双轨制",使钢材的利润大得惊人。国营钢铁企业都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生产的钢材大部分被平价调拨。而大邱庄的钢材完全按市场价格销售。

  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上升,短缺时代对商品的需求呈加速度。大邱庄的成功表明,当时的乡镇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具有制度优势。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范围从过去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合体和个体。

  乡镇企业来自于农业积累,并很快反哺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用后来的话说: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借助于乡镇企业吸纳,而另一部分在1980年代中后期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开始面对这些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工作都能做的农民。

  如果以时间划界,1984年以前,中国的主角是农村,而1984年以后中国的主角已经转向城市,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着经济火车高速运转。

  与此同时,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农产品的争夺,各地诸侯纷纷加入蚕茧大战、棉花大战、柑橘大战。80年代中后期的电视屏幕上到处是这样的报道。

  在城市,对改革者来说,核心问题是将国家定价制度转为市场形成价格的制度。1987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就此事作出决定,但是当年农业歉收,农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导致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一词本来远离中国,但在1987年后我们也陷入这个怪圈。当时决心采用休克疗法,价格闯关,到1988年物价指数上涨18.6%,城市里出现抢购风潮。

  此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惯性下,农业、农村、农民还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相反,农村改革带来的制度收益,使农村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中国农村高速发展并保持稳定的政策根基。从今天看,这些文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放权予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走出来,乡镇企业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1980年代中后期允许农民进城,则使农民从乡村走出来。

  1996年:"三农问题"孕育

  1989年后三年的经济疲软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也感到不适。从这一年起,不仅是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手里。

  1991年,安徽发生特大洪水,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水才排掉,这就是所谓"涝"灾。没有办法,安徽人大批外出打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卖粮难也初步得以解决,城市的高速发展还支持了"打工经济",于是民工成"潮"。

  "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于是,媒体惊呼:"民工潮"来了!

  农民负担问题也凸显出来,1985年撤销人民公社后,61766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收费权力的乡镇政府建立起来,管理农民的机构也随之涌现。这些农村基层机构的摊子越拉越大,都需要农民来养活。

  尽管如此,受益于冉冉上升的经济,农民负担引发的问题还没明显呈现,而随后1994年的改革,对"三农"产生了新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要进行宏观调控,必须推行分税制改革。此项改革,对于集中财力加快建设步伐,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相应的转移支付和财权事权相统一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维持农村基层机构运转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2000年:民工潮涌

  2000年1月的民工潮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城里人认为,农民们不仅团团圆圆地过了春节,还热热闹闹地过了元宵,然后才进城打工来。

  事实上,1月31日,离春节还有4天的时候,四川已有400万民工蜂拥出川。遂宁民工廖勇说:"谁都想在家和亲人一起过年。"但他已是第4次赶在年关前出门了。

  这些在列车上过节的人们让城市大吃一惊。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广州火车站到达旅客人数达55.4万,比去年同期增长58.7%。这里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边是席地而坐仍在等候着回家的民工,一边是扛着大包小包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民工。

  城市人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增长从1998年起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对于如潮水般涌进城市的民工,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城市的负担。

  "你这个人真农民!""农民"二字本来是一个名词,而在一些城里人眼里,这"农民"是可以来做形容词的!城市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抢夺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给钱甚至给饭就干。

  从1998、1999年开始,一些城市开始规定:什么行业允许用农民工,什么行业严格不允许用农民工,什么行业可以适当用,什么行业绝对不可以用。

  打工成本迅速上升,火车票涨价,汽车票涨价,暂住证要交钱,计划生育要交钱……而农民还是要往城里跑。

  在农民处于困境之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三农问题"夜不能眠之时,一个人物出现了,他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2月10日,龙年正月初六,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总理。

  李昌平捅开了整个"三农"问题的窗户纸,人们开始注意到,我们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的处境,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离开乡村,来到城市,而以亿计算的人口流动使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

  这表明,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2004:新的起点

  今天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如果放在几千年大背景下,只是一个瞬间。对于农民负担问题,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总结了唐代以来的农民税赋情况。

  2001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一情况,并将之概括为"黄宗羲定律"。于是"黄宗羲定律"成为专家学者甚至政治官员在讨论"三农"问题时经常脱口而出的概念。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与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间谈到湖北农业问题。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趋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温家宝指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席话赢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引述"黄宗羲定律"的概念表明,中央高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确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官方和民间也在积极互动。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全文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

  海外媒体评论说,一号文件"闪耀人文关怀光芒",是多年来政策含金量最高、"实招"最多的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按照文件政策,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七十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负四十八亿元,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不低于一百亿元,总计达二百多亿元。今年中央用于支农的专项资金将比去年增加大约三百亿元,达到创纪录的一千五百亿元以上。

  在此之前,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推开,一些地方已尝试把农民负担降为零。

  于是"三农"问题又有了一个轮回,25年前的改革使"三农"问题初步得以解决,而由于25年间,世事变化,使"三农"再次成为问题,而今天的问题,则和那个时代不同。

  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农村领域的简单的改革已经结束。我们必须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探求"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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