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的慈善实验

　　从致富能手到身负22万元巨额债务

　　一个没有正式名分的“孤儿院”

　　一所没有合法身份的特教学校

　　没有摆脱生存危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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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周益

　　10年前，安徽省颍上县三十铺镇的农民王家玉收养了一个快要倒毙街头的孤儿，从此，家底颇丰的他不断地把流落街头的孤儿带入自己家中，供他们吃住学习；十年之后，王家玉的家中已经容纳了199个父母双亡或者身患残疾的孤儿，而他本人也由一个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变成了身负22万元巨额债务的“落魄农民”。

　　当地媒体报出这个消息后，本报记者专程来到安徽省颍上县三十铺镇，在省道102线旁，看到那座由60余间破旧房屋组成的大院落。这里离最近的村庄也有近1公里的距离。这就是王家玉和他199个孤残儿女的家。

　　对于这个特殊的“家”，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说了很多不同的称谓：有人叫它“孤儿院”，因为它的199个小成员都是“没人要”的孤儿；也有人叫它“孤残聋盲学校”，因为王家玉为了让学龄儿童有学上，就先后聘请了九位教师，并模拟正规小学相继开设了四个年级的课程；还有更多的人叫它“儿童村”。

　　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全部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王家玉说：“如果‘学校’和‘孤儿院’的说法不被认账，我可以把这199个孩子留着自己养。”事实上，他已经这样走过了10年。

　　曾经的致富能手王家玉

　　王家玉今年已经64岁了，他出生于颍上县三十铺镇，家庭的贫困让他没读完小学就辍学务农了。他20岁那年，正值壮年的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从那时候起，王家玉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因为家里穷，父亲去世又早，直到30岁，我才结婚的，但没想到爱人在第一次怀孕时，却患了癫痫病，并在以后的妊娠期间时常发作。”王家玉痛苦地回忆说，那时医疗水平低，自己也不太懂得一些医学知识。五个女儿中，大女儿患了痴呆症，二女儿、三女儿是轻度弱智，四女儿遗传了母亲的癫痫病，五女儿虽然智力正常，但却是聋哑人。

　　1980年，灾难再次降临到这个已然不幸的家庭。为了让全家人吃饱穿暖，王家玉只身来到江西一家工厂做工，而在一次扛木料时，40岁的他因力不从心而不慎跌倒，腰骨当场被摔断。“虽然我四处寻医治疗，但还是落下了下肢不便的后遗症。”

　　作为全家人的顶梁柱，致残后的王家玉没有就此趴下，而是以惊人的毅力，挺直腰杆应对生活的苦难。“我如果从此一蹶不振，五个病残女儿只能被饿死。”王家玉告诉记者，俗话说40岁不学艺，但他在40岁那年却从头开始，苦学木工技艺，点点滴滴进行最原始的资本积累。

　　1988年，王家玉看准了市场对竹木家俱需求旺盛的商机，凭借自己苦学8年的木工技艺，独自加工生产了50多件竹木家具，当年便赢利2000多元。

　　尝到了甜头的王家玉并不满足小打小闹。1993年，王家玉自任厂长，投资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企业——家具厂。此时的他已经存款2万多元，并一举从特困户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苦难日子似乎走到了尽头。

　　第二年，他在颍上县县城里收养了第一个孤儿潘典龙。

　　王家玉办的家具厂一年比一年红火，到了1996年，他创办“儿童村”专门收养孤残儿童时，个人资产已达20多万元。

　　随着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殡葬改革的推进，骨灰盒市场前景看好。王家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1997年初，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他在原家具厂基础上成立了一家工艺品厂，专门生产骨灰盒，同时与县民政局签订了定向销售合同。“那时生产骨灰盒的利润很高，仅1997年和1998年两年，工艺品厂的总产值就高达近200万元，纯利润约60万元。”王家玉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话语中充满了成就感。

　　一个没有正式名分的“孤儿院”

　　现在，距离收养第一个孤儿潘典龙已经整整10年了。

　　1994年初春的一天，王家玉到颍上县城办事。一个匍匐在街角，约五六岁大的瘦弱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孩子的上身仅裹了一件衬衣，像是一块大布条，头发满是泥土乱草，正在街角的垃圾堆里找吃的东西。王家玉对记者说：“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哆嗦了，就觉得他太可怜了，赶忙到边上的烧饼铺买了两块烧饼。”

　　王家玉回忆说，他后来才知道，孩子名叫潘典龙，颍上县颍河乡潘营子村人，当时才6岁，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流落街头已经半年多了。

　　当记者在颍上县残联同济汽修厂看到当学徒的潘典龙时，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面对记者，潘典龙腼腆地说：“没有遇到王爷爷的时候，我在街上讨饭流浪，有时饿急了也会偷别人的东西吃。第一次遇到王爷爷那天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得站不起来，只能趴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王爷爷在我边上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就买了两块烧饼给我，我真饿坏了，抓过来就吃。”潘典龙在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始终一板一眼地讲着普通话，他说王爷爷请老师教他要和别人说普通话，“王爷爷走的时候问我一般在哪里要饭，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了他，到第四次的时候，王爷爷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当然说愿意啦。”

　　于是，潘典龙成了王家玉家第一个编外孩子。

　　“如果我当年一蹶不振，被生活重压击倒，自己的五个病残女儿也可能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所以每次碰到那些孤残儿童无依无靠，我心里总是酸酸的。”王家玉平静地说，他收养第一个孤儿的最初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反正自己已经有了五个病残女儿，养五个也是养，养六个也是养。正是这个简单的动机，让王家玉在收养孤残儿童的爱心路上一发而不可收。1998年底，王家玉已经从街头领回了39名孤残儿童。

　　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王家玉已经无力依靠个人力量来照顾他们。1998年，他萌发了创办一个孤残儿童收养院的念头，于是聘请了专职的“保姆”来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王家玉改造了家具厂的部分闲置房屋，并在旁边一块自己原有的7亩土地上新盖了10余间砖瓦房，收养院初具雏形。

　　随着收养院规模的扩大，不少好心人开始主动把流落街头的残疾、智障儿童送到“儿童村”。截至2004年初，收养院已经收养了199名孤残儿。

　　在颍上县民政局副局长傅连军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王家玉送上来的一份关于成立“SOS儿童村”的申请书，里面包括孤儿院和学校等设施。但傅连军遗憾地告诉记者，王家玉这个申请按相关规定还不能批准，因为办孤儿院要县级以上民政局的参与，而我们民政局正在商量怎么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能在物资上对王家玉给予支持。

　　一所没有合法身份的特教学校

　　现在，早年收养的一些孩子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而拥有150多万人口的颍上县，却没有一所专门接收盲、聋哑、智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那些全日制普通学校，因为这199个孩子中的大部分都是残疾，甚至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表示没有能力接收他们。

　　王家玉说：“起初只想着怎么养活这些孩子，但时间一长，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有些小孩在进来之前有些不良的习惯，比如小偷小摸啊什么的，进来以后还有发生。我觉得对他们进行教育是迫在眉睫的事，因为我年纪也大了，不可能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不仅要学会做人，还要学一些生活技能。所以我从1999年开始准备筹办一个学校。”

　　三十铺中学的退休老校长孙学顺是第一个到“学校”报到的老师。

　　1999年，62岁的孙学顺从三十铺中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王家玉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了这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校长。老校长明白王家玉的想法后，放弃了几所私立学校优厚的聘请待遇，主动来到“儿童村”，全力帮助王家玉开办学校，同时把学校的基本章程确定下来。

　　随后，他们以300元的月薪聘请到了几名退休教师，在收养院几间房子里用砖块、木板搭了低矮的课桌椅。从此，“儿童村”里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学校。第一年只有54个孩子，可以读书的有27个，所以学校只有一个由学前班和一年级合一起的复式班。

　　王家玉为孤残儿童创办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从2000年开始，一些困难家庭甚至一些狠心的父母便偷偷把残疾、智障儿童送到“儿童村”来。“最近3年是‘儿童村’人数增长最快的三年，2001年，‘儿童村’人数达到100人，2002年则增至154人，目前则是199人。”老校长孙学顺激动地说，“我们一开始定的入学标准是收三类人：无父无母的孤儿，父母双残的特困户，残疾儿童。另外还要走‘乡村推荐和学校审查’两个程序，谁知人还是越来越多。虽然负担越来越重，王家玉也没说过拒绝别人的话。”

　　为了给孩子们办户口、办学籍、采办学习用品，王家玉常常拖着不便的双腿徒步进镇上县。他丢下了自家的一切，甚至连身患重病的妻子也难以顾及。自己的5个女儿陆续长大成人，惟一未嫁的小女儿也已经20多岁了，王家玉让她们在“儿童村”里帮忙，和他聘请的其他9名杂工一起，为孩子们洗衣、做饭、洗澡、护理，另外还负责教聋哑孩子手语功课。

　　每天晚上11点，当孩子们熟睡后，王家玉还要到寝室去巡视一遍，像慈母一样为他们掖好被子，摆正枕头。“一天见不到孩子们，心里就发慌，就忐忑不安。”王家玉说，自己和孩子们在彼此的生命里已经不可或缺。

　　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学习，王家玉还经常把他们的残疾父母接来同住。家住颍河乡的马绍龙现年15岁，母亲早逝，父亲全身瘫痪且不能说话。进入“儿童村”后，他因牵挂着父亲而时常闷闷不乐。王家玉了解情况后，立即就把瘫痪在床的马父接到了“儿童村”居住。

　　记者在王家玉学校的办公室看到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上面写着“颍上县孤弱聋盲特殊教育学校”。可是，就在王家玉向记者出示县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批准建立“颍上县孤弱聋盲特殊教育学校”的批文后，记者在县教育局得到了一个文件式的回答：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检查标准》的有关规定，王家玉的学校并不具备办学资格，光有残联的批文是不够的。

　　对于王家玉学校的现状，县教育局的有关人士表示爱莫能助，成教科科长郭学义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首先要解决的是学校和教师的生存问题，实在没有能力在特殊教育上投入多少，不过邻县有特殊教育学校。”

　　生存危机再次降临

　　随着收养孤儿的规模一点点扩大，王家玉的大部分精力都牵扯在孩子们的生活和学校的管理上。“王家玉办学真是太苦了，聘请一个教师月工资才300元，谁会来干呢？还不如出去打半个月的工挣到的钱多，更何况是和一群残疾人在一起。”孙学顺说，为了聘教师、办学校，王家玉四处奔波、到处求助，甚至连自己的厂子都无暇过问。曾红火一时的工艺品厂，形势越来越严峻，产品出现滞销并大量积压。王家玉说：“1999年以前，厂里的年利润还能保持在十七八万元左右，但从1999年开始就跌到几万了。”

　　这时的王家玉开始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企业生存危机，因为1998年效益好的时候，他为了扩大再生产，向外借贷了20万元钱。由于效益不好，这些贷款成为他沉重的负担。同时，越来越多的孩子也让他感觉有点吃不消了。2001年的时候，收养院几乎快要断粮。

　　此时的王家玉决定向政府申请援助。

　　得知王家玉的事迹后，颍上县民政局的领导十分感动，傅连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感慨地说：“他图啥，钱也赔了，年纪这么大，说句不好听的话，没几年好活的，要名气又有什么用。”孙学顺告诉记者，在2001到2002年期间，民政局一共送到学校200多床被子，十四五吨面粉，八九万块钱，所以那两年学校都没有买粮，算是渡过了一个难关。

　　2003年夏天，肆虐的淮河大水把王家玉和100多个孩子再次卷入了生存危机之中。

　　“由于厂房处在低洼地区，最深的地方积水达到2米，5000多只木制骨灰盒全部被浸泡其中导致作废，总价值60多万元。另外两间厂房被冲毁，四间厂房部分倒塌。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全被洪水吞没了。”说起当时的情形，王家玉依然心有余悸，“厂子基本上就垮了，我也几乎倾家荡产，孩子们的吃饭问题成了最大的困难。”

　　王家玉又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救助申请。但是由于灾情危急，政府各部门都把所有的人力财力投入抗洪抢险中，王家玉的一次次救助申请都没有得到回应。

　　“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等洪水退去后再向政府求救肯定来不及。”王家玉决定向别人借粮。

　　“去年七八月份，王家玉突然跑到我家告诉我要借粮食，他说家里的孩子已经要挨饿了，自己没钱买，这借的粮食要等大水过后，政府发给他救济粮的时候才能还给我。”在三十里铺镇街上开面粉厂的肖德扩当时很不理解王家玉的行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偿还能力。但他一连到我家3趟之后，我也被感动了。那么多的孩子如果要饿死的话，那多寒心啊。我就借了他4吨面粉。王家玉很讲信用，大水退了以后就把面粉还给我了。”

　　大水退去后，几近倒闭的工厂和100多张饥饿的小脸让王家玉几乎要绝望了。这时，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以199个孤儿的名义给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写了一封求助信：

　　“我们是失去父母和被家庭抛弃无依无靠的孤残儿童，就在幼小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王家玉等几位普通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义无反顾地收养了我们。(他)仅靠销售一点工艺品(骨灰盒)的收入，来养活我们199个小兄弟、小姐妹……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他)又创办了孤弱聋盲学校，使我们有了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可是，由于入院孤残儿童逐渐增加，给收养院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加之我县(2003年下半年)连降大暴雨……我们的宿舍、生活用具、学习用品全部付之东流……整个收养院笼罩在一片阴影中。”

　　2003年9月8日，颍上县民政局接到了李宏塔对该信的批示：“请颍上县民政局了解信中反映的情况，并与县有关部门联系，尽力帮助收养院解决困难，还有问题再逐级上报。”

　　没过多久，这199个孩子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同时也有了每个月91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一下，孩子们的温饱得到了保障。

　　“我希望政府能把这里接管下去”

　　2004年2月26日，记者在“儿童村”里看到：数间低洼处的砖瓦房屋，因受去年一场大水浸泡已经倒塌，数十间教室内墙壁斑驳，裂缝清晰可见，门窗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好的。而走进教室，记者发现，所谓的“桌椅”就是10几块砖头垒叠而成，低矮而潮湿；黑板则由一块刷上黑漆的木板充当。

　　而孩子们的“寝室”是一间没有窗户、不足5平方米的低矮小屋。在这个小屋内，两张用砖头和木板拼凑而成的床铺，几乎占去了所有空间。“因为孩子多，住房紧张，这里住着7个残疾孩子。”帮助王家玉照料孩子们饮食起居的61岁老人王国清哽咽着说。7个残疾孩子大的不足15岁，小的仅有7岁，他们共用3床薄被子、2床被单和一件好心人捐赠的大衣御寒；孩子们怕冷，整个冬天都不脱衣服睡觉。而在另一间约有30平方米的大屋子内，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14个双层架子床，20多个孩子正围在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因为一些寝室年久失修成了危房，所以这间屋子最多时睡过70多个孩子，平时最少也要睡56个，一张床睡两个。但人睡多了，就经常有孩子被挤下床，甚至摔伤。”王国清解释说，“这些宿舍大水过后虽然加固了，但仍然属于危房。”

　　“‘儿童村’199个孤残儿童，每月至少需要2吨面粉、1吨大米；为了照顾孩子们学习、生活，王家玉共聘请了18位教师和护理工，再加上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用品，意味着王家玉平均每月至少要拿出1万元，一年就是12万元。光算这个账的话，那些低保补贴已经够了。”颍上县民政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但事实上，王家玉每年为孤残儿童支出的远不止这些，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何况他收养的这些年幼的残疾体弱的孩子。

　　除了吃住方面的危机，孙学顺还告诉记者：王家玉聘请的18位教师和护理工，已经半年没领到一分钱工资了，如果王家玉再不发工资，他们也要生活，还会在“儿童村”继续干下去吗？如果他们不干了，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孤儿谁来照料？如果债主们起诉王家玉，法院封存了“儿童村”房产，孩子们到何处栖息？如果王家玉再没有新的收入来源，这个“儿童村”还能支持多久？

　　“顶多再干半年，我也不会在这儿继续干下去了，我怕出事！”孙学顺出乎意料地告诉记者：因为“儿童村”的校舍几乎都是危房，万一倒塌出事，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在我离开‘儿童村’前，我会当面告知王家玉的。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当这个学校校长的原因。唉……”

　　记者在结束采访的时候问王家玉，如果有一天他实在没有能力再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准备怎么办。王家玉一开始还坚持着说，孩子们的低保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他们生活没有问题了。当记者把需要维修的危房，濒临倒闭的工厂，半年没有拿到工资的教师以及一直没有被法律承认的收养资格等问题再一次集中起来放在王家玉面前的时候，他叹息了一声说：“我希望政府能把这里接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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