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方亮、陈键兴、张玫／北京报道

　　当政坛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钱人的身影时，人们更关心的是政治过程本身的变局

　　在被提及曾被称作中国大陆“首富”一事时，刘永好并不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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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对于财富的梦想就是每周吃一次回锅肉。”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商后，从用一年时间成为“万元户”到后来发展到拥有千万资产，他开始发现个人生活上的欲望已经满足了，接下来更多的就是“对事业的爱好和感觉”。

　　从饲料行业起家发展成为经营房地产、高科技、化工、金融等多项产业的刘永好，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私营企业主对“事业”的“爱好和感觉”。这种“爱好和感觉”最终延伸到了政治领域。

　　这位新希望集团总裁、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直接面对中央领导人表达自己的诉求。每年他都兴致勃勃拟定提案，评议国是。

　　在“两会”期间，他出门时会经常穿着一件挺括的风衣，发型一丝不苟，似乎刻意要让人在千万人中一眼就找出他来。

　　事实上，在许多公共场合，只要刘永好一出现，记者们就会像听到发令枪响一样朝着他冲上去。

　　大部分时间里，刘永好心情不错，对记者的问题来者不拒，思路清晰，对每个问题都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并能做到“政治正确”；同时他谈吐幽默，妙语连珠，引得记者们笑声不断，俨然是一副政界新星的派头。

　　他会孜孜不倦地、花上很多的时间来打消那些企图攻击民企者的“邪念”。刘永好对《瞭望东方周刊》打了一个比方：“数万年前，所有的人都不穿衣服，但是不能拿现在的道德标准说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流氓，因为当时还没有布，人也没有意识到要穿衣服。民企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听了这样的比喻，寻常人不禁会哑口无言。

　　在论述起某些民企的所谓“罪恶”时，刘永好的言辞更是带有强烈的“官话”色彩：“当时制度建设还没有跟上来，很多做法谁也说不清对错。对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揪住以前的问题不放，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舆论应该引导大家共同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向前看。”

　　“一些媒体将‘富人’与腐败联系在一起进行炒作的行为，应该进行矫正！”刘永好像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义正辞严地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

　　“富人谋政”

　　3月初至3月中旬，北京华润饭店19楼和20楼也许是中国最富有的两层楼，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唐万里、许荣茂、张宏伟、卢志强等富豪榜上风云人物皆同时下榻于此。而在人代会代表的驻地，也有不少来自民营经济界的“大老板”。

　　与荣毅仁不同，他们是新一代“红色资本家”。他们更与共和国历史上那些由工农而政要“贫而优则仕”的人们不同──他们的最大特征是有钱，是“富而优则仕”。

　　出席“两会”，便一脚迈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殿堂。但要放到20多年前，他们被打倒后再踩上一万脚，也不会有人同情。没有更好的例子能像世纪之交的中国这样显明了：由贱而贵也就是转瞬间的角色变换。

　　去年的“两会”成了这些新贵们的转折。新华社当时这么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出现了100多位来自非公经济的代表、委员，数量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空前。

　　其时，民企老板“从政”的新闻像是扔下了一颗颗炸弹:重庆的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这个直辖市的政协副主席──尹是改革开放后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私营企业主，因此被誉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步入高级政坛第一人”。

　　之前，资产超过8亿元的私营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而在浙江省当选的89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一下冒出了14位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

　　北京、上海、广东、海南……都选出了大批“新阶层”的代表和委员。北京市人大和政协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数量如此众多的非公经济人士当选代表、委员，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的政治风向变化与此有直接关系。会议首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把私企主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借政治之东风──“改革开放”也好，“三个代表”也好，富豪们可以昂首进入政坛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家”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今可谓如胶似漆──人们如此理解他们身上的红色光晕。这真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风景之一。

　　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真有些受宠若惊，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理所当然。代表和委员的身份，既具象征性，也有实质意义:从此主流起来，可以说一些以前不能说的话，或以前要转借他人之口来说的话，从而亲自影响政治进程。富人参政，也为中国意识形态空间注入了切实可见的物质利益。

　　实际上，从保护合法私产入宪，到开放准入领域，都有“民企利益集团”参与促成。他们既可直接影响官员行为，也可广泛介入媒体话语。

　　但切不要以为民营经济力量已壮大到足以左右政治，实际上，政治大局的流转才是前提。没有执政党理念的跃迁，如今的一切都不可能。

　　对于刚刚迈进政治门槛的私营企业主来说，如何把握政治与生意的关系，还是一个微妙的课题。变化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参与政治”

　　为什么一定要走上政途？研究者与私企主都发表了意见。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新兴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说。

　　的确，民企人士表达了这样的吁求。拥有2亿多元固定资产的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建华宣称：“我要认真倾听和反映非公有制经济界的建议和呼声，把我们那些得到社会共识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

　　有私企主认为，参政这一行为，足以表明他们不是“掉在钱眼里”，而是有着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和抱负。

　　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财富并不是我惟一追求的目标，我们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以后，曾提出变卖所有家产，专职从政。”

　　但是，尹明善的“官瘾”难以得到完全满足。就目前而言，私企主若要在政坛上发展，是受到条件限制的。这同样是因为身份。

　　据尹明善讲，重庆市政府对他说，如果卖掉力帆实业集团，他就失去了代表性。因此，尹不仅不能卖，“还要把力帆做强做大”。

　　但尹明善仍然很感激：“我以前连科长都没有当过一个，现在一步登天做了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做了全国政协委员，所以我很感激党和政府，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私营企业家关心国家的走向，我想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而不是有什么政治企图。”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44岁的徐冠巨10多年前靠2000元借款起家，现已拥有精细化工、物流、高科技农业等多家现代化企业。徐冠巨成了浙江省首批从私营企业家中选出的“劳动模范”。

　　“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一直深信不疑，但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层次参政议政，”徐冠巨说，“传化集团有今天首先是依靠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我对共产党有感情。”徐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过，并不是每位私企主都有着尹明善和徐冠巨这样强烈的“政治自觉”。为什么要从政？在记者接触到的一部分私企主看来，他们是被政府“选上”的，因为政治的构成必须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有的私企代表、委员甚至表示，自己并没有在政治上花太多精力。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称，“参政议政对经营活动没有太大的影响。除了这几天在这里参政议政，平时还是以从事企业经营为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福禧投资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荣坤甚至接受记者采访都兴致不高。他曾经约定3月3日上午10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结果最后张荣坤委员爽约，据说是去“看望朋友”。

　　“得到政治保护的财产才安全”

　　但记者还没有听说过哪位私企主拒绝与“官场”亲近的。然而，对于如何处理“老板委员”或“老板代表”双重角色的关系，大多数人不愿说。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吉利集团总裁李书福认为参政议政对从事企业经营是有利有弊：“你说(参政议政)有影响，也有影响，总会分散一些时间精力，你说有好处，也有好处。”

　　然而，当《瞭望东方周刊》追问参政议政对从事企业经营有什么好处时，李书福却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正面回答。

　　实际上，就目前阶段而言，主要还是政治或政府对商场的影响仍然太大而且太具体，而不是商人们在主导政治。因此，从商者很难说不关心政治。

　　在中央出台振兴东北的方案时，一位年过70的温州老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曾得意地亮出一叠8厘米厚的资料。他说，那全是他让秘书收集的各类有关东三省改革的资料，已经分门别类。“如果我能从中找准具体的改革方向，那是对我自身的最好鼓励，尤其是在精神上。”

　　坐待政策而难有作为，甚至是对政策直抵精神深处的依赖，反映出中国民资的先天脆弱性，这也决定了不少民资最后采取了“官商路径”。

　　身份既然如此的微妙，面对记者，尹明善于是“讲起了政治”：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自己言行很谨慎，因为不想给别人留下以权谋私的口实，因此在公私方面分得很清楚。

　　有一件小事可作例证:他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带的是重庆政协给他配的秘书黄杰;而平时参加商务活动，带的则是他在力帆实业集团的秘书刘春。

　　有的新闻同行觉得尹明善在这点上挺有趣的，“老尹在用官场之道要求自己了，但是担任政协的职务只是参政议政，没有什么行政权力，也说不上是什么从政。”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政府商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曹富国对“老板参政”的现象发表了三点看法：

　　老板之所以愿意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首先还是寻求保护，只有得到政治保护的财产才安全。

　　其次，企业家出任代表、委员之后，便获得了一种“红色资本家”的身份，即使他们不以权谋私，这个身份也有利于他们掌握更多的资源。光是交结的权力人物和建构的上层关系，就是一笔巨大财富。

　　最后，要从多角度来看“老板参政”现象。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财富和权力结合的力量同样是难以控制的，如果这种趋势逾越了法律，就要坏事。要警惕中国出现类似俄罗斯的“权贵资本主义”。

　　资本是自私的

　　尹明善预言：改革越深入，非公经济越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进入政坛，其形式很有可能会从现在这种过渡式的“半商半政”发展到只拥有股票而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职业官员。

　　问题是，“富而优则仕”者能否为更广大的群体而不仅仅为自己的企业和行业代言？

　　资本的本性是自私的，而且在现阶段它是弱势的──因此不可讳言，民企参政，首先要表达的仍是自身的权益诉求。如尹明善所言，如果力帆不能做大，甚至连这个政治地位也可能失去。

　　通威集团刘汉元的主营业务是水产饲料，因此此次的提案也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而去年他的提案却是关于资本市场的，当时媒体炒作得比较多的是通威集团要买壳上市。

　　如今通威集团不用买壳也上市了──通威股份3月2日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真可谓时过境迁。当记者问到中央1号文件出台对通威股份上市有何影响时，刘汉元笑称，“这完全是巧合，其实我们也排队排了很长的时间。”

　　全国政协委员、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让记者眼睛一亮的是胡委员《关于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互动的建议》，让人不得不佩服企业家的“思路开阔”。

　　胡成中认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都是大型国际性活动，有许多共性特点，而且时间上较接近，非常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在运作上进行有效合作。在商业运作上，如果处理不好，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例如，由于时间上只有两年之差，二者在争取赞助商、征集广告客户等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冲突。由于两者都是百年不遇的特大型活动，而且又是同一国家的城市，因而丝毫没有必要采用竞争机制。

　　这里面不能不说含有对资本利益的考量──温州商人似乎都有上海情结，均瑶集团的王均瑶、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等都把公司总部搬到了上海。胡成中也不例外地具有这种情结。2003年11月2日，德力西集团高压电器生产基地在上海落成。在来北京开会前夕，2004年2月28日，胡成中又与上海市青浦区政府签订了征地1000亩的协议，投资20亿元，建设自己在上海的高中低电压、输变配电气制造业基地，将创办5个联合企业，预计年产出100亿元，解决2万人就业。

　　追求私利无可非议，但记者也产生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联想：如果那些与地方政府串通一气在强拆强迁中获益的房地产商有了更大政治话语权，他们又会怎样使用它呢？

　　记者还注意到，在个别代表团中，来自工农的人大代表很少，成员大都是地方政要和老板。

　　“达则兼济天下”

　　有了钱并逐渐开始有权起来的私营企业主，能否把握住自己的政治道德和良心，便成为了众所关注的话题。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思考“达则兼济天下”。

　　《瞭望东方周刊》发现，胡成中此次上京共带来了5个提案，除了关于民企发展的提案外，内容还涉及就业问题、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等。

　　刘汉元也似乎更多地在“替政府和农民”着想。他对政府承诺5年内取消农业税有点意外。刘汉元认为，更策略的做法应该是取消农业税几年以后再恢复。他分析说，取消农业税，短期内中国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增加，但是从长期看，农产品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最终可能“谷贱伤农”。

　　因此，他建言，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来，通过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入城市，这样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在尹明善身上，则更有几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尹明善向《瞭望东方周刊》说：“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当我每天累得不得了，我就站在办公室窗口向外看，看见下面每天有数以百计的车拉进拉出，看见我的工人辛勤工作。我给一个人提供了工作，一个家庭就可以脱贫。我给一个工人一个月1000元左右工资，他给家里哪怕是只汇款300元，他农村的家就不是很贫困了。现在在力帆直接就业的有5000多工人，间接拉动在配套厂就业的大概有4万人。如果我哪一天能够安排10万人就业，人活一辈子也就值了。”

　　至少，从尹明善的表情上，看得出他是由衷和真挚的。

　　“消灭”剥削阶级之后

　　民营企业触电政治的另一种利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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