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周洛华

　　最近，有关中国三农现状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了。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文件和政策，或减免农民税赋，或保障农民权利，或扶植农业生产，或鼓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有这些努力都为了一个目标：为中国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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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这几乎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曾经普遍经历的“老大难”问题。我们政府可以向农民提供亩产量更高的新技术，或者推广附加值更高的新品种，但是这些努力总是被两个方面的作用所削弱：一是随着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最终导致农产品产量增加而价格下跌；一是随着新品种种植面积的推广，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以上这两种情况在我国都曾发生过，并极大地增加了政府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难度。我们似乎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和其他各国不同，中国是一个没有农产品衍生交易工具的国家。我国虽然有大连大豆期货，郑州小麦期货和上海橡胶期货的交易，但是这些期货交易本身并不被国外金融界视作是一种衍生的工具，而只是提供远期的交易便利。

　　试想，一个中国农民在年初种植了小麦，并同时在郑州商交所卖出了小麦远期合约，这位农户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价值。他仍然需要辛苦地耕作一年，到年底收获时，无论当时的粮价如何，他都要将自己所种植的农作物按照年初确定的远期合约价格交割。

　　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年初小麦现货价格是每公斤1元的话，那么农民在郑州商交所卖出的合约价格也不会很大程度上背离这个价格。农民并不会因为有了期货合约而增加收入，期货合约只是给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可预见性。

　　农民种小麦一年，等于是做多了小麦价格，他不仅仅投入了辛苦的劳作，还承担了整整一年的小麦价格的风险。农民所承担的这部分风险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其他买卖期货合约的投机商可以通过平仓的手段去了结自己的头寸，而农民将小麦种植作为一种生存的职业，整整持有了小麦的多方头寸一年，才到年底进行交割。为此，我们应该引进农产品的期权合约。

　　农民在年初决定种植小麦的同时，通过代理机构，向商交所卖出一份小麦的买方期权合约。该合约允许其持有人在一年以后仍然以当前的小麦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小麦。我们以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波动率测算，发现这份期权合约至少价值相当于小麦货价的10%左右。

　　如此，我们在没有增加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期权市场，就为农民增加了10%的收益。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我们凭空创造出来的价值，而是对农民承担小麦价格波动的风险回报。只是在过去，我们忽略了农民所持有的多方头寸，使农民白白地承受了一整年的风险而没有获得任何回报。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小麦价格暴跌怎么办？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努力维护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市场，有关小麦价格暴跌的可能性已经被当前市场所定价了，我们的农民朋友会从市场的预期中获得补偿。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金融学并不主张农民通过金融市场去卖出期货合约来防范风险，因为卖出期货合约的实质是承担义务，那些在2003年初卖出棉花期货的农民则完全不能享受到去年棉花暴涨的好处了。使用期货合约，看似能够为农民解决问题，其实正好相反，期货合约在使农民承担更多义务的同时，也排除了他们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益的权利。

　　我们现在大张旗鼓地降低农民的各项税费义务，也应该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期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为农民增收，使他们过去承担的全部风险在金融市场上得到合理的回报。

　　我们似乎更多把期权作为富有的白领打理外汇资财的工具，而忽略了期权作为未来不确定性和当前价格之间的桥梁，能够帮助中国农民实现增收的目的。我们应该让市场来认同农民辛苦经营一年所承担的风险，农产品期权就是实现这种认同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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