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一个民工因感染急性传染病，在发病不到12小时后，便在救护网络堪称全国一流的北京停止了呼吸。死者的工友说，如果他们的“老板”舍得给钱看病；医生说，如果及时医治，病人有可能得救……但是，没有如果。

　　本报记者吴珊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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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下午3：20，一辆120急救车停靠在北京地坛医院急诊室外，几个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的人在急诊室内外穿梭。急救车后，一个农民工表情严肃地向里观望，另两个坐在凉亭里抱在一起痛哭失声。急诊室内，两个也是工友模样的人躺在推车上。

　　据周围观望的工友告诉《青年参考》，他们是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人，其中一个20分钟之前刚刚送到，下车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大概5分钟后，心跳已经停止证明抢救无效的一个工友被盖上头脸推出急诊室，橘黄色的裹尸布在阳光下显得分外刺眼。

　　“老板”不给钱看病

　　这是《青年参考》记者为民工中流脑患者高发问题去采访时，在地坛医院无意中看到的一幕。

　　记者跟随载着工友尸体的推车向医院深处走去，同行的死者的工友有点愤怒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地上还有六七个工友发着烧，但是“老板”不给钱看病！旁边，两个死者的亲属互相搀扶着，泣不成声。

　　死者的遗体直接被推进了太平间，在记者的要求下，同行的工友激动地在记者的采访本上留下了建筑队的名称、地址和自己的联系电话，并欢迎记者到现场采访。

　　记者随即走入收治流脑病人的地坛医院第三病区，主治医生陈志海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的病区收治流脑病人的1个月以来，40多个病人没有一个死亡，其中大多也是农民工。

　　陈医生告诉《青年参考》，流脑的发病率只有1%，病死率也在10%以下，在他的病区治疗的40多位病人，大多都在7-10天后康复出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从急诊室直接推进太平间的流脑病人，是陈医生的病区从3月17日以来的第一个死亡记录。

　　当记者询问为何这位病人会在12小时之内就病发身亡时，陈医生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不予评论。

　　及时救治的

　　死亡率很小

　　记者带着疑问从第三病区折回时，120急救车已经离去，急诊室仍旧忙碌。在等待了近两个小时之后，记者在晚上7点左右返回地坛医院。走近急诊室时，四周已经恢复宁静，明朗的月光下一群人沉默地蹲在急诊室的门外，围成一个圆圈，看模样，是从工地来的。

　　当记者询问下午的病人为何突然死亡时，急诊室里刚换班的黄医生向《青年参考》解释说，病人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发病，当天早上病情恶化，送到466医院诊断为流脑，然后转到地坛医院治疗，但是在下车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心跳还有，在进行了紧急抢救无效之后死亡。黄医生特别强调，如果病人前一天及时救治的话，死亡的几率很小。

　　当记者走出急诊室时，房外的人群还没有散。这是死者工地的包工头带来做身体检查的11个工友。

　　据包工头邵正祥说，死者名叫孙育洲，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和大家一起吃饭干活，早上就高烧头痛，打针吃药不管用，他就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开车把他送到了空军466医院，到达医院的时间大概是12：30。两个小时之后，120急救车到达。3：30，地坛医院确认孙死亡。在120车临进门的拐弯处，孙已经停止了呼吸，孙育洲的小叔子陈军在车上给他做人工呼吸，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和项目经理对峙

　　引来110

　　陈军和陈友保是死者的亲戚，下午就是他们在医院痛哭。到了晚上，他们已经恢复了平静，但面容憔悴。下午在记者采访本上留下字迹的叫邵正喜，是包工头的哥哥，和死者是老乡。

　　包工头带了和孙育洲同宿舍的20个工友来做身体检查，后来留下了11个人，再后来诊断出有6个还在发烧，但是都没有确诊为流脑。孙育洲的死既让大家愤怒，又让大家紧张。

　　11个人中有一位很能服众的老师傅，53岁了，叫李高德，过去在部队呆过，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字。

　　众多工友在接受采访时都激愤异常，他们对《青年参考》讲述了下午4点工人和项目经理在工地的冲突。李高德师傅说：“我们200多人堵住了经理办公室，要跟他讨说法，他就叫了110。110的人下了车就问，你们谁是头？我就站出来说，死者是头！”最后，发烧的工人才得以到医院看病。邵正祥对记者补充说，项目经理后来才拿出了5万块钱给包工队。

　　临走时，记者得知，死者孙育洲是江苏省沭阳县人，今年38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在江西九江打工。当时，孙育洲的妻子已经坐上了进京的火车。

　　“只想拿了工钱回家”

　　17日上午11：00，《青年参考》记者循邵正喜留下的地址找到位于西四环四季青乡东冉村的建筑工地。南通三建六分公司承建了这里的常青新村，死者孙育洲和为他打抱不平的200多个工友都来自江苏灌南二建，是南通三建的外包工。

　　打通电话后，邵正喜把记者领进了工地。当天上午，邵正喜、李高德等再次带着六七十个工人去找南通三建项目经理徐忠讨要说法，但是扑了个空。

　　“找不到徐忠，老板(指包工头邵正祥)给他打了电话，他说这不关他的事，他管不着。”李高德对记者说。

　　从这天早上开始，南通三建的200多名外包工全体罢工。“我们已经不打算给他干了，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还怎么干活？”“一想到他(指孙育洲)，我们心里就难过，没法干下去了。”“我现在只想拿了工钱回家。”工人们情绪激动。

　　采访电话被神秘掐断

　　一个工人的因病猝死，为何会引起工人们对公司管理层的极大愤怒？工人们要求记者去他们的宿舍看一看，包括外包工在内的南通三建六分公司近2000工人都住在两排大棚户里。走进昏暗的宿舍区，下面一层半水泥结构的空间被隔成很多间宿舍，每个宿舍里都亮着灯，只有靠最里面的墙上有一扇窗户。记者走进孙育洲生前住宿的20号宿舍，仍有3位工友发着烧，在卧床休息。宿舍里只有20张床，但是住进了32个工人。这样的宿舍，上下两层共有50间。

　　“因为工作强度大，伙食又不好，工人们经常感冒发烧，公司又不给钱治病，工人们只有自己扛一扛。每天早上，宿舍走廊里的痰液就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空气质量也很差。”李高德对记者说，他也住在20号宿舍，这个宿舍因为卫生条件保持得好还从来没有被罚过款。走出宿舍区之前，工人们指着通道里仅有的一扇窗户告诉记者，那里的排气扇是今天刚刚装上去的，以前没有。

　　记者在工地采访的过程中，一直不见项目经理徐忠的踪影。记者给惟一能联系上徐忠的邵正祥打电话，手机也已停机。在晚些时候联系邵正喜时，邵也无故地掐断了电话，记者从听筒中依稀听到，当时劭的旁边似乎有人指示他这么做的声音。

　　医院耽误治疗？

　　为了解抢救孙育洲的确切过程，并寻找相关责任人，记者于4月17日下午4：30到达紫竹桥西南角的空军466医院。孙育洲的送检医师宁辉还没有到达急诊室，5：00之后，宁辉将开始值班。

　　466医院急诊室因为记者的到访似乎略微显得有些紧张，记者最后被带到了医务科的值班室，陈狄主任向记者解释说：“由于466医院没有传染病科，也没有治疗传染病的医护人员，所以病人确诊流脑之后就马上让他转院了，这样的情况上周就出现过一次。孙育洲染上的是急性传染病，必须要用传染病专用车转院治疗，所以我们给120急救中心打了电话。”

　　但是陈狄并不是当事医生，当记者提出想采访宁辉医生等当事人时，陈狄以会影响值班工作为由让记者稍后再联系。

　　而记者在工地采访时也曾看过孙育洲在466医院开具的门诊病例，上面写着：“发热2天、神志不清4小时，躁动、瞳孔放大等同约3mm，对光反射存在，前胸部可见散在出血点，……疑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建议：转院治疗。”

　　在急救中心主楼的调度中心，记者看到了120急救车前一天下午载运孙育洲转院的档案资料：“昨天(4月16日)下午13：47，466医院急诊科的宁辉医生打电话来叫车，由于病人体温超过37.5℃，我们调用了发热病人专用车，13：51车子出发，14：25到达466医院，20分钟之后到达地坛医院。跟车的是赵立强医生。”

　　120急救车的运送病人应该还是及时的，但是孙育洲从12：35被邵正祥送到466医院，到13：47由466医院急诊室向120发出叫车申请，用了一个多小时。而在这1小时当中，医院到底如何给死者确诊以及采取何种急救措施，却不得而知。当记者再次致电466医院时，工作人员以周末为由拒绝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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