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留美学生无端卷入“性骚扰”案 不得不寄养女儿 第2页:失去学籍成为“黑人” 含泪延长“临时看管协议” 第3页:中国母亲为要女儿闯法庭锒铛入狱 “性侵犯”案4年未果 第4页:中国驻美使馆要求公正审理此案

　　失去学籍成为“黑人”

　　断了经济来源后，贺家节衣缩食，生活简朴。然而在美国，每天就是不出门也要花钱。窘况折磨着贺绍强，他常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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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计，罗秦产后28天就到餐馆打工。最初由于找工作困难，每小时2美元的工她也做。她伤感地说：“在大陆，产妇都休105天产假，而我在美国却不能安心做月子，在餐馆扫地时，伤口痛得直不起腰，却不能讲出来，老板请你来就是干活的。”

　　为养家糊口，贺绍强找到了一份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深夜12点到凌晨4点，看守学校宿舍，每小时5美元。一天凌晨1点，正在值班的贺绍强被警方以“暴力强奸罪”逮捕，事发突然，让贺绍强始料不及。次日，交了500美元保释金后他被释放。当时，强奸案经过双方律师商议，达成“你不告我，我不告你”的协议。

　　这份和解协议被罗秦拒绝了，她表示：“要有一个说法，不能颠倒黑白。”

　　贺绍强也明白，先前的“性骚扰”案现已升级为“暴力强奸案”，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耻辱。按照这个指控，假如罪名成立，他不但会失去就学的可能，而且要面临被判20年监禁的惩罚，这项不实的指控岂能与王玉鹏明目张胆地打人划等号？出于人格尊严，也不能接受这种不对等的协议。为确立强奸案，孟菲斯大学举行了听证会。会上，有听证会主席、学校法律顾问及3名为齐晓军作证的人。贺绍强看到在场者都是女性，表示自己需要一个律师。而法律顾问却说：“你有罪为什么请律师？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主席叫当事人齐晓军进屋，她当众陈述贺绍强勾引她，从背后抱住她并企图强奸她，她不愿意，俩人就打起来，她被抓伤……

　　“根本没有的事！”贺绍强大声争辩，“既然这样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因为怕羞没敢报。”校方也强调，女孩子受辱后通常不好意思讲出来。

　　贺绍强：“为什么没有医生证明？”

　　齐晓军：“看医生太贵，所以没去检查。”

　　纪律处处长斯托里表示，她看到了齐晓军身上的伤。

　　齐晓军还出示了一张电话单，证明11日下午3点她与丈夫打过电话，告诉他自己被强奸了。贺绍强发现电话单上只有1分钟的通话时间，质疑她说谎。

　　齐晓军则表示，丈夫不在家，她只是留言，所以通话时间短。齐晓军的室友也证明，事发当天看到齐晓军在家哭。强暴女性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重罪，听证会最后一致认定贺绍强有罪，学校正式取消了贺绍强的学籍。

　　学生身份被取消，贺绍强居留美国的条件也丧失了，从此，他成为没有身份的“黑人”。

　　含泪延长“临时看管协议”

　　贺绍强被捕时，贝克夫妇临时看管贺梅的期限也到了。贺家为女儿办好中国护照，准备从贝克家把贺梅接回来，送到重庆的外婆家。贝克不同意，他说：“小孩送回中国，你们想她了怎么办？不如放在这里放心一些，还随时可以看。”

　　贺家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贝克夫妇还提议，把贺梅的名字加入到他们的家庭医疗卡内，可以保证贺梅有足够的医疗保险。

　　鉴于当时贺家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并有强奸案官司缠身，贺氏夫妇决定与贝克夫妇签署了一份延长看护贺梅的协议。这份协议由贝克律师起草，于1999年6月4日，在孟菲斯少儿法庭签字。

　　签字前，罗秦泪流满面，再三犹豫。翻译告诉她：这份临时看管协议没有规定具体领养时间，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归还孩子，但你们有权利随时要回女儿。于是，贺氏夫妇就在协议上签了字。

　　延长领养协议签署后，贺家探访女儿时，贝克家人态度发生了变化。贝克家要么没人，要么称有事要外出，种种情形让贺家感到不安。11月，贺绍强首次向贝克夫妇提出要接回贺梅。贝克说：“路易斯怀孕了，她曾经有流产史，现在不能打扰她。如果她有三长两短，你们会有大麻烦，最好不要提孩子的事。”

　　贺绍强没敢再提。直到路易斯生了女儿，贺绍强夫妇又提出接回孩子。贝克不同意，说：“你们夫妻现在是非法移民，一旦报警，会被驱逐出境，你们会永远见不到孩子。”

　　在无望的情况下，贺绍强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他先回到原来就读的亚特兰大做毕业论文答辩，计划取得文凭后就回国。丈夫不在期间，罗秦想女儿心切，独自驾车到贝克家看女儿。从未上过高速公路的她，被快速的车流吓出一身冷汗。好不容易到了贝克家，却被告知，只能呆一会儿，她们马上要出门。

　　罗秦指责贝克家人撒谎，她将女儿贺梅搂在怀里，没有走的意思。贝克打通了亚特兰大的电话，让贺绍强劝罗秦走，不管谁劝，罗秦仍稳坐不动。贝克命令道：“叫拖车的来把她的车拖走。”

　　罗秦怒斥道：“拖车我也不怕！我已经3个星期没见孩子了，你们懂不懂一个母亲的心？”最后，警察强行把罗秦赶出门。探视贺梅的冲突公开化后，两家的关系开始紧张。

　　2001年1月28日，是贺梅两岁的生日，贺家的儿子也满3个月，贺家希望给两个孩子合在一起庆祝生日。于是，提前10天打电话给贝克家预约。临近生日时，贝克打电话说有事，希望贺绍强夫妇不要来。经贺家请求，贝克允许他们见贺梅。

　　那天，贺氏夫妇见到女儿后，准备带她到附近相馆拍一张“全家福”。贝克担心贺梅被带走后不再回来，就出来阻止：“她病了，不能带出去。”

　　贺绍强说：“如果不能照相我们今天就不离开。”

　　贝克拔电话通知警察。警察来时，见贺绍强夫妇站在车道上与贝克家人大声争吵，于是，上前干涉：“你们赶快离开，不许再来这里。”

　　顾虑到没有身份，贺氏夫妇只好离开了。回家后，他们多次往贝克家打电话，却没人接听。于是，贺绍强给少年法庭发出传真，求助法庭帮他们要回女儿。同年4月9日，贺绍强正式向法院起诉，要求将贺梅要回来。

　　从那以后，贺氏夫妇没再去贝克家，一是担心吓着孩子，二是怕被警察逮捕。

　　原告反成被告

　　6月22日，贺梅监护权案听证会举行。开庭时，罗秦要陈述事件经过，被法官阻止了。法官问贺绍强：“你的刑事案解决没有？”“没有。”“那么你怎么养小孩？”“我们准备把她送回中国。”法官不再问什么，当场宣布：贺绍强有刑事案件在身，又没有工作，不具备抚养能力，不宜将贺梅交还贺家。

　　贺家以败诉告终。法庭“不具备抚养能力”的判决促使贺氏夫妻拼命打工，希望积蓄一些钱，证明自己有抚养小孩的能力。由于没有身份，找工作不容易，他们只能到华人餐馆打工。贺绍强多年读书，并不善于做厨房活儿，动作太慢，远不如偷渡来的新移民。最初，他只能在厨房做清洁、搬东西之类的杂活。后来，他开始送外卖、做餐馆招待。

　　2001年3月1日，贺绍强再次向法庭提出要回贺梅的请求。他以原法官不公正，偏袒贝克家为由，要求撤换法官。新换的法官叫霍恩，曾到过中国，会说几句中文。他为罗秦聘请了翻译，以示公正。

　　在新一轮听证会上，霍恩说：“这个案子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当事人双方回答两个问题就可解决。”他问贺绍强：“你有没有故意抛弃孩子或不去看小孩？”

　　贺绍强：“没有！” 霍恩问贝克：“他说的是事实吗？”

　　贝克：“是。”

　　霍恩：“你们是否签署了正式收养文件？”

　　贺绍强：“没有，双方只是签了临时抚养文件，当时说好小孩可以要回来。”

　　霍恩：“问题已经很清楚，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会让贝克去收养这个小孩。”

　　贝克听完法官的结论，以其律师不在场为由，要求法庭把案件审理推迟到6月22日。再次开庭时，贝克没有出庭，他的律师告诉法官，贝克家已经将案子转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案件绕开地区法庭后，霍恩法官的管辖权也自动消失了……

　　这犹如晴天霹雳，贺氏夫妇顿时懵了。转眼之间，他们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贝克在诉状上指控贺绍强夫妇抛弃孩子，诉状陈述了两点：贝克家的大门永远向贺绍强夫妇敞开，但贺绍强夫妇已有5个月拒绝探望贺梅。根据田纳西州法律，亲生父母如果有4个月不探望孩子就算抛弃孩子；第二，由于贺绍强有非法移民案件及刑事案件在身，要求法庭判决贺绍强没有抚养能力，将贺梅判归贝克家收养。

　　案件升至高院后，贝克家开始主动出击，一副自信、有备而战的架式，心安理得地为贺梅起了英文名字，叫安娜·梅·贝克，并请了资深律师帕里希作自己的辩护律师。

　　帕里希是民事法专家。他接案后，频频要求法官发出传票，传唤当地中餐馆不得雇用无身份的打工者。12月28日这一天，法院就发出了7张传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切断贺家经济来源。

　　2002年2月7日，孟菲斯市法院首次开庭。原告贝克指控罗秦1998年7月到美，次年1月就生贺梅，怀疑贺梅不是贺绍强的女儿。因此，法庭指令贺绍强夫妇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向法院交出俩人的结婚证、DNA检查报告，证实贺梅是罗秦与贺绍强所生。此外，贝克指控罗秦精神不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向法庭提供检测报告单；法官还下令贺家不得去看贺梅，须交出贺梅的美国护照；正式授予贝克夫妇拥有对贺梅的合法抚养权；并要求当事人不得向其他人，尤其是新闻媒体透露此案。

　　判决让贺氏夫妇深感人格受辱。但迫于法庭指令，他们不得不在美国重新登记结婚，证明是合法夫妻。

　　做DNA鉴定时，罗秦十分抵触：她认为，贺绍强1998年5月回国与她结婚，俩人同住了一个月，怀上孩子是非常正常的，岂能怀疑她生活作风有问题？她表示：“这是对母亲的污辱，我拒绝做测定。”

　　帕里希见罗秦态度强硬，对此更加怀疑，说：“你不是想见小孩吗，做了可以见小孩。”一年未见贺梅的罗秦听说能见女儿，便同意做了亲子鉴定。

　　之后，贺绍强夫妇又被迫做了心理检查，检验报告称：“尽管贺氏夫妇精神稳定，但他们对贺梅的任何探视都不利，因为贺梅已经不认识她的父母了。”

　　为支付上述检查及开庭费用，法院单方面要求贺家交出1.5万美元押金，这对经济困难的贺家实在不易，他们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筹足这笔保证金交到法庭。

　　贺梅监护权案经过《今日美国报》公开后，孟菲斯当地的律师戴维主动找到贺绍强，表示愿意免费为贺家打官司。43岁的戴维有十几年的律师经验，他曾在田纳西大学法学院接受过8年法学教育，他希望帮助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争取权益。

　　戴维出任贺家辩护律师后，向法官提出：不允许贺氏夫妇接触媒体是违反“言论自由”的；单方面要求贺家交纳1.5万美元，也是不公平的。

　　在第二次听证会上，法官取消了贺绍强夫妇不得接触媒体的禁令，并要求贝克夫妇也交纳1.5万美元的费用。贺家被昂贵的官司费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使出高招，控告贺绍强夫妇在美国非法居留，要求法院命令移民局驱逐他们。

　　4月10日，移民局逮捕了贺氏夫妇，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并留下了他们的指纹，让他们等待移民法庭的审判。贝克律师帕里希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对贺家来说是最有杀伤力的一招，他们一旦被驱逐出境，意味着贺梅将自然归属于贝克家。帕里希瞄准了监护权案不打而胜的捷径，在第一次庭审时，法官根据帕里希的提案，将案子无限期搁置起来。

　　6月26日，移民法庭首次开庭，法官作出判决，将非法居留的贺氏夫妇驱逐出境。后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干预，驱逐令得以暂缓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