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有关邓小平的诸项生平事迹中，网民们最希望了解的，是他“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显然，在邓小平去世7年后，他的一些往事，在大家看来，仍然具有某种神秘。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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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通常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还有多少新思想呢？他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但恰恰相反，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在他73岁复出以后做出的。

　　邓小平就这样挑战了人类的生存定律。这使人们在慨叹宇宙和人生的变化莫测时，也不由得要以全新的眼光来研判一些“常识”。

　　邓小平研究专家李忠杰说：“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中国呢，我想是可以的。”

　　而没有这“三落三起”，也就肯定没有后来的那个邓小平。这其中究竟隐藏着天地间的什么奥秘？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张悦／江西报道

　　“第一落”:挨饿的滋味

　　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告诉来访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夹在闽西反“社会民主党”和吉安抓“AB团”两大运动之间，属于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邓小平来工作前，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邓小平二次复出时，所面对的“文革”纷乱局势。

　　第一次“拨乱反正”

　　《瞭望东方周刊》在瑞金竹头下巷，找到了当年的苏区老干部刘家祁。这位身体健康的92岁老人对往事记忆清晰:“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时候，我19岁。小平来以前，光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个‘社党’被杀，更多的干部被关，全县人心惶惶。”

　　据他回忆，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公开惩办了在肃反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委书记，释放了300多位被关押的冤屈干部。

　　同时，邓小平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

　　刘良对此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这应当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刘良认为，年轻的邓小平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这和他40多年后的两次“拨乱反正”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刘家祁老人至今仍记得邓小平和他们一同蹲在板凳上吃饭的情景:“小平同志和我们吃的饭菜是一样的。小平见谁碗里红薯多，就会乐呵呵地去他碗里夹上一筷子。他还手把手教我瞄准射击。走在路上，老远看到我就喊‘小鬼，来来来，你们工作搞得怎么样?你枪法有没有长进?’大家都很喜欢小平同志。”

　　“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在当时，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档案室，《瞭望东方周刊》调阅了当时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找到了小平“第一落”的线索。

　　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文章刊发后，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由李富春任书记的江西省委将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专家认为，实际上，这是李富春对邓小平的保护。

　　如今的江西省委旧址已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掩映在一片农田和水塘之中，在满天乌云下默然肃立。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廖富瑞家就在省委旧址隔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辗转找到他时,他正在3里外的农田里干活。廖富瑞还依稀记得邓小平在村里时的情形:“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常常在省委附近玩，经常能见到邓小平,但他那时名气还不大。1972年他回来,我还亲眼见过他哩!”

　　“左”倾路线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批邓”。刘家祁回忆道:“我们听到小平被批判的消息，都惊诧莫名，同志们很难过，大家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我们都会被肃清。然而，当时我们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3月，邓小平被博古、张闻天公开批判;4月15日，《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刊登在《斗争》第八期，把“以邓小平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被迫写下的检讨书如今只能找到只言片语，但从发表在《斗争》上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吃不饱，肚子好饿”

　　批判之后，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到当地采访时，现任村镇干部竟不知道小平曾在这里生活过。然而，石街两旁的老房上还依稀能辨认出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

　　94岁的肖臣贤说，这些标语正是邓小平在此居住时留下来的，“你看标语后还写有年月”。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曾回到这里。宁都县博物馆前馆长曾庆夔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回赣南考察，相当保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外宾。从头到尾，他除了询问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几乎就没有说话。我的感觉是，他的宁都记忆并不愉快。”

　　此后，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在自述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批斗对象吃不饱的事在当时并不鲜见。据罗明回忆，他在挨批斗时，炊事员就不给他做饭吃。

　　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邓小平还多次遭受这样的“左”倾迫害。也许就不难理解，到了晚年，他为什么会强调，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实行农村改革、倡导包产到户的思想基础呢?

　　邓小平后来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然而，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妻子金维映却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地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后来撰写《邓小平在赣南》一书的凌步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难能可贵的是，后来，邓小平不但没有怨恨批判他的人，相反，批判他的大多数人最后成了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和团结对象。

　　邓小平在红军总政治部期间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瑞金城西的沙洲坝，寻访当年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走上田埂，远远就能看见两栋白房子伫立于水田之上。大的那栋就是总政旧址，小的那栋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瑞金的住所，人称“独立房子”。两所房子相去不过百米。

　　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在白房子的右手第二间。房内一床一几一凳，就是在这里，陷入人生低谷的小平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第一落”造就的“第二起”

　　“文革”中，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遣送到江西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说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并不会想到，历史会在40年后给予他补偿。他的“第一落”，毛泽东整整记了40年。

　　1972年12月，在赴京出山之前执意要重到赣南“看一看”的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了历史的关联，在参观当时毛泽东在会昌的故居时，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第二次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毛认为邓“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做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敏、肖红／江西报道

　　“第二落”:老邓做钳工

　　“只有发展生产，像你们这样的问题才能解决”

　　“‘这里有没有红卫兵?’他进厂四处看了看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当年接邓小平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陶端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当时，这家县办工厂搞军事建制，陶端是个排长，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管理着40多人。

　　“我对他讲，我们车间以老工人为主导，没有红卫兵。今后你在我这个车间工作放心，工人都是很有纪律的。”

　　“他点点头:‘好，好。’”现年67岁的陶端说。

　　叫他“老邓”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求打倒“党内一小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被迫害致死，而邓小平被解除职务后，于1969年10月下放到新建拖配厂劳动。

　　那一次，是陶端头一回见到邓小平，“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名字都晓得，是个大官啊，中央首长”。此后的3年5个月，陶排长和这位顶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大官“天天在一起劳动”。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来我们这个厂，我们思想上也很紧张。”他回忆说。

　　当时的厂领导罗朋曾是邓小平在太行山带兵打仗时的一名部下。老首长要来了，这位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将厂里“打倒刘邓”等“会刺激邓小平”的标语大字报全部清洗掉。

　　陶排长说:“如果没有他(罗朋),我们很多事情都拿不准,包括怎么称呼邓小平。”

　　最后，罗朋对工人们说，就叫“老邓”，也没什么坏意。

　　当钳工干起老本行

　　安排老邓做什么还颇费了一番周折。陶排长一开始让这位65岁的“中央首长”用油清洗零件，这也是车间里最轻的活儿。但他很快发现，邓小平做这件需要蹲着做的工作时间一长，起都起不来。

　　调换几次后，邓小平终于有了固定的工作:钳工。这正是邓小平年轻时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学会的手艺。

　　陶排长给了邓小平一副工作手套，另外放了一把椅子在他身边，好让站着做工的他休息的时候坐一坐。

　　工人们原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来厂里劳动只是一个形式，未料他“劳动就是真的劳动”，按时来，到时走，其间很少休息，大热天也不喝一口水，天冷天热出一身汗。邓小平对劝自己休息的陶排长说:“不用休息，出点汗舒服。”

　　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不抽烟不喝水，甚至让陶排长误以为他根本不抽烟，直到有一次跟卓琳聊天，才得知邓小平不仅抽烟还喝酒，当时喝的是米酒。

　　邓小平工作的认真劲儿让工友们“想不到”:不管刮风、下雨、飘雪花，邓小平始终坚持每天到工厂做工;本来他从事的工序是有一个公差范围的，但他却十分认真，做的工“都不要检的”(即免检)。

　　新建县拖配厂当时年产25部拖拉机，每部车的4个轮胎各需要6个螺丝。用一把钢锯和一把锉刀，每天上半天班的邓小平几乎独立完成了全厂的生产量。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

　　虽然是被下放，但邓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来是好的，“他每天来上班，一进门就说‘同志们好’，走的时候都要对大家说‘明天见’。”

　　邓小平话不多，也不主动跟人讲话。陶端等人就有意找话题跟他聊，“老不讲话也不好”。

　　一次，车间一位浙江小伙子有意问邓小平:你在北京当什么官啊?陶端记得，邓小平严肃认真地说:“当大官。”

　　当年的副排长、现年66岁的涂宗礼就没这样跟邓小平“开玩笑”了。他曾私下问邓小平中苏战争打不打得起来，邓告诉他“打不起来”。他又问西哈努克为什么长期在中国,邓解释，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真心实意支持柬埔寨人民。

　　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陶端说。

　　因为在车间是邓小平的领导,陶端跟他的交流比较多,还要关心他的生活,问他每月口粮定量多少。邓小平说:每月26斤米。问:够吃吗?邓小平:吃蔬菜多一点,26斤米就够了。

　　邓小平曾对陶端讲，自己刚到新建县拖配厂时，白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过了一段时间白天可以不吃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晚上也可以不吃了。

　　1971年11月5日上午,在拖配厂的职工食堂里,邓小平聆听了影响他政治命运的一次中央文件传达。这个食堂现已更名为“小平会场”。

　　陶端回忆说,邓小平听传达时,一本正经地坐着,“两个小时都不动一下”，也没有左顾右盼,当时大家心里想,他是当大官当惯了。

　　“当讲到林彪摔死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严肃的表情中有一点笑意。”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妻将雏，祖孙近十口人，悄声离开新建县。他们要返回北京。临行前，他让卓琳带着孩子到厂里向大家致谢。陶端等十几名工人闻讯赶去送行，邓小平从一个小纸箱中拿出云南麻糖招待大家。

　　“发展生产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工人们回忆说，邓小平话虽不多，但人很随和，在跟大家谈到当时新建县的疫病血吸虫病时，他说要重视，加强粪便管理，但也不要紧张。

　　在江西劳动期间,已瘫痪的邓朴方也来到了父母身边。有一天,邓小平问陶端,邓朴方在家中没有事做,有没有无线电修理之类的活让他做一做?陶端说,厂里没人有收音机啊。邓小平说,实在没有就算了。

　　陶端有4个孩子，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邓小平说:你们这里工人的生活情况我是知道的。想解决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个领导就能解决的，非要把生产搞上去，你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工人们说，现在想来，这或许就是他在基层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切身感受吧?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陶端和车间的40多名工人以及厂领导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

　　如今，这条小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发源地。当地政府从去年起筹建包括小平小道纪念馆、小平广场和小平公园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首期工程竣工对外开放后的一年里，接待了20多万海内外游客。-

　　《瞭望东方周刊》见习记者李瑞先/北京报道

　　“第三落”:见证历史的院子

　　也许将来这个院子还会迎来新的主人，但不变的是院里的老松树

　　北京东城区的宽街一带是历史文化韵味极浓的地方，这里散落着许多历史遗迹，如段祺瑞执政府、和硕公主府、作家欧阳予倩故居、孙中山行馆和僧格林沁祠堂等。

　　在宽街路口西北角有一个门牌为“地安门东大街43号”的四合院,从灰墙灰瓦的外观看,和邻近的其他居民大院没多大区别,但是稍加留意,只要看看那宽阔高大的门楼、门口那一左一右两个精雕细刻的石墩和暗示着地位身份的5层台阶，以及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就不难想像在这历经沧桑的大门里一定也掩藏着许多故事。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就住在这里。

　　软禁生活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毛泽东仍然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于是安排把邓小平从宽街的家中转移到东交民巷。

　　4月7日，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接邓小平。毛毛写到:“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与父亲的永诀啊!”

　　邓小平被转移到了东交民巷17号，实际上被禁锢了起来。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东交民巷旧称江米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件都在这里发生。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此地划为使馆界，因此这里还保留着许多西式建筑。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们已经显得陈旧破败，但昔日的豪华还隐约可见。

　　虽然和人头攒动的王府井大街及车流如水的东长安街不过百米之遥，东交民巷却人少车稀，十分宁静。

　　相依为命的日子

　　邓小平住过的17号院坐落在东交民巷和台基厂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听附近的老人讲，贺龙、罗荣桓、张鼎丞、李铁映、刘澜涛都曾在17号院里住过。

　　院子由灰色的高大砖墙围绕着，墙顶由屋脊状灰瓦覆盖，灰色的门楼坐北朝南，是非常简朴的三间结构。墨绿色的铁门上有着方形的望口，透过不时打开的西边小门，可以看到一条笔直的甬道通向尽头，甬道的西侧散落的几栋别墅式的小灰楼，被院内浓密的法国梧桐掩映着。

　　附近的居民较少，只有21号院是北京市委的宿舍大院。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一带经常住着一些高级领导人，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知道邓小平在17号院住过，但从未谋面，具体的时间也记不太清楚了。”

　　正是在这里，邓小平与卓琳相依为命。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后来，警卫找来了原来的厨师，帮助做午晚两餐。寂寞之中，二老备感思念孩子们。

　　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邓小平一个人。实在没事可做，他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这副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用得牌角都磨白了。

　　直到7月19日，邓小平才被允许搬回宽街的住宅，与家人团聚。

　　但软禁仍没有解除。闲得无聊时,邓小平想找点体力活干,便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院子里的杂草。毛毛回忆到,71岁的邓小平,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在毒毒的日头下，一剪刀一剪刀地认真剪草，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湿透了衣衫。

　　唐山地震时，全家人搬到屋外，在种丝瓜的竹竿架子上搭了几块塑料布，做成“防震棚”，邓小平和小孙子就坐在下面。

　　谈到邓小平的这段“文革”经历，邓小平研究专家李忠杰说，“文革”促进了小平同志的思考，总结“文革”的教训，不仅是他总结，大家后来也总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对后来推进改革开放，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很多人可能还认识得不是很清楚。

　　让时间牢记一切

　　43号院附近的老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文革”时曾在这里住过，80岁的董大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院子从外面看不怎么显眼，里面可不小呢。这院子我曾进去过，别看前面临街，车来人往的，可院子深，里面还是很安静的。”

　　难怪，邓小平当年对这处院子很是满意，曾想过有朝一日退休后能在这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毛毛对这个陪伴父亲政治生命起伏的院子作了深情的描述:“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刚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光秃秃的，而现在，满院都是青草绿树和鲜花。两年前我们种下的月季花现在开得正盛，花繁叶茂，五彩缤纷。”

　　在社区工作的一位阿姨说，如今院子里还是满院花草，郁郁葱葱。

　　邓小平在附近老百姓的眼中还是神秘的,虽然近为他的邻居,也鲜有人见过他。一位姓张的老奶奶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虽然知道邓小平是我们的邻居,也曾无数次见过他车进车出,但从没见过面。”

　　据周围的居民说，在邓小平还没有被打倒时，每当他进出，事先都有交警来维持秩序，一般都有一两辆红旗轿车同行，车一走，交警也就撤了。大家虽没见过邓小平，但是却能经常见到他的女儿骑车上下班。

　　谈起邓小平一家在43号院居住的具体时间，老人们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小平住进来后，门口就增加了解放军的岗哨，后来他搬走了，岗哨也就没了。

　　斗转星移，如今43号院已经换了主人，住着前总长罗瑞卿大将的遗属。也许将来这个院子还会迎来新的主人，但不变的是院里的老松树，它将继续见证历史的变迁。

　　邓小平的“第三起”，是1977年7月的事了。此时，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9个月。毛毛在书中写到:“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

　　邓小平的“三起”及贡献

　　●邓小平的“第一起”与王稼祥有关。邓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情，被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知道了。王是一位正直的领导，对邓小平也很了解。他推荐邓小平到总政担任代理秘书长。

　　1935年1月，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转机，也成为了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转机。从那以后，邓小平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下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并且逐渐成长为这个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到了50年代，他已被毛泽东定为实际上的接班人之一。

　　●邓小平的“第二起”，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毛泽东作了肯定的批示，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1973年3月，邓小平被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文革”中陷于瘫痪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

　　●邓小平的“第三起”，是在“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老同志也四处做工作，争取让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文／黄燕

　　为什么会“三落三起”

　　研究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探讨解决“周期律”的问题

　　“三落三起”给人以某种“周期律”的感觉。而对于它为什么会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也有着多样的解释。

　　一种看法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被打倒，还在于他坚持原则、得理不让人的“耿直”态度，使他最终“得罪了人”。

　　邓小平研究专家李忠杰说，在“文革”末期，毛主席曾叫邓小平写一个材料，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干了。但是邓小平没有答应，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所以他就没有做。

　　还有人认为这是邓小平的性格使然。党史研究者刘良说:“小平骨头很硬，不会见风使舵，从瑞金‘第一落’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都是一以贯之的。”

　　但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性格救了邓小平。有人曾问邓小平健康的秘诀，邓小平回答:“乐观主义。”在谈到“三落三起”时，他说，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

　　而专家更趋向于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作出解释:客观来说，党和国家、人民总是希望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总是希望坚持科学的真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会遇到挫折，某些个人也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相信历史总是会顺着一定的规律向前发展的。看到这个大趋势我们就有信心，作为国家和社会来说，最终总是正确的东西占主导。

　　值得一提的是，三次被打倒，邓小平的党籍都被保留了下来。特别是“文革”中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毛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态度，的确十分复杂。毛泽东一直就赏识并对邓小平寄予了很高期望。

　　毛毛认为，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了邓小平。以毛泽东80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

　　“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毛毛说。

　　事实上，这“三落三起”，都与毛泽东有关。这实在是复杂政治环境中人物和事件互相影响的结果，也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合谋”。最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展现了出来。

　　邓小平在1977年的复出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把国家兴衰系于一位73岁的老人身上，毕竟是不太正常的。

　　邓小平无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导致他“三落三起”的，正是因为缺乏党内民主。因此,他复出后不久便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他自己最后也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

　　党史专家石仲泉说，研究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探讨解决“周期律”的问题，解决过执政关的问题。执政“周期律”是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是:用民主的办法。但毛泽东晚年却没有践行它。

　　今天人们在做的许多事情,正是为了避免如邓小平这样的“三落三起”重复发生。这也正是邓小平的未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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