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守志上将深情忆小平

　　【周末报报道】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曾多年跟随小平同志南征北战的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也已经是88岁高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时，向守志在该师从连长当到团长，身经百战，逐渐成长为一支独立作战部队的指挥员。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向守志担任二野第15军第44师的师长兼政委，他跟随邓小平挺进豫陕鄂，转战中原，参加洛阳、平汉、豫东、郑州和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出色完成了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歼灭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西昌战役。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向守志担当南京军区司令员重任，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致力于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向守志将军眼里的邓小平是真实、亲切而生动的。

　　本月14日下午，在南京军区西苑招待所的会客厅里，向守志将军接受了周末报记者的专访，向我们叙述了一件件珍藏在心头的往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一位已近九旬的老人竟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精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长达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思维敏捷，神采飞扬，话语滔滔不绝，甚至连一口茶水都没有喝。

　　如果不是亲耳所闻，你无法相信这位老将军还有着如此惊人的记忆力：半个世纪以来他和小平同志之间接触的许多往事，至今娓娓道来，细致生动，甚至连时间是几月几日都能脱口而出。

　　伴随着他那特有的四川口音，一幕幕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

　　1 “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使我深深敬佩；‘文革’期间，我又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不惧艰险，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情景再现：

　　1939年至1940年春，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一边要打击日本侵略者，一边还要提防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处于一种“前面打虎、后要防狼”的困难境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回击进攻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第97军朱怀冰部。

　　向守志所在的冀南军区第771团从冀南昼夜兼程赶到太行山参战，驻在阳邑镇待命。

　　正是在这里，向守志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回忆讲述：

　　小平同志当时是129师政委，他听说我们这支部队坚决执行命令，不顾疲劳，远程奔赴太行战场，十分高兴，于是来我们771团慰问指战员。

　　此前，我早就听说我们八路军第129师有个矮个子政委，叫邓小平。为人机智稳健，精明干练，和刘伯承师长一起指挥了很多著名的战役，所以长时间以来我都渴望亲眼见到邓政委。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4日，全团排以上的干部集中在一个农舍里，团长吴成忠陪同邓政委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当时是团特务营营长，站在离邓政委不远的地方，加上我个头高，看得十分清楚。

　　邓政委讲话很干脆，也很有鼓动性。他首先赞扬了我们团英勇顽强，战功卓著，然后话锋一转，谈起了当时的形势。

　　他说：“如今，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磨擦，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分散部队人员和后方机关，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们忍无可忍。为了坚持抗战，改变我军腹背受敌的状况，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方针，坚决进行武装自卫。”

　　邓政委的话不长，但铿锵有力，正气凛然。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全团的同志都受到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第二天，磁武涉林战役全面打响，我们在师长和邓政委的指挥下，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反攻，仅用了4天时间，就歼灭敌军1万余人，迫使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同八路军坐下来谈判，并达成了停战协议，从而彻底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情景再现：

　　1975年，邓小平复出工作。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经历着“文革”浩劫的中国，为了改变混乱的现状，邓小平试图治理整顿，恢复秩序。

　　当时“左”倾错误仍占据党内主导地位，虽然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但“四人帮”一伙仍很猖獗，由于他们的捣乱，邓小平领导的治理整顿难以顺利地进行。

　　邓小平没有屈服，他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一次党政军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时任二炮司令员的向守志又一次领略了邓小平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回忆讲述：

　　那是1975年11月23日，小平同志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国家需要进行治理整顿，恢复秩序。在会议的最后，小平同志说：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有错误的。

　　就因为这句话，小平同志遭到“四人帮”的批判，“四人帮”一伙借此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污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头领。我也被划到“还乡团”里，“四人帮”甚至要“清查”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和妹夫栗前明是怎么到二炮的，在搞什么阴谋？还要“清查”二炮1976年清明节向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后台。我当即直言道：邓小平的妹妹、妹夫是按组织手续调来的，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是正大光明的，清明节送花圈悼念周总理是无可非议的。

　　尽管又一次遭受迫害，但小平同志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和动摇，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真理的坚持和追求，仍然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

　　面对逆境更加坚定，身陷险地更加坚贞，这就是小平同志的崇高的政治品格。

　　2 “第一次与邓小平共进午餐，小平同志细心过问战士是不是每人都有饭碗；解放大西南时，小平同志用飞机给战士送胶鞋，他关爱部下的手足之情感人至深。”

　　情景再现：

　　1943年8月，向守志第一次有了和邓小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当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准备在林县以南地区对国民党发动林南战役，时任新四旅771团副团长的向守志，带领部队从冀南向林县开进，途经太行军区，向守志不但又一次见到他仰慕已久的邓政委，还第一次与邓小平同桌就餐。

　　那一天，向守志与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路过129师师部，刘伯承和邓小平听说他们来自作战第一线，一定要留他们一起共进午餐。

　　时隔60多年，向守志依然记得那顿午餐除了日常的炒青菜和炒野菜之外，首长们特地交待，在第一线作战的同志生活很艰苦，再为他们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回忆讲述：

　　当时我们驻扎在太行山区，生活物资很少，平时吃的大多是窝窝头。因此，吃西红柿炒鸡蛋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开饭的时间到了，刘师长、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同我与刘志坚一起围坐在一个方桌旁。我当时还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刘志坚也仅是三十岁左右，第一次和两位首长同桌就餐，我们俩都显得有些腼腆和拘束。邓政委好像也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他亲切地问道：“队伍都过来了吧？”这一句话打破了就餐的沉寂，我和刘志坚简要地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刘、邓首长又接着询问：“部队是否每人都有枪？”“子弹多吗？”“战士有挖工事的铁锹吗？”“每人都有自己的饭碗吗？”“过冬有棉衣、棉被和棉鞋吗？”……

　　连战士们的饭碗和棉衣棉鞋都一一过问，邓政委的细心和爱兵之情让我深受感动。

　　我第一次和小平同志就餐就是在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中进行的。此后，我们在刘邓两位首长的指挥下，驰骋在太行山下、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和西南战场，但我始终难忘刘、邓首长对部队的亲切关怀。

　　林南战役后，我所在的771团奉命调往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而我却被留在太行山，担任太行军区第10团团长。

　　情景再现：

　　新中国诞生不久，第二野战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4月，在第一野战军的协同下，大迂回、大包围，追歼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及西康大部分地区。

　　向守志当时已担任第15军第44师的师长兼政委，他率领部队，马不停蹄，从广西出发，途经贵州、云南，与兄弟部队一起打响了西昌战役。

　　西南战场的战斗非常艰苦，由于长时间翻山越岭，战士们鞋子穿破了好多双，最后不得不赤着脚行军打仗，许多人脚都磨出了血泡，指战员们的体质也极度下降，病员明显增多。

　　在解放西昌之后，向守志也病倒了。

　　此时此刻，邓小平又一次给了部队关爱和温暖。

　　回忆讲述：

　　邓政委知道我们部队的情况后，立即决定派出两架飞机，给我师指战员送来了2.5万双胶鞋。他还给我发来电报，一方面对部队表示慰问，一方面要用飞机接我到重庆去治病疗养。

　　由于当时西南战场情况复杂，而且我还面临着执行剿匪的任务，确实离不开部队，便发电报向邓政委报告暂时不去重庆治病。邓政委也很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和我当时的心情，便指示等我完成剿匪任务后再去疗养。

　　邓政委用飞机送鞋子，解决了我们部队行军作战的困难，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在歼灭了国民党残余部队后，我们又胜利完成了川滇黔康剿匪任务。

　　结束了西南地区的战事后，我于1950年底调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仅学了一个多月，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尽管邓政委安排我治病疗养的美好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对广大指战员以及对我本人的关爱之情，让我永生难忘。

　　3 “小平同志以大局为重，果断决定解散城西湖农场部队，退垦还湖，他要求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情景再现：

　　早在1966年，南京军区抽调部队在安徽城西湖农场围湖造田，仅用了1年多时间，围湖造田13.6万余亩，初步建成了一座大型的军垦农场，围垦部队边施工、边播种，第二年6月就获得了7万亩小麦的大面积丰收。城西湖农场组建以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播种、锄草、施肥、灭虫、收割都是用飞机和机械，为军区部队和总部院校等单位提供了大批的粮、油和其他农副产品，为部队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6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看到新华社内参上有一篇要求驻城西湖部队退垦还湖的报道，通过有关部门呈报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认为此事关系治理淮河大局，果断地批示：农场部队解散，复员处理，退垦还湖。

　　回忆讲述：

　　说实话，城西湖农场是一座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军垦农场，一旦舍弃，着实令人心疼。

　　那是1986年4月23日，我和军区傅奎清政委正陪同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去城西湖农场视察工作。途中，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传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城西湖农场退垦还湖的批示精神。

　　虽然感到意外，但我还是为小平同志的大局观念以及他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所折服。

　　在和傅奎清同志商量后，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小平同志依据国情、顺应民心、遵从民意，妥善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的重要决策。军区部队尽管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但我们应当无条件坚决地执行小平同志的批示。

　　在军区党委统一思想认识之后，我与军区傅奎清政委驱车赶到合肥市，主动与安徽省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商谈退垦还湖问题。经研究确定，1986年底前部队全部撤出。

　　为了落实好小平同志以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为重和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主的批示精神，我们还主动提出，将湖内的房屋、树木、线路和水利设施等价值1300万元的固定资产，无偿地移交给地方人民政府。

　　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了，向老将军依然神采奕奕，仿佛沉浸在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中。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吃水果，向老的秘书方国书这时走进来，兴奋地说：“首长，报告您一条好消息，中国奥运代表团拿到雅典奥运会第一块金牌了。”向老将军急切地问：“是谁拿了金牌呀？”“是杜丽拿了射击金牌。”“好！好！好！”向老一连说了三个好，眉宇间油然而生出一股豪气，宛如当年在小平同志的麾下刚刚打赢了一场大胜仗般地兴奋与激动。(本报记者　秦德成　孙磊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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