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周末》：戴高乐的“孽债”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2日13:37 南京《周末》

　　戴高乐或许的确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留下了“孽债”，但仅仅由于活得比他人更长久，而将所有的政治历史问题交由皮埃尔·梅斯默尔一人承担，显然并不公平。剑兰 11月6日，当地媒体称，法国戴高乐政府的国防部长皮埃尔·梅斯默尔，当年因放任阿尔及利亚起义军枪杀10多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而面临“反人类罪”指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殖民统治期间，这些被枪杀的阿尔及利亚人曾站在法国一边。

　　这则看似寻常的消息，重新揭开了法国历史上那个鲜血淋淋的伤口。

　　戴高乐抛弃了“贱民”

　　梅斯默尔曾说：“战争是我相当了解的某种东西，它决不会干净……战争总是要流血、流汗和流泪的。”4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因孤立无援而被无辜杀害的“贱民”的后代，无法起诉坟墓中的戴高乐，只得将一腔怒火发泄到具体执行戴高乐国防政策的梅斯默尔身上。

　　现年87岁的梅斯默尔是戴高乐政府内阁部长中最后一位活着的人，他将被正式起诉。

　　他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在1960年至1969年担任法国国防部长期间，参与执行了戴尔乐将军作出的决策：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期间，“牺牲”了大批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不允许他们流亡到法国。而在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眼中，这些站在法国一边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是些“贱民”。

　　此前，阿尔及利亚“贱民”的后裔曾以“反人类罪”向国际社会作过起诉，但直接指控一名前政治家尚属首次。

　　在“二战”中，梅斯默尔曾是戴高乐自由法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战后的一次被采访中，他说：“战争是我相当了解的某种东西，它决不会干净……战争总是要流血、流汗和流泪的。”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举行了武装起义。在此后近10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是为梅斯默尔上述言辞所做的注脚。大批法军开赴海外，镇压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而起义军亦以牙还牙，攻击法军以及支持法军的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自沦为法国殖民地以来，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其与法国本土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法国殖民地在当地民众中不乏态度坚定的亲法分子。

　　然而，战争逐渐朝着对阿尔及利亚起义军有利的方向发展。1957年5月，国民议会准备授权让主和派人士弗林姆兰组阁，以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驻阿尔及尔的部分法军不甘心面临撤退命运，占领了当地总督府大楼，成立以伞兵司令马絮将军为首的“救国委员会”。翌日，马絮将军公开呼吁，由隐居乡间12载的戴高乐出面组织一个救国政府，以坚决向“叛乱者”发动进攻，拯救阿尔及利亚危局。

　　当年6月1日，国民议会以224票对32票的投票结果，授权戴高乐组阁。

　　戴高乐临危受命之后，面对微妙异常的局势，花了整整4年时间才使阿尔及利亚问题得以解决。其间，为谋求阿尔及利亚起义军领导人的“谅解”，戴高乐曾作出违心的决定——拒绝大批阿尔及利亚亲法分子流亡法国本土的要求。

　　在此期间，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亲法分子被视作“叛徒”、“贱民”，遭到起义军枪杀。而因为对戴高乐“和平政策”的不满，以马絮将军为代表的法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也挑起叛乱，史称“街垒周叛乱”。在叛乱中，一些叛乱者咬牙切齿地呼喊“绞死戴高乐”的口号，并大肆屠杀当地民众。敌对双方之间的血腥仇杀，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僵持局面一直延续到1962年初。1962年3月18日，法阿双方终于签订“埃维昂协定”。当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至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132年的殖民统治和持续了7年半的战争宣告结束。

　　4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因孤立无援而被无辜杀害的“贱民”的后代，无法起诉坟墓中的戴高乐，只得将一腔怒火发泄到具体执行戴高乐国防政策的梅斯默尔身上。

　　而这种重新追究历史责任的行为，则在戴高乐的支持者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声称，杀人的责任在于阿尔及利亚起义军领导人，戴高乐本人绝非种族主义者，没有故意牺牲那些“贱民”。而1962年法国政府在埃维昂与阿尔及利亚签署的协议，不应当在今天再次受到推敲，追究其责任。

　　反思“法国的越战”

　　时至今日，人们一直在反思那场“法国的越战”，并做出各自不同的诠释。而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法国民间社会在评价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事上已经集体转向，法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倾向性的“谨慎”态度。

　　三年前，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为一块安放在塞纳河圣·米歇尔桥上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碑上刻着一行字：“纪念1961年10月17日在和平示威中受镇压致死的众多阿尔及利亚人。”当时，这些移居巴黎的阿尔及利亚人，为了声援与法军作战的同胞而举行抗议游行，但遭到戴高乐的铁腕镇压，横尸街头。

　　这一事件始终尘封在历史档案中，直至40年后，法国官方才对此表现出忏悔之意。此间媒体甚至称此事能获得“平反”是一个奇迹。因为法国法律早有明文规定，法国军警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所有罪行已获特赦，不再追究法律责任。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则反映出法国民间社会在评价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事上的集体转向，和法国政府关于此事的带有倾向性的“谨慎”态度。

　　2001年，曾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奥萨莱斯将军出版了一本题为《特殊使命：阿尔及利亚1955－1957》的回忆录，为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此书出版后，社会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奥萨莱斯对待历史问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态度。

　　同年11月28日，巴黎轻罪法庭以“战争罪行申辩同谋罪”为名，对“奥萨莱斯回忆录”事件进行审理，判处奥萨莱斯7500欧元的罚款。

　　7500欧元罚款算不上是一个严重的处罚，但在“不追究战争罪行”的法律背景下，奥萨莱斯依然因“回忆录”获罪一事则说明，现在的法国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英雄”，而是要真正反思战争给法国带来的伤痛，从而走出游荡了40余年的战争阴影。当今法国政府在处理这一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亦称得上是小心翼翼。毕竟时下法国境内生活着100多万名阿拉伯人，其中有很多人原籍阿尔及利亚，他们现已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族群。

　　只是，奥萨莱斯的辩护律师吉尔贝·柯拉尔对法庭判决表示了不满，称这一处罚是“第一次禁止对法国历史的自由评论”。

　　而在“奥萨莱斯回忆录”事件激荡之下，有一种声音愈来愈响亮——应当对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做的一切重新进行评判。这也正是作为当年戴高乐政府的见证人皮埃尔·梅斯默尔在行将就木之时还要面临“反人类罪”指控的一个背景。

　　这项起诉与法国政治学者乔治·马克·伯纳穆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个法国的谎言》不谋而合。

　　伯纳穆与已故法国总统密特朗关系十分亲密。众所周知，密特朗长期以来一直是戴高乐的反对者。他指责这位法国的“救世主”于1958年重掌权力后，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多少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在这本书中，伯纳穆引用了戴高乐的讲话，后者称那些“贱民”是乌合之众，法国应当尽快地摆脱他们。

　　伯纳穆称，事实证明戴高乐政府拒绝有系统地撤离那些希望移居法国的亲法分子，听任阿尔及利亚起义军“胡作非为”。

　　分析人士指出，戴高乐或许的确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留下了“孽债”，但仅仅由于活得比他人更长，而将所有的政治历史问题交由皮埃尔·梅斯默尔一人承担，显然并不公平。

　　至于法院将如何审理此案，全体法国人都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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