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经济学家茅于轼办保姆学校亏本

　　【周末报报道】 目前，富平每年入校的学生有3000人左右，今年全年能否达到5000人，还要看具体情况。对于这个扶贫实验，茅于轼还在执着地坚持。他认为，目前还算不上失败，“不过我们几个股东不会再往里投钱了”。

　　“学校开张两年多，赔了100万元。”8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毫不隐瞒地向媒体坦陈，他和汤敏创办的保姆学校陷入了窘境。“我们5个大股东，先投了40多万元，后来又以

个人名义借给学校60多万元，两年过去，这100多万元全赔进去了。”

　　11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与他的学生——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一道，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开始了民办小额贷款扶贫，受到当地农民、政府的欢迎，也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誉。但在长期实践中他们发现在贫困农村就地扶贫的局限性。2002年初，他们开始将农村扶贫的探索转向引导贫困地区的农民进城就业，帮助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实现就业，增加收入，摆脱贫困。为此，他们共同创办了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富平)——一个培训与就业相结合的家政服务实体。

　　2002年3月18日，富平在北京市通州区降生。很快，其“民办公助”、“前店后坊”、“前店后坊之后续管理”等特色，被理论界总结成“富平模式”。但两年多的时间过去，富平亏了100万元。

　　这个消息引起了外界的诸多猜测：这似乎是个地地道道的笑话——一位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居然办不好一个小小的保姆学校。那么，富平模式究竟是否行得通？经济学家们是否只适合纸上谈兵？

　　依赖政府是亏损的重要原因？

　　“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送到城里去。”这是茅于轼和汤敏创办富平学校的动机。考虑到中国城市保姆需求的广大市场和家政服务业目前很不完善的现状，他们创办了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保姆学校”。按照茅于轼和汤敏的想法，这几年，北京家政服务员的市场价最低也在每月四五百元，一年下来能挣好几千元。而且工作环境大多数比在工厂里要好，想来学校的人应该会多得挤破头。汤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富平其实是做职业教育的，但比传统的职业教育更灵活，与市场的结合更紧密，但它的市场定位低档，更特殊一些，相信市场会很大。而茅于轼和汤敏将学校定名富平，则取扶贫之谐音，既含扶助贫困群体之意，又显示平民自强致富之祝愿。

　　于是，茅于轼和汤敏联合北京乐雅家政服务公司经理郭金凤等7人共同投资，在北京通州区建立了北京第一家保姆学校。学校实行股份制，茅于轼和汤敏分别是第一和第三大股东，两人出资合计占总股本的51%，并分别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学校的几位股东不分红，赚来的钱将继续投入到学校中。

　　从农村来的学员要在富平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然后由富平负责推荐就业。一个月的培训食宿费用是600元，其中50%由学员负担，50%由富平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先期为学员垫付，待学员就业3个月后还清。在学校创办之初，学生甚至不用先缴纳费用。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学校竟然出现了生源危机。

　　2002年8月以前，学校采取民办方式，自己派人到全国一些贫困地区招生，结果是招生地目标不明确、当地农民不信任，最初几个月每月花了几千元却只招来三四十人。于是，茅于轼等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地方扶贫办联系，并首先获得了安徽省扶贫办的协助。茅于轼曾这样表示，首先，农村人更相信政府；其次，政府可以拿出部分扶贫资金送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

　　2002年8月5日，富平学校与安徽省扶贫办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600元的学费中，安徽政府部门替学员支付50%，加上其他费用，每送一个农民到富平学校，安徽省政府负担800元。“这种方法推出后，招生问题立刻得到缓解，过去一个月只能招到三四十人，现在光安徽一个省就能有上百人。”茅于轼说。

　　这就是后来理论界总结的富平模式。所谓富平模式概括起来就是，由民间人士投资办学，承担培训，以及培训后推荐就业，实现培训、就业一条龙作业；政府相关部门协助招生并给予资助，学校对学员的培训、实习、食宿费实行小额贷款，学员就业后分期返还。

　　后来，这种形式的合作越来越多。先后有来自山西、辽宁、吉林、四川、山东、江西、安徽等许多地区贫困县农家妇女在富平接受了培训。

　　对于富平民办公助的投入产出效率，茅于轼曾这样分析，假若某个地方政府一年输出100人，按每人800元政府补贴计，补贴总额为8万元；而富平毕业生在北京家政服务行业市场的收入，每年人均可得5000元。两年内可以帮助100个农民获得总收入100万元，是政府投入的10多倍。如果这些钱汇回当地农村，或用于消费、或用于投资，都将有助于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就业。然而，这种算账方式对地方政府而言，效益过于间接，因此与政府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些地方送来了有传染病的学员，一些地方承诺的钱不能到位。茅于轼还说，有的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太低，甚至腐败严重，“没干事的拿了钱，干事的却没了经费”。学校仍然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这样评述富平模式：“我们都懂得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这个道理，而像茅于轼这样的大牌经济学家居然忘记了这一点。依靠行政推动来办学的思路，可能暂时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绝不是长久之计。”

　　没考虑学员的心理落差？

　　茅于轼和汤敏还没有想到：学校不收钱，来北京的路费也是由当地扶贫办负担，结果好多人抱着一种免费旅游的心理来到了富平，稍微遇到一点困难，她们就打起了退堂鼓。

　　富平的校园里走动着穿统一粉色校服的女孩，她们下课时喜欢和老乡挤在一起聊天；教室后墙上的黑板报上写满了她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这片祥和中隐藏着种种危机，甚至还出现过学员集体“逃亡”事件。

　　“一醒来，我看到我们宿舍的人全跑光了。”一个已经在富平学校毕业的女孩讲述着她所遇到的一次学员“大逃亡”，“就是因为以前的学员返校，说做保姆苦，把她们都吓跑了。”

　　据媒体报道，两年多富平学校培养了3500多名家政服务员，但这个数字与茅于轼的理想相差太远。“富平学校的设计规模，可以有500人同时上课。但实际上，人少的时候，只有几十人上课。去年非典期间，学校更是遭到重创，连着好几个月没有学生。”

　　记者获悉，富平在创办之初就好事多磨，一年内几次易址，现在租用北京通州区的一个机械学校作为自己的校园。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学员的最大问题是，学校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让很多在家乡过惯了散漫生活而又对城市生活估计过高的女孩，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

　　对于这样的情况，富平显得无能为力。“这种事我们很难管，因为这不是拘留所。”一位员工说，如果某个学员的老乡给她介绍了一个新的工作，她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然后家里就会找学校要人。

　　回顾富平模式，汤敏承认，这个想法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是对的。只是当时没有预料到，或者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观念问题，越是贫困地区的人，越不愿意当保姆，那些自动出来进城的农民很可能并不来自于贫困地区。“如果你设身处地为她们想一想，也就很容易理解她们为什么不愿意出来。当一个家政服务员其实很不容易，她在一个家庭里的地位最低，要和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打交道，会碰到很多困难，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容易半途而退。”

　　社会风险也是富平担心的。“一旦出现恶性事故，我们就很难说清楚，而且在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还是很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不做的时候不知道，真做的时候才体会到，当一个老板真不容易。人多了，时间长了，从概率论的角度讲，不可能不出事。”汤敏说，到底该怎么去做，他们也在探索。“这件事需要社会的同情心、容忍度和舆论的关怀”。

　　学校定位不准？

　　对于富平模式，同样身为经济学家的赵晓(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在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而学校目前面临的困境，他觉得是实际操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

　　比如，对于汤敏等人总结的农民的观念问题，他认为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不应该会成为最大的障碍。“除了观念问题，还有心理成本、迁徙成本方面的问题，并且劳动力的供需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密切相关的。”他进而举了个例子来解释他的观点：也许一个女孩在城市里当保姆一年可以挣5000元，而在家里种田却只有1000元的年收入。但她不会就这么简单地对比，她还会考虑生活成本的高低以及舒适度。“在家种种田，打打麻将，如果还算舒服，她就会觉得没必要出去当保姆了。更何况，如果在城里，虽然一年挣5000元，但物价比家乡贵出很多，她会认为不划算。”赵晓认为，劳动力的工资不应只看名义工资，更要看实际工资，但恰恰在这一最起码的问题上，大部分的分析者都忽视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冬民则从控制成本的角度对富平模式提出了质疑：“这种模式只是培养低层次的保姆，却需要花一个月进行培训。这样既扩大了学校成本，又增加了学员负担。”他对记者说，低层次保姆收入本来就不高，现在还要她们负担一半的学费，自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来。“她们到客户家也就是干干粗活，只要告诉她们一些基本常识就足够了。因此，以这种定位而言，我看培训一个星期都嫌多。”

　　北京一位开办家政公司的老板则对记者说：“我认为，经济学家的企业盈利模式过于理想化，他们的招生专业过于单一，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开辟多种职业生源，应该是他们的立校之本。”

　　实际上，茅于轼和汤敏也清楚富平培训的保姆在市场上的供应价格太低，每年的收入只有5000元。而当初，他们的“野心”不仅是办保姆班，还包括开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等，总之只要是能让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我们也在思考是否进行一些调整，也可以做一些高档的，比如服务员。但我们担心，贫困地区的人竞争力不够，定位的提高也会带来新的风险。而且我们的资金有限，不一定有能力做高档市场。”汤敏说。

　　管理有问题？

　　学生太少，直接导致了富平的运转危机。在学校创办之初，茅于轼和汤敏就曾表示，没想过在这个学校赚钱，但同样不想赔钱，“如果赔本，就说明这条路失败了”。

　　在被曝亏本后，这个观点也遭受到普遍的质疑。一些商界人士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如何经营好是茅于轼和汤敏根本无法回避的课题。但是，经济学家毕竟不是企业家，更不是教育家，懂宏观经济未必能弄懂企业的微观管理，因此也未必能办好学校。这才是导致富平困局的根本所在。北京那位家政公司老板就指出：“茅老办学校，首先就违反了他自己学说的原则，在他的学说里反复强调经济学是残酷的，因此没有所谓不赢不亏的说法，要么赚要么亏。”赵晓则表示，出发点尽管是不赚钱，但这和学校在实际操作中追逐利润是两码事。

　　目前，富平每年入校的学生有3000人左右，今年全年能否达到5000人，还要看具体情况。对于这个扶贫实验，茅于轼还在执着地坚持。他认为，目前还算不上失败，“不过我们几个股东不会再往里投钱了”。

　　记者和富平目前的实际运作者取得联系后，该校副校长邢文毅拒绝更多地透露学校运转的真实并且详细的情况，只是强调学校现在还不至于亏损，运转正常，“但希望保持低调”。

　　而汤敏也否认“学校目前亏了100万元”这一说法。他告诉周末报记者，学校共计投入才100万元，现在还在运转，怎么可能亏光了。但他同时又表示，学校在非典时期赔的钱还没有完全赚回来，非典时期，富平大约损失了50万元。

　　北京那位开办家政公司的老板对记者说：“去年非典只有短短几个月，富平竟然亏50万元，其管理方法肯定有问题。”但记者在试图与汤敏和邢文毅探讨学校的管理时，均被拒绝。

　　郭金凤是富平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她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心打理自己的家政公司。8月16日，在接待完一批客户后，她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对记者说：“实在是太忙了！”

　　据郭金凤介绍，她在富平只当了约10天的校长就离开了。“我已经为学校轰轰烈烈地创办起来尽力了，董事会里大家意见又不是很一致，我也没有再留下来的兴趣了。”但她没有细述董事会里的意见是如何不一致，仅仅淡淡地表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

　　对于茅于轼等人提到的学员的观念问题，郭金凤表示不敢苟同，她认为可能还是学校没把口碑做好。“我们的保姆也是从农村来的，她们中的许多人是听来北京的同村姐妹说生活得很好，才过来的，所以口碑是很重要的。”

　　说起富平的困境，她认为归根结底是没有量入而出。“家政行业是个薄利的行业，经不起折腾。现在我们公司对成本和支出都有严格的核算，绝不会大手大脚花钱。”对于富平，她认为操作模式没有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实际操作上，“比如选取的店面是否合理，市场定位是否准确，这些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富平还要往下走，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能将它带到多远，其中的问题发人深省。(本报记者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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