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后，邓小平接见会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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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页:起点 第2页: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半分钟都差不得！ 第3页:第一次政治磨难--“毛派头子” 第4页:七次访苏——赫鲁晓夫说，“这个人可厉害”。 第5页:“文革”初期--“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 第6页:第二次复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第7页:“你这一年干得很好！” 第8页:“‘两个凡是’不行” 第9页:语惊四座 第10页: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第11页:“此人叫邓小平” 第12页:“邓六条” 第13页:收回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第14页: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第15页:确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第16页:儿孙绕膝 第17页:南方谈话

　　“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要求全国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2月9日，邓小平因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此时，在党内和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内许多老同志纷纷前往探视，表达他们对邓小平复出的关注以及鲜明的态度。

　　正当人们期盼邓小平复出的时候，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他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对党对国家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写给中央的信中，针对“两个凡是”，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4月下旬，邓小平明确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还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端正党风、军风、民风“特别重要”。

　　随后，在党的十一大上，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同一些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以毛泽东同志是否画圈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应当实事求是。

　　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举动，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先后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谈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

　　主抓科教工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以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为新时期的科教改革与发展铺平了道路。

　　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亲自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肯定建国后17年科教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他又约请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毛泽东的一些话，是断章取义，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要进行批判。他要求教育部甩掉“两个估计”的包袱，大胆为知识分子说话，放手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教育部组织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讨论》，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进行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

　　与此同时，邓小平花了大量精力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首先，解决了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工宣队”问题，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逐步实现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校长负责制。其次，恢复了高考制度和派遣留学生制度。第三，恢复和确定了应当集中力量办好的科研单位和大、中、小学。第四，编制了《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一批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第五，恢复了各级学校的原有学制和教学秩序，重新编定了教材。第六，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期间，邓小平频繁会见华人科学家，听取他们对中国科教发展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意见和建议。

　　在科教秩序迅速恢复的基础上，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4月22日至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我国科教史上两次空前的盛会。邓小平出席了这两次盛会的开幕式并讲了话，提出和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对科教界人士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一个字也不要改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在送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讲了那么多观点，你们为什么不引用？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要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起草者询问稿子要不要改、怎么改时，邓小平语气相当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出访日本——刮起“邓小平旋风”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乘专机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

　　10月23日上午九时半，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十时半，邓小平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中午，邓小平前往皇宫拜会裕仁天皇夫妇。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会见天皇。下午，邓小平和福田赳夫举行第一次会谈。

　　25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那坦率、务实和开放的作风。邓小平说，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人民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中的好经验请教，也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好经验请教。我们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中国是有希望的。

　　26日下午，邓小平离开东京，乘新干线超特快列车赴京都访问。在车上，当日本记者请他谈谈对新干线的观感时，邓小平说，就感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世界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美联社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邓小平的访问，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日本列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日本新闻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称之为“邓小平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