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未了心愿·肆

　　“一国两制”：已完成的与未完成的

　　□本报记者 张进 实习生 苏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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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时针指向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时。香港，自这一刻起正式回归。

　　欢庆的盛典、绽放的笑容、灿烂的礼花，却掩不住一丝悲伤。会场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致词时伤感地说：“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

　　就在１００多天前，邓小平逝世。

　　时间倒回１９９２年，皇岗口岸，在这个离香港最近的地方，邓小平曾远眺香江，迟迟不肯离去。

　　邓小平说：“我自己是争取活到１９９７年……我活到１９９７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是站一分钟也好，他曾对女儿这么说。

　　但谁也没想到，当１９９７年的春天悄然到来的时候，他的心愿成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遗憾……

　　“香港之死”破产

　　香港的回归过程却一波三折。

　　１９９５年６月，香港回归之际，《财富》周刊的一篇报道，曾经在世界上引起震动，在封面上，是大大的几个字：香港之死（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４年后的５月９日，《财富》杂志选择在香港举办全球财富论坛，编辑总监考尔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尴尬地说，“预言并没有发生，那是一个错误。”

　　如果能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邓小平或许会心一笑。他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经他手创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后落实得怎么样？香港的明天是否会因此而更美好？

　　其实，“香港之死”涉及的是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表述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港府终于击退了“金融大鳄”索罗斯，渡过了危机。

　　２０００年，香港经济增幅高达１０．５％，是１３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以总量计算，２０００年香港创造的货物和服务已超过了１９９７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尾是，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的《财富》论坛年会开幕晚宴上，一位观察仔细的记者发现，会场的席号中没有任何与“四”有关的数字，即没有第４席、第１４席、第２４席、第３４席、第４０席……美国人知道港人对“４”的忌讳，会场没有“４”。《财富》杂志是在对外宣布：香港没有“死”。当年策划“香港已死”封面专题的编辑总监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ＯＬＶＩＮ，在回答记者“如果现在《财富》为香港做一个封面专题，你怎么形容香港”时，他思考良久，最后的答案是“活力（Ｖｉｔａｌｉｔｙ）之都”。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９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港，他给香港回归六周年带来了一份礼物——《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ＣＥＰＡ），按照安排，从２００４年后，２７３个税目、４０００多种香港产品，将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在去年酝酿、今年成局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香港将会发挥包括金融、物流、旅游资源、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的优势，充当区内高增值服务中心，带动区内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到２００４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１０次获得此一殊荣。

　　此时，曾站在皇岗口岸，依依不舍凝望香港的邓小平，已逝世７年。

　　政制２０年纷争

　　对于“一国两制”的实施来说，经济指标只是结果，而政治体制的建构，才是考验这一制度的试金石。

　　这场围绕政治体制的拉锯战，起于２０年多年前，延绵至今，其中波澜起伏、惊心动魄，当下仍是一个举世关注的焦点。

　　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３日，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钟士元、邓莲如与利国伟上京，与邓小平见面。当时英方正抛出“三脚凳”策略，将两局议员推上台，举着“港人意愿”的大旗，从侧面影响中英谈判，迫使中方让步。

　　英方的意图，是想假借民意，最终使得香港成为一个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独立政治实体”。

　　邓小平见到钟士元等三人后，表明绝不接受“港人”是谈判的一方，“我们一直不承认（三脚凳），我们只承认两脚，不承认三脚。”意思是，港人是中国人，应站在中国的一边。

　　事实上，政制问题争论最烈，是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今日的矛盾，同样来源于当时。

　　按照当时两国达成的共识，香港采用行政主导制政体，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机构议员最终全部经普选产生。但应循序渐进。

　　１９８９年风波发生后，英国似乎后悔了。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回忆，当年１２月４日，撒切尔夫人的密使将一封信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中称，英方迫于巨大的压力，准备“大大增加”香港１９９１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由１０席增至２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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