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9月22日：SARS会否卷土重来？

　　新加坡：SARS

　　新病例

　　新加坡宣布感染SARS病毒的27岁男子，至今并没有感染他人的迹象，但他感染SARS的原因仍然是个谜

　　中央电视台 记者/罗垠

　　熊曼琳 寿蓓蓓

　　本刊记者/陈海 陈利华 陈静

　　“我被证实感染SARS了！”

　　9月8日(星期一)下午，一位27岁的新加坡华人男子，新加坡国立大学微生物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生，在电话里对25岁的妻子说。

　　次日下午，新加坡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加坡出现了新的SARS病例。

　　尚未引发更多病例

　　全世界战胜第一轮SARS后的两个月，这个新的病例意味着什么，各方解读不一。

　　该患者只是实验室测试结果为SARS病例，但胸部X光显示，他的肺部并没有受损。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SARS病例应当同时符合化验证据和临床病征。在这起病例中，实验室测试显示该病人有造成SARS肺炎的特定冠状病毒，但是他并没有显示出临床证据。”因此，WHO通知新加坡政府，该病例不符合SARS肺炎的新定义。

　　新加坡卫生部则强调，之所以将他列为证实病例，是因为他的其他症状以及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测验和血清测验，都显示他感染的是SARS而并非其他病毒。

　　这位患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健康并无大碍，此刻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会否成为制造第二轮SARS疫情的罪人。

　　但截至9月15日，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25人被隔离，至今没有任何人出现发烧或其他同SARS有关的症状。

　　来源是谜

　　这次SARS病毒的再现，依旧充满神秘色彩，到本刊截稿时，科学家仍然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染到这名男子身上的。

　　新加坡卫生部门通过这名男子的体液样本测试确认，他是最近才感染上病毒，而之前，他既没有到过曾经爆发SARS的疫区，也没有接触过SARS患者的历史。

　　据来自官方的资料，这名患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微生物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也在国家环境局属下的环境卫生研究院实验室做研究，而环境卫生研究院是新加坡进行活性SARS病毒研究的科研中心之一，因而最大的嫌疑便来自实验室。

　　新加坡卫生部政务部长巴拉吉医生认为，“SARS病毒的源头最有可能是在实验室，因为只有实验室有SARS病毒。”

　　据了解，这名研究生确实在8月23日曾前往环境卫生研究院实验室，并在那里进行了约30分钟的研究，但此间一直都有该研究院的职员在旁监督。据新加坡环境部公关环境卫生署署长王南枝透露，在这之前6天，即8月17日，该实验室SARS病毒研究已中止，所有病毒样本也在零下80摄氏度被冷藏。

　　王南枝说，SARS病毒不可能在空气中生存6天之久；而且参与SARS研究的研究员们，没有一人因参与研究而感染SARS，他认为，不存在SARS病毒外泄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在追查患者的感染途径，但未获具体的信息。SARS这一次的来源依旧是一个谜。

　　SARS即便再来也未必爆发

　　新加坡的病例是否意味着SARS事隔数月后又将卷土重来？这是所有人最关注的问题。这一担忧在此后的9月15日，香港发现一例疑似病例后更加剧了，虽然香港随即暂时排除了这一病例。

　　对此，WHO与新加坡政府观点一致。WHO发布文告说，“新加坡这个病例病情轻微，是个孤立个案。他至今仍未引发更多的病例，因此对公共卫生不会造成任何危害。”

　　由于该病例及早发现并被隔离，新加坡卫生部代部长徐文远也在宣布出现新SARS病例时强调，“这只是一个独立的个案，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很低。”言下之意，并未将此视为SARS卷土重来的征兆。

　　美国国家传染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戴维·戴格勒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对新加坡SARS病人病毒样本的结果监测证实，这名医疗研究人员确实感染了SARS病毒。他们已派出两名流感专家前往新加坡，协助世界卫生组织的两名科学家调查。

　　戴维·戴格勒博士的预测不那么乐观，他表示预感SARS还会再度爆发，在此之前他们将非常努力应对。

　　据他介绍，目前，美国国家传染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全球合作，采取了如下应对SARS再度爆发的措施——激活紧急事故行动中心，以便全天24小时都能快速反应；部署了超过800名医疗专家与助手应对SARS；派遣药品官员、流感专家、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协助全球网上调查；为各个国家、地方的卫生部门提供帮助；扩大了实验室测试中的临床标本以便查明病原；建立了预警体系，对那些可能面临SARS风险的旅游者发出警告。

　　而新加坡的消息在中国引起的关注可能比全球任何地方更大。9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2003年防治非典(广州)学术研讨会”本来并非为这一话题谁备——它自上一轮SARS尚未完结即开始筹备——却正巧在新加坡发现新一个病例后召开，因此SARS是否会再爆发，成为与会者最为关注的话题。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9月13日委托其学生倪大新博士在研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SARS必然卷土重来。”他认为，SARS作为一种传染病，不会自动消失，历史上对人类进行二度打击的传染病不在少数。曾认为，与SARS进行“第二个回合的战役”，可能会在今冬明春打响。

　　曾光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今年(指今冬明春)可能会再次爆发SARS。” 倪大新博士则对《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SARS作为一种传染病，应该还会再出现的。关键是应对措施，如果应对得好，就不会出现上半年那样大规模的爆发。但是还有可能出现小规模的流行或者爆发。

　　曾光的观点在广州的会议上引起了震动。与会的专家大都出言谨慎，对SARS重来的可能性少有人言出“必然”。另一位SARS研究的权威中科院院士钟南山的观点也与曾光不同，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SARS可能作为零星的、个别的病例出现，但不太可能作为一次疫情再爆发。

　　虽然具体的看法有异，但实际上，各方在一点上的预测是一致的，SARS不会像今年春夏那样造成大规模的灾难。因为与半年前相比，世界包括中国的防治能力已大大加强。

　　本刊记者/朱萍

　　新闻周刊：新加坡根据化验证据判断那个男子是SARS病例，而世界卫生组织却认为不符合严格定义，这个分歧难道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吗？

　　贝汉卫：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新加坡是孤立个案，只发现了一个SARS病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与该病人接触过的人都被隔离观察，也没有人感染上了SARS。

　　每一种疾病都有温和或严重的症状。SARS也如此，这次的SARS病人可能是症状不太严重。前不久在加拿大发现的SARS疑似病例也是化验反应呈阳性，我们发现了与冠状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但却不是冠状病毒。这次的情况也有些相似，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现在可能还有SARS病毒的地方有两种：一是医院、实验室，特别是实验室，它们保存了SARS病人的材料，而这些病毒积攒到一定量后解冻就容易让人感染；还有一种来源是它曾出现的地方。

　　新闻周刊：前段时间中国重现SARS病例的流言，世界卫生组织是否进行了调查？

　　贝汉卫：就我们所知，很多小型急性病都被误以为是SARS。我们通常所做的就是接到报告后，派人到当地去调查、评估，然后得出结论。

　　我们强烈建议政府，除了向WHO通报已经化验确诊的病例以外，还应该做到两件事：首先，定期向公众通报对SARS的监督情况，包括发现多少确诊病例、多少疑似病例，可以每两周通报一次，也可以每月一次，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人们知道监控体系仍在运作，如果听到不到任何消息，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体系是否还在起作用。

　　其次，如果听到了某地发现SARS病例的传言，我们建议政府要追根到底，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听到流传得很厉害的传言，我们就会询问政府对该事件的意见。

　　新闻周刊：一个最被关心的问题，SARS近期重返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

　　贝汉卫：我们也没有答案。

　　不过不要紧，不管它是否要卷土重来，我们所做的就是好像它会再度爆发一样去着手准备。不管它是否会再度爆发，监控体系都一样要起作用。这样的话，一旦发现SARS病例，才能做出迅速反应。

　　另外，我们还要对医院感染途径进行控制。记得上次全球爆发的主要地区，如新加坡、加拿大、香港、台湾、广东、北京等地，都出现了在医院SARS病人增多，传染给其他病人与医护人员的情况。我们建议和帮助政府改善全中国的医院的预防情况。因为如果SARS重返，病人们只能够去医院诊断、治疗，那是他们康复的惟一机会。

　　我们强烈建议，监控体系与对医院感染的控制都应该较上次期间加以改进。

　　新闻周刊：您是说(SARS爆发的)前景还非常不确定？

　　贝汉卫：是的。

　　新闻周刊：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SARS研究有什么进展吗？

　　贝汉卫：SARS研究有几个层次，一个就是SARS病毒的来源，这方面的研究有三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就是弄清它的自然来源，我们现在很肯定它是来自某种野生动物；第二个问题就是何种动物能够携带这种病毒；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种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体的，是哪一种动物、何时发生的，我们尚不知晓。

　　这些研究的时间将会很长，不光是研究SARS病毒如此，一项研究总是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出结论。因为并非你搜集的所有信息都是有用的，你必须广泛地研究，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比如，我们在一些猫科动物身上发现了与冠状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这是个好消息，但我们不能就此最后结论说，这些动物就是它的自然来源，不能说就是这些动物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疫苗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要研制药物改善治疗，还有就是测试诊断的改进，这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我们还需要更好的测试方法，我们需要很快判断出一个病人是否是SARS，但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测试方法。

　　虽然研究情况没有进展，但全球、包括中国的研究者都在非常努力地进行研究工作。

　　新闻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采取的预防措施？

　　贝汉卫：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我们一起在医院感染控制上进行努力，还要制订出新的指导方针。

　　对于监控体系，我们干得并不坏，但是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监控体系现在就应该到位了。中国政府已经在三个省着手先行，但是时间安排应该抓得更紧，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监控体系，几乎囊括了该地区的所有机构，而其他省市监控体系的准备也需要好几周。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广东更危险，只是SARS是从那里首先被发现的，我们需要更加注意。

　　总之，我们抱最好的期望，作最坏的准备。

　　谣言背后：中国的SARS传言及真相

　　本刊记者/ 李径宇(发自北京)

　　孙展(发自包头) 刘志明(发自天津)

　　9月13日，中国卫生部发布的一则消息将远在新加坡的新一例SARS病人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一位与新加坡SARS病人有直接接触的女士刚刚离开天津。

　　不知情的天津

　　这则消息说，经对日前在天津市停留的新加坡籍陈女士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其未感染非典病毒，而且与新加坡公布的非典病人接触后的潜伏期已过。

　　这是两个多月来中国内地关于SARS最清楚的一条消息，但它并未披露给人们更多想要的内容。

　　9月15日，本刊记者来到天津，似乎所有天津人都通过那则新闻知道了这个与SARS有关的客人的造访，但没有人了解她的来影去踪。当地媒体亦如是，一位记者称，他们一度“闻风而动”，但最终一无所获。在今年春夏之际，这座城市共有175人染病，14人死亡。

　　天津市卫生局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他们说，天津市卫生局无权发布消息，这个权力在卫生部。据该局官员说，这次对这名新加坡人进行检查，卫生部亲身参与其中。

　　经记者多方探问获知，天津市传染病医院曾经参与了检查工作。但院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同样的态度还来自天津市防疫站和天津疾控中心。

　　而天津机场海关的消息显示，天津并无直飞新加坡航班。这位新加坡女士是如何抵达天津的？在到天津之前，她又曾到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相关部门是否在第一时间监控到了这些情况？

　　迄今为止，外界对此并无了解。

　　内蒙传言的真相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双解除”后，中国暂时摆脱了SARS的困扰，从北京到广州，一度冷寂的城市重新恢复了热度。但SARS的阴影并未远去。

　　在遥隔数百公里的北京，一则有关包头又出现SARS病人的传言一度蔓延。一个版本是，8月14日包头开往北京的K264次列车上，已经停止很长时间的体温测试又开始恢复，据说是因为前几天列车上发现了十几个SARS病人。

　　传言传播速度很快，几天后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热门诊主任郭俊卿就接到了来自北京亲友的询问。

　　“绝对没有！”郭俊卿当时以极其肯定语气回答了亲友的疑问。

　　“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包头没有SARS反复的迹象。从6月11日包头市最后两名SARS患者出院之后，我们门诊也没有接待过任何SARS病人或疑似病例。”9月12日，他以同样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接诊包头市第一例SARS病人的地方。

　　同日，记者在包头市火车东站见到了传言中出现SARS患者的K264次列车的列车长王筝。据王筝回忆，当日列车从包头站出发后，在呼和浩特站上来一位日本乘客，入住软卧车7号包厢。这名乘客一上车就出现嗜睡、咳嗽等症状，引起了同包厢其他3名乘客的警觉，他们高度怀疑这名日本乘客患有SARS，随即报告了列车员。列车员在请示车长之后，对这名乘客进行了体温测试，结果是36摄氏度。“三名乘客看到这个结果也都放心了。当时有一些围观的乘客，有可能在不了解情况之下产生了误会。”王筝说。

　　“我们在接到铁道部通知之后，已经停止了对列车乘客逐个进行体温测试的做法。但对一些可疑的情况仍会及时采取一定的监控措施。” 包头乘务中心乘务室副主任周志能介绍。

　　有着160万人口的包头市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在今春的SARS疫情中，这座城市共发现了14例确诊病例，疑似病例46人。

　　北京一再被传言惊扰

　　与此同时，更多的传言也袭扰了北京，虽然它们并未打破1000多万市民的正常生活。

　　7月初某日，一位病人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她持续高烧数日，干咳，浑身软弱无力，并且已经在好几家医院进行了输液治疗，却不见好转。

　　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发现她的症状几乎和SARS没有区别：体温38度以上，连续拍了三天的X片，肺部阴影每次都有发展。人民医院相关门诊立刻进入“三级预警”状态。院方一方面将此病例上报给北京市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一面联系流行病调查队进行调查。

　　此时，“人民医院有SARS”的传言被传播开来。有人甚至说，政府在封锁消息，悲剧可能重新上演。

　　三天后，流调队的结果表明，这名病人没有传染任何人，包括女儿及司机。另一方面，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专家检查了患者的血液，发现该患者的HIV呈阳性，结果是：患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造成免疫力降低，造成肺部感染。这位病人转到协和医院进行专门治疗后，症状已得到初步控制。

　　但这个病人确实让人们“虚惊一场”，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高彤说，“他让我们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

　　SARS传言还从北京市的其它医院传出。8月初，几家医院收治了一两例高度怀疑是SARS的患者，于是将患者隔离起来，医生和护士们都穿上了防护服，这被一些敏感的人们认为是SARS依然存在，其中一家医院呼吸科的20多个病人都吓跑了，尽管事后证实，那几例仍是虚惊。

　　在传言再次困绕市民的时候，8月初，北京市非典办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检查。专家们在检查完全市相关医院后提醒说，有的医院防护措施过度，动不动就“全副武装”，戒备森严，本来应该启用三级防护，院方却启动了二级防护，这对老百姓造成了误导。

　　最近一例关于SARS的消息发生在9月8日，北京某工地员工在24小时内集中出现发热的患者，其中25例患者收入地坛医院住院治疗。但经两次组织各方专家集体会诊，确诊为急性咽炎，治疗三天后病情很快好转。

　　一再出现的传言一度惊动了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该组织驻华代表处致函中国卫生部，询问有关北京市出现SARS疑似病例的传言，卫生部再次表示：北京市所有医院未发现新的SARS疑似病例或留观病例。

　　如果SARS重来

　　虽然中国尚未宣布进入临战状态，但一些迹象已显出政府当下“外松内紧”的策略：各地纷纷公布了抗非典预案，一个非典直报体系也已启动，全国抗非典总指挥部重新集结——人们在重新品尝失而复得的如常生活之余，并未忘记SARS之痛。而在新一轮SARS似乎已在尚不可知的隐秘处酝酿之时，我们应如何面对方能不重蹈覆辙？

　　本刊记者/ 李径宇(发自北京)

　　孙展(发自包头) 刘志明(发自天津)

　　秋日。

　　北京郊外一片静谧。小汤山疗养院二部(简称“小汤山”)显得有些落寞。但9月12日，中秋节刚过，小汤山陆续来了一些工人。他们是从北京的六大建筑公司抽调来的，任务是修缮小汤山。

　　据称修缮将花100万元，以弥补匆忙建成时留下的一些小的质量问题，并使它能在天气寒冷时运转。同时，院方被告知，如果北京一旦再发生50人以上的SARS疫情，小汤山将再次启用。

　　首都有备无患

　　一度被整体隔离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几个月前吃尽了SARS的苦头。9月12日，该院医务处高彤处长显得胸有成竹地说：“如果SARS再来，我们一定能赢。”

　　据介绍，人民医院对抗SARS的措施一直没有松，发热门诊始终运转，每天都有40多名发热病人去院内设的筛查门诊进行排查。

　　这两天，按照预案，人民医院进行了非典救治物资储备，库房24小时值班，一旦需要马上调配。医院还在每个科室都设了隔离病房，每个病房储备了口罩、防护服。如果查出SARS疑似病人，立刻将其隔离，然后，将之通过专用电梯紧急转运，并严格消毒。

　　与此同时，北京佑安医院一直准备着200张床位待命。医务部主任黄春称，发现病人，医护人员将在两小时内到位。为此，他们进行了多次演习。在市内，医护人员20分钟就能到位。10多天前，北京某地发生群体性高烧，该院所有医护人员2小时内全部到位，帽子、口罩穿戴整齐。“只要有一例SARS，二级预警就启动。”黄春说。

　　蒋荣猛，北京市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曾参与过大量疑似病例的甄别工作。

　　蒋荣猛很乐观。他说，今年秋冬SARS反弹起来的可能性很小，“就算SARS发生变异也没关系，因为各种可能都已被北京市非典办充分地考虑了。我们制定了预案，如果SARS露面，很快就会捉住它。”蒋称，目前北京市60多家医院还保留着“发热门诊”，各医院发现发烧病人就转到发热门诊筛查。8月，北京还组建了1000多人应急救治队伍，并已启动3000多名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

　　9月12日北京市出台的非典应急预案，被认为是中国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所制定的最详尽的预案。这个历时3个月，聚积了上百名医务专家的预案，将成为今年秋冬北京防SARS反弹的“纲领”性文本。

　　9月13日，在2003生物工程与医药卫生产业国际发展大会上，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韩德民指出，SARS受控时期使人们看到，医疗行业的危机管理职能逐渐建立并完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提供能力逐渐恢复、资源重新整合，正常医疗，医疗和社会资源开始通过征用、划拨的方式进行整合，正是SARS，使北京乃至全中国社会的公共资源进行了整合，使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得到加强。

　　一个不发达地区的SARS防线

　　SARS让北京今年的GDP损失了1个百分点，北京市市长王歧山说。尽管SARS带给中国的损失目前尚无官方精确的说法，但它的直接影响是，国家投入了比以往多得多的钱在公共卫生建设上。

　　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副司长赵自林日前在中国卫生论坛上介绍，中国将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投入110多亿元。中央财政拿出57个亿，地方财政或利用银行贷款安排57个亿，来建设突发卫生事件体系建设。其中中央的57亿元中的95%用于西部和中部各省、区、市新建卫生建设，而首先投入的30亿元将先行启动市(地)级传染病医院(病区)和部分紧急救援中心的建设。

　　“现在每个乡镇卫生院平均每年能够投入30～50万，因为区财政加大了对医疗网的投入。” 包头市郊区的九原区卫生局局长丰剑平告诉《新闻周刊》，“这些资金将用于人员培训、基础建设以及工资发放。”

　　这位局长说，为了防止SARS的卷土重来，该区已经对卫生防疫人员进行了培训，并且强化了疫情上报制度。现在总人口28.3万人的九原区每个村都有1～3个卫生室，这些卫生室负责对村民健康状况的调查，一个卫生室平均要掌握500户的情况。

　　此外，村卫生室不允许私自接诊发热病人，一旦发现发热病人就要及时通报乡镇卫生院以及防疫保健站。由乡镇卫生院负责诊断、监测，并上报区卫生局。

　　“下一步我们还要强化村级医疗网的建设，将每个村分区化片，由专人负责。”丰剑平说。

　　实际上，九原区的三级医疗网络是包头为数不多保持最为完整的医疗网。但是由于国家对乡村公共卫生长期投入不足，这个医疗网运作起来也同样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九原区的情况已算是不错的了。”包头市土右旗医院副院长张健民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诉说了这里的困难。土右旗位于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之间，这是包头市经济最为落后的县级区域之一。这里条件最好的医院就是土右旗医院。刚刚修建好的医院主楼，在周边建筑的映衬下显得颇为雄伟。

　　“政府投资的钱只能将这个框架搭起来，很多内部设施和附属建筑都需要医院自己想办法。为了这些，医院已经欠了50多万元的外债。”今春为了防治SARS，医院花费了50多万元，但是政府财政只解决了30万元。当初医院承诺给防治SARS医护人员每日30元的补助到现在尚无法兑现。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梁存锁也同样表达了对基层医疗网长期投入不足问题的忧虑：“现在要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今冬明春流感爆发期出现SARS疫情的话，基层医疗网则很有可能会不堪重负。我们目前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强防范。”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在中西部和农村，而它们在上一轮疫情中，由于SARS去之匆匆，尚不能说经受过了最严酷的考验。虽然国家给予重视并加大了投入，但彻底改善并非朝夕之功。因此，这张初紧修补的大网能否经受住下一次冲击，尚待考验。

　　9月11日，包头市卫生局在下达的文件中提醒下属单位，无论如何也要做好预防SARS在今冬明春复发的准备工作。

　　不少消息说SARS疫苗的国内研制已成功在望，但在SARS可能再度来临之际，让人们失望的是，我们还得再等一段时间。而疫苗“迟到”的原因，既有科学因素，也有非科学因素

　　本刊记者/陈海(发自广州) 陈静

　　“40万元绝对搞不出疫苗来的。”

　　9月15日，广州肿瘤医院619号实验室，窗外大雨瓢泼。黄文林坐在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里，冲记者摇头。黄文林指的是他的SARS疫苗的研究，从4月20日开始，他和他领导的实验组针对SARS已开始两种疫苗的研究开发——DNA疫苗和腺病毒五型携带的SARS部分S基因疫苗。

　　他的研发经费只有40万元，“而在美国应该是1～2个亿美金”。黄说，本来广州市科委很重视，准备拿350万元投入他们的研究，“后来这钱广东省要统一调配，现在已无法到位。”

　　“但是我努力要做，不能没钱就不做了，因为这是个有意义的课题。”黄文林说，“SARS能否再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何时何地，有多大范围，它的流行规律，都是未知数，我们如果能够把疫苗搞出来，对人类对社会发展都是大的贡献。”

　　黄文林有一串的头衔：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美国传染病学会和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学会会员、分子病毒学专家，广东省防非典科技攻关专家委员会委员、基因疫苗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

　　提高诊断准确率年底有望

　　好在SARS疫苗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展，让黄略感欣慰。

　　黄文林和他的实验组同时进行两种疫苗的研究，腺病毒五型携带的SARS部分S基因疫苗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作为专长于病毒研究的科学家，黄对这一疫苗的成功开发很有信心。

　　黄文林说，只要是上呼吸道感染过的人体内都会有腺病毒，这是一种对人体无害的病毒，在研制疫苗时，先将腺病毒中有害的基因拿掉，再将冠状病毒中的部分S基因放入腺病毒中，经过改造后的腺病毒注入人体后，便能通过人体自身表达蛋白产生SARS抗体。

　　早在5月底，实验组已将SARS部分S基因装入了腺病毒中，经过扩大、纯化和鉴定以后进行了动物毒性、有效性实验。目前正在进行实验室的放大，要取出(病毒感染)不同时期动物(免疫大鼠)的血、淋巴细胞以及动物的脾脏，通过免疫学的观察。成功后便可在猴子身上进行动物保护实验，免疫指标逐渐丰富才可以进入临床。这一过程要比传统的灭活研制复杂很多。

　　专家介绍，疫苗的成功研制要分五个阶段，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临床阶段、临床应用阶段、工业化阶段。而现在所有的SARS疫苗研制都还处在实验室和中试阶段。

　　黄将要做的VEROE6实验，细胞先要用抗血清处理，然后用不同的细胞进行攻击，看它中和病毒的能力有多大。

　　“而DNA疫苗基本上已做到中试阶段，有大量的样品后，就可以上动物(试验)。”黄说。

　　黄文林教授说现在迫切需要加快特异性SARS抗体的研究进度。这将有助于提高对早期SARS病例诊断的准确率。预计今年年底，特异性抗SARS的抗体可以问世。

　　据了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也正在进行腺病毒携带的SARS病毒的研究，而国内的研究不逊于美国。

　　200多家实验室搞疫苗是利益作祟

　　研制中的SARS疫苗总共可分为6大类，即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DNA疫苗、抗体文库、马血清和腺病毒五型携带的SARS部分S基因。

　　来自各国的病毒专家最近在日本聚集，举行了一次以“非典流行的教训”为主题的座谈会。来自会上的信息让人郁闷：专家们表示，目前从非典感染源研究到药物开发都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迄今为止，治疗非典多使用抗病毒药物。很多专家认为应继续推进抗病毒药物的研究。

　　大多数专家认为对非典疫苗开发应十分谨慎，因为注射疫苗之后体内会产生抗体，在没确定疫苗安全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使症状加重。有人提出不使用毒性削弱了的非典病毒，而是利用病毒基因信息制作疫苗，但有关专家认为，要达到实用阶段，至少还需2至3年时间。

　　在参与SARS疫苗研制的各国科学家中，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的管佚近来颇为引人注目。在9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管佚称他们非典疫苗的研制“现阶段基本上停止”，引起震动。

　　在黄文林看来，疫苗研究是一个整体，与造汽车一样，结构纷繁。令黄不解的是，国内真正有科研实力做好SARS疫苗研究的机构不过10来家，可国内有200多家实验室都在搞疫苗，“懂的在搞，不懂的也在搞”，这是利益在作祟。疫苗有五、六大类，但国内目前却没有权威的机构或者委员会对其进行评估。

　　事实上在今春的SARS疫情之后，国内各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和资源共享的局面有所改变，在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面前，中国科学界也表现出少有的团结。“但如果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我想局面会更好。”黄文林说。

　　广东正在加紧研制的马血清和灭活疫苗滴鼻剂两种被动疫苗，虽从未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但如有紧急疫情，按钟南山院士的说法——“会考虑试验性地使用它”。

　　疫苗还需相当长的等待

　　是不是只有疫苗才是人们战胜SARS的希望？

　　黄文林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作为特异的、作用于人体的、防治性的生物制品，疫苗已成为人们预防传染病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具有确实的效果。不管是传统的疫苗或是新型的基因工程疫苗，它们都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刺激人体产生相应的免疫反应而消灭病毒，使人们在以后暴露于特定病原时的患病和死亡率降低。”

　　SARS疫情过去几个月了，但投入大批人力经费研究的SARS疫苗仍迟迟无法问世。有专家分析认为，现在SARS疫苗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动物实验尚无法突破。

　　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全球SARS疫苗的研究思路，不外乎灭活疫苗、减毒疫苗、基因工程疫苗和核酸疫苗等几种，现在看来，灭活疫苗应该是一种最快的方法。但由于SARS并不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在用SARS疫苗做动物实验时，SARS病毒在动物身上引起的症状往往并不像人体那么明显。这样一来，如何通过动物实验评价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就变成所有SARS疫苗问世路上的一道高门槛。

　　目前中国科学院华大基因研究和武大联合研制的SARS疫苗，正处于动物试验阶段。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陈则告诉记者，前一阶段的细胞水平实验效果良好，疫苗注射后所引发的抗体有中和病毒的作用。目前的动物试验已具备相当规模，还可以更大一些。主要使用猴子、老鼠等模型，但它们都不是进行试验的最佳模型，目前动物实验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他认为，必须反复实验以证明在动物身上是安全的，然后才可以进行人体上的实验。而动物实验估计还要几个月的时间，可能更长。

　　陈则说，疫苗研制不能急功近利，疫苗用于人体实验后，还要经历两次流行期，才能保证疫苗可以安全可靠的大规模使用。

　　华大基因是当前中国研制疫苗的主力军之一，其他在同步研制疫苗的机构还有许多家。已有专家如钟南山等不断地呼吁，SARS疫苗的研究需要中外科学家共同努力来完成。比如说，广东SARS基因疫苗研制虽已进入中试阶段，但遇到的最大难题始终是资金不足。“如何将有限的资金用到可以产生效果的项目上，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评估方法。

　　事实上，历经5年、投以重资却以失败告终的艾滋病疫苗开发，已经成为医学工作者乃至期待疫苗的易感者们的心头隐痛。专家们不得不承认，疫苗以及完整对抗病毒的治疗方案的出台，仍需相当长的等待。

　　本刊记者李径宇

　　新闻周刊：我们对SARS的了解究竟有多少？

　　殷大奎：SARS是一种新的呼吸道传染病。有人问我，如果以10分计算，我们对SARS的了解程度能打几分。我的回答是“5分也不到”。

　　首先，我们还不知道SARS病源。前段时间，深圳和香港的专家从果子狸等5种动物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后来，农业部作了调查后否定了这种说法。紧接着，世界卫生组织表态，此时否定“果子狸”之说还为时过早。我个人同意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不久前，还是深圳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进一步查到，不仅果子狸，在100多种动物(包括家养和野生)身上都发现有SARS病毒，而且与人类身上的SARS病毒有99.8%的同源性。

　　退一步讲，即使可以确定是果子狸将SARS传染给人类的，但这并不能断定果子狸就是SARS病源。果子狸的SARS又是谁传染的？所以说，我们对SARS病原体还远远没有搞清楚。

　　通过数十年对传染病的研究，我发现，人类绝大部分传染病都是从野生动物身上传过来的。但SARS是怎么回事，现在还不好说。

　　另外，SARS的传染规律还没有被完全掌握。它的临床表现都是发烧、肺部阴影等，治疗手段还处于摸索期。我们目前在治疗SARS时使用抗生素很不规范，而大量的抗生素对患者有很大的副作用。

　　同时，主动性疫苗还要有很长的时间才有望研制出来。SARS来得突然，走得也快，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治疗得法，也是它本身原因所致。在此期间，人们还没有弄明白，SARS的潜伏期究竟有没有传染性；还没有弄清楚，没有临床表现的SARS会不会存在隐性感染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对SARS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新闻周刊：凭目前人们对SARS的了解程度，如果，今年秋冬SARS反弹的话，我们是否会重演今春的悲剧？

　　殷大奎：今年秋冬SARS会不会反弹，这个谁也不能断言。但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告诫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即使它今年不来的话，也可能明年会来，谁也说不清。如果，它再来时发生了变异，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也不是不可能。目前，我们的确很难把握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长期以来，我们对流感的了解已经很多了，但还是拿它没办法，何况SARS呢。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的意思是，大家要打“有准备之仗”。事实上，即使SARS卷土重来，我们也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像上半年那样被动。因为，我们最起码知道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我们按治疗呼吸道疾病和传染病的一些老办法，全面执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预案，就可以斩断传染源，控制SARS疫情。

　　新闻周刊：为防止有可能发生的SARS反弹，我们目前应该做那些方面的准备？

　　殷大奎：有关准备工作，卫生部门正在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展开。从政府层面讲，最主要的是制定科学的预案，并坚决保证它的执行质量。现在，预案制定出来了，各相关部门也开始进行演习。但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准备工作也要掌握好分寸。避免紧张过度，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心理。

　　另外，我觉得，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应该是首当其冲的。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些医生护士们感染了SARS，其中，有相当部分人是因为没有熟练掌握保护措施导致的。光靠热情和勇敢面对SARS，我们就会做出不必要的牺牲。所以培训工作异常重要。

　　新闻周刊：为防SARS反弹，您对普通老百姓有哪些建议？

　　殷大奎：首先，我个人建议，易感人群要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其次，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非典一过，一些人在非典期间改掉的陋习又复发了，比如随地吐痰，乱吃野生动物等等。用吴仪副总理的话讲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健康教育是最好的疫苗。”

　　(殷大奎，原卫生部副部长，在任时长期分管全国公共卫生工作，曾于今年上半年参与指导了SARS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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