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4月21日：2003监听悬案

　　陕西府谷县非法监控官员电话事件调查

　　今年一二月份，是中国地方党代会和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日子，而备受地方瞩目的换届人事变动也在酝酿。

　　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北部的府谷县，在此期间，一些蹊跷事件接踵发生：当地党代

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15名离退休干部联名向中央发出一封反映“党代表选举问题”的电报，但当事人后来宣称，此电报遭到了当地电信局的拖扣。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党代会召开的三天时间内，该县人大主任和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和家里电话均被“电信局”监控。事发后，发现监控指令竟然来自于该县的公安局政委。

　　这显然已经不仅是一系列单纯的侵犯公民通讯自由的事件，它的幕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内情，有人猜测，但没人指明。

　　而在东窗事发后，更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又发生了……

　　本刊记者/ 孙展

　　府谷，一个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地下蕴藏着丰富煤炭的小县。

　　4月初的府谷县城，依旧寒气逼人。一场雨后，县城内原本凹凸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泞。虽然每天有成百上千辆来往于陕晋两地的重型拉煤货车，从这里日夜不停地轰鸣而过，但如果没有发生在3个月前的那起“电话监控”事件，似乎没有多少人会特别留意这个黄河边的小县城。

　　以“恐怖活动”为由监控官员

　　事情发端于今年1月17日。当天，正在西安开会的府谷县人大主任赵玺荣，突然接到县公安局局长霍宏雄打来的电话。霍告诉他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消息：在1月4日至1月7日三天时间内，赵、霍两人的办公室和家里电话均被电信局“莫名其妙地”监控，同时被监控电话的还有前任人大主任甄祖乐。

　　“我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可能。”赵玺荣说。

　　但霍宏雄向赵玺荣保证，消息是由府谷县电信局副局长申良万亲自转达的，千真万确！于是，赵玺荣要霍“抓紧时间取得证据”。

　　1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霍宏雄在城关派出所副所长段智伟的陪同下，前往府谷县电信局，向申良万询问有关情况。

　　双方就当时的质询做了笔录。这份以申良万第一人称讲述的笔录，再现了监控电话的整个过程：

　　“今年1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我接到公安局高文光政委电话，他讲：现在县上不安定，我们有些案子需要在电话上做些监控，(原因是)有人可能要破坏陕京输气管道，还有些吸毒的，需要监控几部电话。

　　我答：可以，但你们必须提供证明。高答：没问题，一会儿王明民(城市管理办公室)书记带介绍信过来。

　　过了十来分钟，王明民带一个干警，持公安局巡警大队的介绍信来找我……王随手拿出一个交话单，背面写下几个电话号码，并说：就是这几个电话……当时，我把我们的程控组组长常锦宏叫上来，当面布置了监控事项。”

　　申良万显然对此事非常重视，他不仅让常锦宏将这些号码标注为“恶意呼叫”，还指令常本人亲自负责此事，并随时向城管办汇报情况。这个监控电话的行为成为一个小圈子的秘密——王明民当时要求，此事只能由程控组长亲自汇报，不得让其他组员知道。

　　电信局程控组很快执行了监控指令，“做了某种技术处理”。奇怪的是，当天下午，王明民再次来到电信局，要求更改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举动在事发后有了合理的解释，原因是其中的一个监控对象家里电话号码发生了变更。

　　随后三天里，王本人每天上、下午两次到电信局取走监控记录。三天后，王明民到电信局告诉申良万，“根据案情，不需要监控了。”并表示要拿回介绍信原件，取消监控。但王明民执意拿走介绍信的行为，使一直对此事没有存疑的申良万产生了怀疑。

　　“按照规定，介绍信原件应该被作为监控凭据入档。”申说。出于不安的原因，申查了几个被监控电话的真正主人，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于是，他通知了被监控的三个人。

　　事情败露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霍、赵、甄三人联名向榆林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政法委等机构发出控告信，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批示：“从快从严”查处。

　　榆林市纪委和相关司法部门立即展开调查。此事也惊动了陕西省公安厅，公安厅随即派员赶往榆林调查。

　　电话监控事件中的两名重要涉案人员——县城管办书记王明民、县公安局政委高文光不久后被刑事拘留。然而，调查工作似乎并未取得更大进展，至今，监控事件已经过去三个多月，此案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不但事件真相没有公布，有消息说，就连被刑拘的两名重要涉案人员也于近日被取保候审了。

　　更令外界感到困惑的是：事发后，几名涉事人陆续被变动工作——最主要的知情人、府谷县电信局副局长申良万被调离府谷，被电话监控的县公安局局长霍宏雄被免去局长职务，另一位被监控对象、县人大主任赵玺荣也“到点”退休了。

　　被拖扣的电报

　　监控事件发生的日期非常引人注目。1月4日～1月7日，恰好与府谷县党代会召开的时间完全重合。

　　这次会议对当地政局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将进行府谷县委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

　　事实上，在选举之前，已事端频生，满城风雨。去年年底，府谷的上级机构——榆林市的相关部门在当地进行了干部考察，此举被认为意在为今年的选举做铺垫。在府谷，分有若干选区，年初时，不断有传言说，东边选区的几个乡将有近百名代表联合起来，在选举中“表达不同意见”。

　　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1月3日，还发生了一场更大的风波：该县15位县处级离退休老干部联名，分别向榆林市委、纪委、组织部，陕西省委、纪委、组织部，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纪委等领导人拍发电报，反映府谷县多个部门有党员“委托投票”的现象。

　　15人中的两位——府谷县原政协主席王久翔、中共榆林市委驻府谷原工委书记张付堂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个中经过：

　　在党代会前的党代表选举中，一些支部党员委托他人投票，根据规定，这是被严格禁止的(此举使暗箱操作存在可能性)。在当地老干部局、粮食系统、政协人大选区，以及一些农村支部都发生了这种现象。

　　15人在县委座谈会上向府谷县委书记高岖等领导反映了以上情况，提出采取补救措施，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于是他们决定拍电报。然而，电报草稿交给当地电信部门后，却并没有得到及时拍发。

　　“这份电报被拖压了至少4个小时。”张付堂说。

　　王久翔则更为精确地描述说：“我们在3日把电报交给了电信局，但在4日早上8点时去查看，电报还是没有发出去。”

　　据王久翔透露，县电信局副局长申良万告诉他，电报内容已经报告了县主要领导，领导的意见是“不能发”。

　　记者在西安电话采访了县委书记高岖，他承认，当时知道了电报内容，“申良万给我打电话说，有些人要发这个电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把电报拿来，看看反映的是什么内容。后来，我们也没有管这个事情。”

　　但当记者在北京当面采访高岖时，他的说法却发生了变化，表示没看过电报，只是从电话里得知了电报内容，并向榆林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作了汇报。

　　“老干部越级上告，此举是违反组织程序的，”高岖说，“我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错误行为。”

　　高还否认要求将那份电报拖扣。联名拍电报的老干部们则反映：至今，这封电报没有收到任何部门的答复。

　　就在“拖扣电报”一事闹得满城风雨时，“电话监控事件”紧接着就发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事都涉及到当地的电信部门，而两起事件中涉及的关键人物也是重合的。高岖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好心犯的错？

　　府谷县委书记高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解释“电话监控”事件：“当时，他们(县公安局政委高文光、城管办书记王明民)接到一些举报电话和举报信，反映有人要给县领导打恐吓电话，还有人要在党代会上闹事。于是，他们就想，看通过电话能不能掌握一些情况。”

　　当记者询问，举报电话和举报信提到的要在党代会选举中“闹事”的人，是否是被监控的两位县人大主任和县公安局局长时，高岖回答“是”。

　　“这绝不可能！”王久翔说，“甄主任当时连党代表都不是，而且这两位干部非常正直。事实上，后来的选举工作中根本没有人闹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监控我的电话。”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1994年退休，至今已近10年。2002年12月底，我因身体不好到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二院看病，开会期间，一直在住院，也就是电话被监控的那段时间，我根本不在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监控一位退休多年、且外出看病的干部的电话？这的确让很多人感到奇怪。

　　记者了解到的一个背景是：党代会选举前，榆林市曾向府谷县派出一个监督选举的工作组，组长、榆林市纪委书记王玉虎，曾经以“对这次会议和换届有什么看法”为题，找一些老干部了解情况，当时确定的两个谈话对象，一个是府谷县第九届人大主任苏建功，另一个就是府谷县第十届人大主任甄祖乐(甄因外出看病没能参加谈话)。

　　“赵玺荣和甄祖乐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们的意见会对其他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另据一些当地人士透露，在府谷，公安局的权力并不大，而时任政委的高文光到公安局任职后，为加强城市综合治理，成立了一个城市管理办公室。这个机构将工商、城管、卫生,包括巡警和交警的职能全部划归了过去，全权负责维护县城的治安。另外，高文光还成立了一个“保畅大队”，主要工作是确保交通顺畅。

　　城管办主任和“保畅大队”队长两个职务，全都由县公安局政委高文光兼任。

　　结果，县公安局的主要职能只剩下刑警部分，而城管办实际上成了一个“超级部门”。一位当地人士提醒记者：“城管办的经济效益非常好。”因此，当地政界有人猜测在公安局局长霍宏雄和高文光之间存在罅隙。

　　“我的看法是，他们(高文光和王明民)是好心犯了错误。”高岖接受采访时说。他还进一步解释，所谓监控，并非外界所想象的类似“水门案”的“电话窃听”，其手段“很简单”，只是“调出电话记录单，查看打进打出的电话号码”而已。

　　监控理由荒诞不经

　　当府谷县公安局政委高文光的监控电话理由——县上不安定，有人可能要破坏陕京输气管道，还有些吸毒的——被曝光后，被监控者之一、府谷县前人大主任甄祖乐非常愤怒。

　　“我一个快70岁的老人，有几十年党龄，怎么会无缘无故去破坏陕京输气管道？别说我自己从来没吸过毒，就是我祖上三代和我的子女也从来没有碰过毒品。”

　　另一位被监控对象、时任府谷县人大主任的赵玺荣也对这个“理由”感到莫名其妙。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在府谷工作了这么多年，一直清清白白。这是群众有目共睹的。我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

　　要求监控的人，似乎也意识到当初的监控“理由”实在荒唐。于是，在那份以府谷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名义提交给县电信局的介绍信中，监控电话的理由是“调查近期110报警电话情况”。

　　监控事件发生后，曾有人猜测说，肯定是他们几个人犯了什么错误，不然怎么可能被监控？

　　这让甄祖乐感到委屈，他说：“我从来没受到过任何处分。即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也没有被监控过。没想到，退休这么多年后，却被监控了。”

　　府谷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评价说：“甄主任和赵主任在府谷工作多年，威信很高。赵主任还是府谷县的第一个大学生，人品学识都非常好。”府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府谷，如果说某些领导能拿出20万，我都信；可你要让这两个人拿出两万块钱，我觉得他们都很难办到。”

　　还有猜测说，这是因为“私人恩怨”。甄祖乐则反驳：“事情发生之前，我和县公安局政委高文光互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恩怨。”而赵玺荣也认为这种猜测很无聊。

　　有关监控原因的种种猜测目前还不能被证实，事件背后的内情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记者在采访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时，对方别有深意地说：“似乎是有些人权力欲太重。”

　　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位人士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府谷在整个榆林地区经济排名第一，但近几年经济发展却大不如前，如今已滑落到第四、五位。特别是这一两年，很多大项目没能引进来。对此，县里群众意见很大，可能直接影响到对某些领导的信任和民意支持。

　　事后变化皆属正常？

　　监控事件曝光后，多名涉事人境遇都发生了某些变动——县人大主任赵玺荣退休，重要知情人、府谷县电信局副局长申良万事发后十几天突然被调离府谷县。

　　申在电话中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他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谈。”据有关媒体报道，新任电信局长张玉平表示：申的工作变动属于“正常调动”。而高岖也说，申调到邻近的米脂县任电信局局长，是一种“提拔”。

　　受到电话监控的县公安局长霍宏雄也在事发之后不久被免职。关于霍宏雄被免职的原因，高岖说，公安局长的人事是由榆林市决定的。他支持这样一种说法——一段时间以前，一起抢劫案中的三名案犯，其中一人逃跑，另外两人则经县公安局领导集体讨论后准予取保候审，后来再度犯案。霍在这件事上“负有领导责任”而被追究，一度以“渎职罪”被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

　　但据记者调查，当时，霍的工作并未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免职发生在监控案发之后。霍目前已前往西安治病，他在电话中同样表示：“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对于被刑拘的城管办书记王明民和县公安局政委高文光已于近日被取保候审，高岖则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身体有一些问题。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没事了。”

　　榆林市纪委书记王玉虎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事已经由司法机关处理”，虽然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但“绝对不存在查不下去的问题”。

　　在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一再遇到负责调查此案的人员不愿谈论此事的情形。

　　榆林市检察院检察长何宁，以没有市委宣传部门的通知为由，拒绝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任何消息。榆林市分管公安司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李涛则表示，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政府部门无权过问司法部门的审理工作。榆林市纪委书记王玉虎也表示，市纪委虽然在前期参与了一些查处工作，但此事进入司法程序后就没有再过问。

　　而对于前期的查处情况，王玉虎的回答是：“无可奉告。”陕西省公安厅也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府谷县委书记高岖答本刊记者问

　　本刊记者/孙展 唐建光

　　关于电话监控事件

　　新闻周刊：您知道前段时间发生在府谷县的电话监控事件吗？

　　高岖：这件事我以前完全不知，我3月1日来北京学习，后来通过有关媒体和同事打来的电话才得知有关情况。

　　新闻周刊：对于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目前进展如何？

　　高岖：正在调查和处理之中，现在还没有什么结果。

　　新闻周刊：听说被刑拘的县公安局政委和城管办书记已经被取保候审，是否属实？

　　高岖：可能有这回事。取保候审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因为他们身体有一些问题。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没事了，事情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新闻周刊：现在案件查处到哪一步？

　　高岖：案件还在查处，情况也在落实。

　　新闻周刊：是什么情况呢？

　　高岖：当时的社会治安任务比较重。正在开党代会，接着要开人代会和政协会。这些同志法制观念淡薄，他们接到一些举报电话和举报信，说有人要给县领导打恐吓电话，还有人要在党代会上闹事。他们就去了解了一下，看看通过电话能不能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他们是害怕出什么问题，一时糊涂。他们并不是个人与被监控的人有什么恩怨。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监听电话，就是把电话单调出来看打进打出的情况。他们的设备没有监听电话的能力。当然，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是绝对错误的。

　　新闻周刊：是否有人举报那两位县人大主任和县公安局长要闹事？

　　高岖：有人举报说他们要在党代会选举中闹事，还有社会上的人要给县上的领导打恐吓电话。他们害怕出什么问题。我的看法是他们好心犯错误，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保证不出问题。他们害怕出问题，当时县上给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要掌握情况，防止出现破坏活动，防止出现问题。这些工作应该按程序、按规定做，但他们私自主张做了，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

　　关于电报截留事件

　　新闻周刊：据说，在党代会召开前，有15个处级干部向党中央发电报，但电报被截扣。此事是否属实？

　　高岖：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新闻周刊：是没有这回事吗？

　　高岖：电报都已经发出去了。

　　新闻周刊：您知道电报的内容吗？

　　高岖：我知道。

　　新闻周刊：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高岖：内容是党代表的产生在程序上没有尊重他们老干部的意见，选代表的时候没有充分酝酿，没有讨论，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有人提出，有委托投票的问题，那个都没有什么问题，电报都已经发出去了。市委书记还给我们一个批示。

　　新闻周刊：您是如何知道电报内容的？

　　高岖：当时电信局局长给我打电话说的。他发现有些人发了这个电报，问我们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个电报拿来，看看反映的是什么内容。他们电信局的人发现有人向上反映问题了，就拿给我们看。后来我们也没有管这个事情，反映就反映吧。

　　新闻周刊：向您汇报之后您是怎样处理的？

　　高岖：我的处理就是把它看了一下。我们有工作组在这里，当时组长是榆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玉虎。我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后来，我们又把那些老同志找来谈话，做了一些工作。

　　新闻周刊：那是不是说，电报并没有被截留？

　　高岖：没有，是发出去以后，电信局才给我们报告有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对这些老同志做了一些思想工作。

　　新闻周刊：他们去拍电报和发电报的时间是一致的吗？

　　高岖：是一致的。

　　新闻周刊：这件事与电话监控案的时间非常接近，操作人也相同，这之间有联系吗？

　　高岖：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发生在陕西榆林地区府谷县的“电话监控事件”具有标本意义，它反映出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些痼疾

　　任剑涛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

　　发生在陕西榆林地区府谷县的“电话监控事件”，反映了三方面问题。

　　一、是公权私用，滥用职权。公安局有权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对象采取监听、监视等手段。从已有事实判断，在此事件中，公安局政委则有很大可能是在利用手中的刑侦权进行权力斗争，属权力滥用；

　　二、是非法监控他人电话，侵犯了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隐私权。县城管办书记不具备要求监控他人电话的资格，他的行为属非法介入；

　　三、是表明我们有些政府部门不明白自身的职责限度，不按程序办事。比如府谷县电信局，居然接受县城管办的监控要求，这表明他们的工作程序是混乱的。

　　如果公安机关要执行电话监控，需要符合合法程序。

　　首先要有公安局或检察院正式下发的要求监控的文件。

　　因为就个人来说，这涉及到公民的通讯自由和个人隐私；就官员来说，还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因而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和合法的程序。

　　事实上，这起事件具有标本意义，特别是可能涉及官员对法律权力的肆意滥用。

　　有些机关或部门在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时，不严格遵照相关程序，公权被滥用到了危险的境地。

　　另外，从干部任用体制上看，也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在现实情况中，选拔任用干部时，往往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性和公开性，造成选举者与被选举者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以致一些人不惜采取非正当手段。

　　国内基层选举中，此类情况不止一二，手段也越来越恶劣，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宗派性。

　　再者，干部任用制度不乏“灰箱”甚至“黑箱”操作。这种不透明造成公众根据公开信息进行选举的障碍，人民无法判断，导致制度的扭曲变形。

　　府谷此次事件，还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权力的社会监督薄弱。

　　尤其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受到的监督严重不足。

　　在这个事件中，记者采访时同级机关互相推诿回避，拒绝表态，这种“捂盖子”的心态和做法，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内部监督的缺陷。

　　当前，我们要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其内容应该包括打破既有的官场潜规则，引进社会监督体制，使得官员们的操作不具备隐蔽性，把他们的行为限于法律和规则范围内。

　　这个事件也警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和内部纪律来制约。

　　引进社会监督体制，应该成为在法律法规之下运用公共权力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可能使执政者的组织本身受到伤害。 (采访整理 本刊记者孙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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