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中国的肉毒抗毒素应急储备

　　撰稿／杨 江(记者)

　　一年后的今天，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谢贵林与记者谈起2003年春天的肉毒事件，仍是心有余悸。

　　2003年4月，陕西省岐山县安乐乡唐家岭村王录社一家11人A型肉毒中毒，作为国内

肉毒抗毒素的唯一生产单位，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当时十分尴尬，因为他们只有B型肉毒的抗毒素。

　　这种尴尬是如何发生的？目前中国的肉毒抗毒素应急储备是否还有漏洞？

　　尴尬不再

　　王成怀，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是当年新中国成功研制出肉毒抗毒素的专家之一。他对国内肉毒抗毒素应急储备方面曾经出现的缺陷难以释怀。

　　1958年新疆出现食用甜面酱中毒事件，卫生部派出专家组调查，确认为肉毒中毒。王成怀和他的同事们奉命开展肉毒抗毒素的研制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成功研制出A型和B型肉毒抗毒素，到70年代，7种类型的肉毒抗毒素全部研制成功。

　　谢贵林介绍说，此后直至90年代初期，肉毒抗毒素一直被列入国家特种储备产品清单，每年卫生部都会下发通知，要求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储备抗毒素；同时，国家下拨专门的生产补贴。

　　但是，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所再也没有接到国家有关部门对肉毒抗毒素储备的明确要求，是否仍需储备，研究所并不清楚。

　　而事实上，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早在1984年就已经停止了肉毒抗毒素的生产。谢贵林回忆，当年生产出最后一批约5000支肉毒抗毒素，这个储备可以解救五六百名肉毒中毒病人。

　　停产的一大原因是：生产肉毒抗毒素是“赔钱买卖”。它的生产周期至少需要一年，而肉毒中毒相对其他疾病而言并不常见。因为缺乏经济效益，加上国家没有提供后续支持，研究所停产抗毒素似乎顺理成章。

　　这批抗毒素到2001年终于告罄。2000年年底至2001年4-5月间，全国因肉毒杆菌引发的中毒事件突然出现一个高峰，仅与研究所联系寻药的就有40多起，计216人，这两个数字都是往年数字的两倍。

　　幸运的是，虽然1984年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不再生产抗毒素，但最后的这批抗毒素因为生产技术过关，虽然5年有效期早已超过，但药效并未明显下降。谢贵林说：“16年间，研究所每5年都会对这批抗毒素进行检测，每次检测结果都是药效没有明显下降。”

　　更应该庆幸的是，这一次中毒病例高峰的出现引起了研究所的警觉。2001年5月，研究所正式恢复肉毒抗毒素的生产。这一年秋天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１1”事件，此后，国家经贸委、卫生部、药品监督局多次到研究所考察，不断有国家相关部门询问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肉毒抗毒素储备情况。

　　研究所认为国家即将恢复肉毒抗毒素战略储备。2002年春节前夕，第一批200多支A型肉毒抗毒素被赶制出来，此时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下发正式的恢复肉毒抗毒素储备的要求。2002年9月，当时的国家计委、经贸委，卫生部、财政部到研究所调研论证，定下三大类产品储备，其中一类就是肉毒抗毒素。国家战略储备计划随即下发。

　　至2003年6月底，近一年时间内，所有与肉毒有关的储备全部到位。

　　在此期间，陕西王录社一家发生肉毒中毒，为何国内无药解救？谢贵林解释说，2002年春节前赶制出的200多支A型抗毒素很快被一些肉毒中毒常发地消化，而新药仍在生产过程中，恰遇“青黄不接”。因此，当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紧急决定，从国外进口一批A型肉毒抗毒素作为应急储备。

　　国家储备的抗毒素，一般是遭遇战争或者大型中毒事件发生时，由国家下发调拨令才能调用，国内零散病例不属于国家储备使用范围。因此，研究所每年都要额外生产两三千支抗毒素，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国内一般的需求。

　　“这两三千支抗毒素我们无钱可赚。”谢贵林告诉记者，研究所改变以往集中储存抗毒素的做法，将这批抗毒素分散储备至新疆、内蒙、青海等肉毒中毒高发地、常发地的卫生防疫站或某些擅长治疗肉毒中毒的医院。这样某一地区一旦发现病例，直接可以和当地卫生部门联系，避免了以往到甘肃取药的时间耽搁。

　　“至2003年6月底，肉毒抗毒素在所有常发地都保质保量储备到位，所以去年至今一直没有出现全国紧急找药的报道。”谢贵林说。

　　责任重大

　　肉毒抗毒素究竟如何生产？

　　专家介绍说，用不同型别的精制或浓缩的肉毒类毒素抗原，分别免疫马匹，获得高效血浆，经胃酶消化、硫酸铵分段盐析，才能精制成各型肉毒抗毒素。谢贵林说，因为抗毒素存在有效期，研究所现在生产仍在继续，记者在研究所内见到了提供血清的200多匹马，因为不断取血，这些马几乎都是瘦骨嶙峋，两年左右就会死去，研究所必须不断更新马匹。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几乎不计算成本，但目前经济账还是要算的。我们面向社会的产品售价只有国外产品的七分之一，如果以企业标准核算，价格肯定会提高，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社会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于经济效益的。老专家一直告诫我们，肉毒抗毒素一定要储备，赔本也要储备。”谢贵林说。

　　美国平均每年约报告110起肉毒中毒事件，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网站上，有关于肉毒中毒的预防(包括调制或储藏食品应遵守严格的操作程序、对自制罐头食品应煮沸消毒等)、诊断及治疗的完整信息，CDC储存有充足的肉毒抗毒素以备不时之需，并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专家咨询。

　　然而在国内，除新疆、内蒙等常发地的一些医生熟悉肉毒中毒的病症和治疗方式，很多地方的医生根本就是门外汉，时常延误救治。谢贵林说；“我们的专家经常带着抗毒素长途跋涉，不远千里赶到当地治病救人，我印象很深的是所里一位70多岁的老专家，有一次飞赴吉林，再乘10多小时的车赶到一个山村，指导当地医生进行救治。”

　　“我们与民航建有一个绿色通道，一旦送药救人需要飞机等候，只要我们事先通知，对方非常配合。”谢贵林说，研究所历来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成本当然是很高的。肉毒中毒主要发生在新疆、甘肃、青海、山西、东北、内蒙等寒冷的北方地区，这些地方冬季长，蔬菜少，百姓将豆子发酵成豆制品，如果不注意卫生，很容易染上肉毒毒素导致中毒。发病人群往往是最贫困的，我们从来都是先治病，没钱就算了。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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