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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瑞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委书记彭某，端安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党组书记林某私驾公车在今年6月和9月先后遇劫，身上的手机钱财被抢不说，两辆高级轿车均一去不复返。
这两起连续发生的抢车案不单暴露出当地治安存在的问题，而且不无讽刺意味地表明两位局长的运气实在差了点。如果不丢车，只是抢了身外钱物，后果显然没有现在严重；
如果不遇上歹徒，就算私驾着公车，大抵也不会被举报到纪委去挨上一个党纪处分，并且赔偿丢车的损失。
虽然为两位丢车局长倍感不幸，但还是有人试问，对于这种明知私驾公车属于违规，并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行为，除了接受政纪处分和经济赔偿外，两位局长为何不以此归责于己而引咎辞职？如果坚决不辞，有关部门不可以责令其辞职？
今年4月17日，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报道了德国央行行长恩斯特·韦尔特克因免费住酒店而引咎辞职的消息。韦尔特克在2002年元旦接受德累斯顿银行邀请，到柏林出席一项庆祝欧元面世的活动，当时他与家人下榻的豪华的阿德隆酒店的住宿费7661欧元（约合9437美元），由德累斯顿银行“买单”。以我们的视点看来，是你请我才来，仅仅负责住宿费当属情理之中，由此引起舆论曝光并引咎辞职是不是小题大作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官位是不是丢得太不可思议了？相比之下，两位局长私驾公车而且丢车导致几十万元损失的双重错误不更应该辞去现职？
尽管情节、性质和社会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不得不正视的是，两位丢车局长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将引咎辞职置身事外。《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于引咎辞职界定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并列出了九种情形。根据这一界定和九种情形的规定，两位丢车局长虽然造成重大损失，但其私驾公车的行为属个人违纪，算不上工作失误和失职，更算不上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无需辞职也去辞，岂不犯傻？莫说有关部门责令辞职无据可依，即使为官的责任感和自罚精神促使其作出引咎辞职的决定，难保有关部门不会以“没有政策规定”而不予接受和批准辞呈。这也就是两位局长尽可以坦然面对丢车而不必担扰官职不保的根本原因。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仅将官员工作上的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失、影响和应负的责任作为辞职之“咎”，至少忽略了现实中另外存在的三种“咎”：1、与工作相关，如不能胜任工作或民意极差的；2、与个人言行相关，如具有违背社会公德或法纪规定、或与其领导干部身份不相符的个人言行导致影响败坏的；3、与廉洁从政相关的，如严重违反廉政纪律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三种情形同样使官员失去继续担任现职的公信力，有必要而且应当引咎辞职。这既与引咎辞职的国际政治惯例接轨，也要现实的迫切需要。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已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作为从严治党治政的重要举措，从制订到实施要一以贯之。依笔者看来，引咎辞职的适用情形应体现两个方面的从严，一方面，即便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处罚，也可以引咎辞职；同理，不要以为引咎辞职了，就可以不给党政纪处分和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不单包括领导干部工作上失职失误，还要包括工作之外的个人言行和自身形象。
从严治党治政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需要在制度建设和反腐败实践中落实到位。我们有一个观念误区，以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就算作是从严处理。其实，党纪政纪处分分为多种档次，只要不涉及撤销党政职务的处分，都只是小处分，并不一定会引起被处分人的重视，其更在乎官职是否保得住，官帽是否戴得牢。当党政纪处分不足以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时，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作为党纪政纪的重要补充，可以发挥出权力问责在从严治党治政中的积极作用，使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官员离职而去。这比那种小处分更能让一些不负责的官员感到“如芒刺背”。
今年以来，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马富才、原北京密云县张文、原吉林市长刚占标相继引咎辞职；安徽省阜阳市副市长马明业、市工商局长周毅生、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不单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而且分别被责令辞职，这些根源于工作失职、失误而引起的引咎辞职和责令，明确地向官员发出一种信号：权力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负担，滥用权力和不负责的不作为将受到严格拷问。然而，也必须重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对引咎辞职规定的疏漏，使一些不再适合任职的官员成为引咎辞职的例外，也使得引咎辞职的效力大打折扣。 曾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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