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感动

　　撰稿／陈 冰(记者)

　　可可西里，蒙古语中的美丽少女，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的发源地。随着同名电影《可可西里》10月22日在上海各大 影院全线上映，“可可西里”，顿时成为这个城市的热门词语。在国内其他城市和王家卫的《2046》、成龙的《新警察故 事》以及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一番“贴身赤搏”之后，《可可西里》从早9晚9的垃圾时间向主流院线的黄金时段

全面进发，上映时间也从10天延长至1个月。

　　带着追杀、枪战和爱情，陆川和他的团队开始向可可西里进发。然而，在可可西里严酷的生存环境里，一切从一开始 就偏离了剧本预设的轨道。都市舒适安逸的生活逻辑在可可西里遭遇了最原始的生存拷问——

　　在极度缺氧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剧组成员高原反应强烈。后勤人员纷纷开小差逃离剧组，到最后，一百多人走了一半 ，一位主创钱也没要就跑回了北京；影片拍摄期间，陆川先后三次经历了亲人朋友的死亡；五六年前，老巡山队压过的车辙印 依然清晰可辨，如今却是物是人非。

　　剧组的拍摄就像亲眼目睹一次巡山。于是，电影里没有了悬念、枪战和爱情，没有了无间道式的戏剧性，剩下的只是 一群在高原上行走的人——为了生存而杀戮的人(盗猎者)、为了保护而生存的人(执法者)。

　　陆川说，每当他在监视器里看着这些曾经的巡山队员、盗猎分子喘着粗气狂奔演戏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一种震撼、 一种像花一样绽放的生命力。

　　所有坚持到最后的演职人员都说电影《可可西里》的拍摄过程，是一次感悟生命的过程。他们想面对孤高而纯粹的海 拔，完成一次城市灵魂的救赎与洗涤；他们想借助藏域的风土人情跳出国产电影当下苍白平庸的窠臼。

　　“我的电影与藏羚羊无关”

　　《可可西里》的片名曾经一度让人误解为这是一部主旋律影片或者环保影片。一名被学校组织走进影院看完影片的大 学生激动地对陆川说，“这部片子比大片牛×！”一帮以苛刻著称的影评人在被赶着拖着进影院看完片子后，极其直率地说， “只要把观众骗进来了，他们就会挨一板斧，就绝对不会空着手出去。”

　　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在内部看片会之后，沉默良久。最后在饭桌上只蹦出两句话：“小子，你在电影圈算是站住脚了” ，“以后不会再有人怀疑你的才华”。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织自己的电影梦想的？

　　陆川：16岁那年，看《红高粱》，我觉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从银幕透射出来，把我死死地按在座位上，我站不起来， 呼吸不了，泪流满面。我希望我的电影具有这样的力量，我要去震撼别人的灵魂，让他们倾听我的声音。那时候我在心里暗暗 藏下了对电影的梦想。

　　记者：现在你终于圆了自己的电影梦，而且第一部电影《寻枪》就颇受媒体关注。

　　陆川：这次跟《寻枪》很不一样，《寻枪》时绝大部分媒体采访我，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热情的背后其实是有质疑的。

　　记者：很多人很好奇，一个默默无闻的导演是怎么让姜文动心的。

　　陆川：没有事是突然发生的。什么事情一定是有积累的。我出生在新疆，小时候就跟着父母颠沛流离，然后混到北京 ，小学上了两个，中学上了两个，大学到了外地，然后再从军校毕业，最后考到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整个就是动荡不安的感觉 。我的很多转折都被人说成幸运，那是他们不知道幸运背后是一个人巨大的坚持。我一直奔着那目标去，没有让生活把我冲走 ，我拼命地在靠近它。

　　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北影厂，也是3年没有戏拍，然后才等到《寻枪》。《寻枪》我递遍了全北京的影视公司， 我查黄页，一家一家地递。当时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卖我的本子给别人拍，我说不行，你要就只能找我拍。姜文是 最后才出现的。你得相信，你找这么一圈后，你就能认识一些人，得到一些机会。我写《黑洞》就是因为那家公司的老板看了 《寻枪》，觉得我剧本写得非常好，就让我写《黑洞》。真的是这样，你努力做了，机会慢慢就会积攒。

　　最后，也是这个老板，他说《寻枪》我帮你拍不了，给你个姜文的电话，给他看看吧。就是这么着，一扇一扇的门就 打开了。外人觉得我陆川一蹴而就，或者以为是我父亲的缘故，真的不是。你不知道中间的艰辛。《寻枪》拍了，很多人又觉 得我是仗着姜文。只有那些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才知道我是怎样拍下来的。现在《可可西里》又给大家一个惊喜，那后面肯定就 没有问题了。一个年轻人必然要走过这几步。

　　记者：那么，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陆川：《可可西里》从最初的2小时40分剪到100分钟，再到现在的90分钟，我把所有刻意催人泪下的场景全 部删除了。本来影片的结尾是记者回到北京，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写稿，写着写着突然失声痛哭。那些和巡山队员关系很好的 环保志愿者看到这个结尾时，一屋子的人嚎啕痛哭，最后我把这段拿掉了。

　　我不太希望观众在看的过程中流泪，哭完了，可能眼泪一擦就干别的事儿去了。我们已经很强烈地藏在幕后，不去干 扰观众的观赏，在我的能力上做到最大的克制。这不是一部环保电影，不是呼吁大家保护藏羚羊，当然它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 的效果。这是一部适合所有人的生存电影。

　　它把我内心最深那层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带着我成熟思考的90分钟。拿着自己的看法去跟所有人交流，对于我来说 ，电影就是这种东西。

　　记者：据说国庆期间，一些媒体发起了万人签名，力荐《可可西里》竞逐奥斯卡。你觉得是否需要奥斯卡或者其他一 些奖项来证明这部影片的成功？

　　陆川：不需要。带着《可可西里》在全国各地推广，我们看到了它收获的是内心真正的认可。历史上有很多电影都是 没有获过任何奖项，但是它流传下来了。像《美国往事》、《日瓦格医生》，电影史不是用获奖影片写就的，它是用一些真正 的好电影写成的。《可可西里》走到今天，我自信它会被中国电影史记住。所以我觉得就算我得了电影节的大奖，它也未必能 够评价它对电影史的贡献。我也不认为它能够代替所有主创人员为之付出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我觉得任何奖项都不能代替 这些，我们不是冲着奖项去拍的！

　　死亡其实离我们很近

　　影片拍摄之前，陆川的大学班长忽然去世了；拍摄期间，前去探班的同事葛陆明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影片拷贝完成的 当天，陆川的姑姑、作家陆星儿去世了。影片结尾的字幕处，陆川特意写道：纪念我的朋友葛陆明。葛陆明的父母见到此行字 幕泪流满面。陆川数度提及自己在创作剧本时边写边哭。但在电影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哭泣的镜头。

　　陆川在拜见活佛时说出了他的愿望：希望电影顺利平安地完成。活佛从怀里掏出一尊佛像，放在陆川的头顶，开始念 经，为全剧组加持，为所有的人披上哈达。

　　陆川说，就在佛像触碰到头顶的刹那，他的五脏六腑都开始发烫，好像最深的地方有一股热力，在他的血脉中游走蔓 延。

　　影片完成之后，陆川却只看过一次，就是那一次他手脚冰凉，心动过速。两年半时间七上可可西里，陆川的生命在冰 火之间喷张。

　　记者：这部影片让你接触了那么多死亡，你现在是怎么看待生死的？

　　陆川：以前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远。到了可可西里，身体在严重缺氧情况下所受的巨大折磨，每天目睹的死亡，都让人 不断反省这个问题：生命是什么？我们存在为什么？我们怎么珍惜自己这样短暂的存在？有时候不是理智地思考，而是情感在 积淀、发酵、变化，人也在变化。

　　我不能看这片子，拷贝做完的那天晚上，我在北影厂检查拷贝，那是我唯一看过的一次。结果那天晚上，我姑姑去世 了。9点多钟，我正好看到喇嘛把白布盖到队长的头上，就在那一瞬间，我姑姑去世了。

　　在我拍刘栋陷沙子那场戏期间，同事葛陆明遭遇车祸去世了。在旷野里，没有灯光，我们打着车灯，抬着担架，我还 能感觉到他的身体是软的，好像根本就没有死。看着他死去，我却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就像刘栋被流沙一寸一寸埋没，一 种在可怕的静默中被吞噬的窒息感。

　　死亡离我们很近，所以要多拍几部让人记得住的电影。

　　记者：日泰的死简直就是在挑战国人传统的审美趣味。很多人都在期待一场激烈的枪战，然后日泰像传说中那样英雄 般地死去。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种毫无征兆的死亡？

　　陆川：很多观众对这样干脆了当的死法可能接受不了，其实生命就是这样。我在那里拍戏，越拍到最后，越觉得生命 的可贵。面对可可西里的荒野，我觉得自己很脆弱。生命真的很脆弱。所以，片头，一个队员像羊一样被打死了，片尾，队长 也像羊那样被打死了。这是唯一的结果。

　　记者：迄今为止，《可可西里》获得了空前的一致好评，你对这部影片有遗憾吗？

　　陆川：没有遗憾。如果不拍《可可西里》，我的创作和人生将会是另外样子。在这两年半里，我把所有的智力、情感 都给了它，我特别想把我们在那里感受到的孤寂、绝望和生命的脆弱感逼真地还原，无障碍地传递给观众。如果说有遗憾，就 是我们对那里的生活不是很熟悉，对人物刻画不够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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