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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一个拜金主义者的自然死亡(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8日10:32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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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一个拜金主义者的自然死亡(图)

关爱艾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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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在互联网上被叫作T哥的人不幸被小小病毒HIV击中后,一个拜金主义者死了,一个恒温的关注内心、关爱他人的人诞生了。那么,当一个国家不幸被这一病毒击中后,是否该在追求GDP的同时,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作一番必要的梳理呢?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是否也该停下匆匆脚步,关照一下身边的人呢?

  撰稿/李宗陶(记者)

  Thomas无法确定,从何时起,他成了一个平缓的讲述者:没有高音区,没有抑扬顿挫,只是任声线一马平川淡淡淌过,却绵绵不绝。

  10月11日晚,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教室里,当这位著名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用此种语调告诉医学院的同学们,过去四个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他是如何度过的,一个人被命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框架便搭就了——

  2000年12月1日,Thomas已从东南亚某国地处亚热带丛林深处的监狱归来,一身病痛,并被确诊为HIV阳性,发了十个月的烧。他一心求死。“那晚10点,父亲突然间跑到我房间跟我说,出来看电视,这个是讲治艾滋病的。”电视里正播放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主任的专访。Thomas的心情很是复杂——父亲的爱,最后可能的机会——他终于走出了房间。

  2001年12月1日,Thomas把《羊城晚报》藏起来了,因为上面有文章说到他的情况;晚上又把父亲领到外面吃饭,因为偷偷接受了央视的采访,节目要在当天播出。父亲已为他倾其所有,他不想再让老人担心。

  那时,Thomas接受鸡尾酒疗法已整整11个月,他的CD4(注:每毫升血液中含有CD4细胞的计数,标志人体免疫功能的强弱,正常人的CD4应该在1000左右)已从19上升到200多。他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完成了从求死到求生的转折,徐莲芝大夫的帮助和八院护士毫无歧视的悉心照料让他觉得,“我还没有被抛弃。”

  最初,每个月要用这么厚一沓钱(1万元)去换一个月的药,Thomas比划给我看。为了能打5%-7%的折扣,徐大夫到处打电话,向各大药厂求人。所以,面对呕吐等药物反应,Thomas想,我就是吐出来,也要把它咽回去。Thomas奇迹般地没有呕吐,这是服药者中罕见的。

  那年7月,在父亲的鼓励下,Thomas买了台简单配置的电脑,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感染者之间的交流论坛。他联系到一个愿意帮助寄药的印度人,可让他的药费从每月1万元下降到1000多元。当他把400美元积蓄通过一张薄薄的汇款单寄往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人时,不是不觉得冒险,但人这一生,有些险,是注定绕不过去的。最后,他收到3个月的印度产的抗病毒药。

  这时候的Thomas已从完全绝望走向通往康复的路上,他终于明白艾滋病可以像慢性病那样治疗,并开始探望其他病友,给予他曾经得到过的温暖,生活渐渐明亮起来。

  他开始思考。

  2002年12月1日,广州冬雨绵绵,清晨6点,Thomas和一群HIV携带者开始搬家。当“艾滋病宣传日”在一片掌声和笑脸中结束,他们搬进了一座废弃的旧楼。那是他们第二个共同的住处,名为“爱之家”。新居落成的第一餐是一元钱一碗的刀削面,饭后还有橘子,也酸,也甜。

  三个月前,在网友的支持下,Thomas创建了“爱之家”,也就是用募捐来的1000元,在广州郊区租下的一幢百米之内找不到第二户人家的四层楼里,为20个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一张床和一碗饭。

  这些感染者全是吸毒者。他们在一起搞卫生、做饭、看电视,看治疗方面的书,暂时脱离了毒品。此前,他们告诉Thomas,每人每天至少偷抢一次,以果腹和购买毒品。然而,一个月后,接到举报的警察上门检查;警察走后,附近村民扛着锄头前来驱赶;房东也在清晨6点打来电话大骂Thomas。一周之后,他们搬了家。

  安宁只维持了两三周,人们又发现了,于是发生了冲突:几十个小区保安冲进房间,将7个艾滋病患者全部抓到楼下,“像抓贼一样”。7个艾滋病患者在屋外站立了3个多小时,不住地求情。保安质问:“你们这些搞艾滋病的到我们小区里面来干什么?今天晚上马上走!”第二天同小区的住户押着房东夫妇来了,坚决不让艾滋病人住在身边,“爱之家”的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全被扔出门外。这一次,“爱之家”里的人反应强烈,“难道我们想过点正常的日子都不让吗?”Thomas分析说,可能我们搬得还不够远。而现实是,一搬再搬,最终无处可搬。

  “爱之家”苦撑了10个月终于解散了。Thomas告诉我,六七个人回到家中,获得家人接纳,大部分人又流落街头,开始复吸。其中一个曾给Thomas打过一个电话,他说T哥,我回到这边以后,走到街上,除了卖白粉的,没有人再会来找我。

  Thomas承认自己的做法带有某种“天真”,因为要让吸毒者摆脱毒品依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爱之家”存在的短短10个月里,因为毒瘾先后走出去十几个人,只剩下6个苦苦坚守。那段日子,Thomas过得很累,每天要找很多事情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每当他们面临各种困难、习惯性地想借毒品寻求解脱时,Thomas就必须充当心理疏导员,谁有问题跟谁谈……

  他开始更深的思考。

  2003年12月1日,Thomas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艾滋病的研讨会,当天与大学生的合影出现在大屏幕上。此时的T哥(网上对他的称呼)已是广州“爱之关怀”(AIDS CARE)的负责人,且被公认为是一个“做实事的人”。这次会议给他留下印象的是出具介绍信的艰难,一个民间组织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合理及合法,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其实,T哥的“很有经历”早在圈中有所耳闻,我的好奇在于:一个经历了苦难的人是如何抵达那种境界的,一如文火煲汤?所以翌日,在其下榻的宾馆,有了如下的对话——

  记者:我们只是隐约知道你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遭受过劫难,被迫在森林里待了5年,那里很可能是你染上HIV病毒的地方。你愿意讲讲那段经历吗?

  Thomas:那几乎是一场飞来横祸,我真的不想再提起。我只能告诉你,在那里,我度过了这辈子最苦难的日子,五年零三个月,像地狱那样苦。我最瘦的时候,只有五十一二公斤……

  Thomas现在75公斤,而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啤酒肚。前一天晚上,他让复旦的同学们明白,艾滋病人的体形并不总是像河南艾滋病村的病人那样,他们也可以有啤酒肚的。

  记者:你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如何感染上HIV的,是吗?

  Thomas:是,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发病是在当地一家医院做过手术的7天后,当时是因为突然疝气发作送医院的。回去以后就开始发高烧,淋巴结肿大,这是1999年12月。手术有没有输血我不知道,但我想没有那么快。

  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待的那个700多人的小寨,卫生院每个月只有12支一次性针具,注射器是重复使用的。当然,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到今天都不能确定,自己是通过什么方式感染的。

  Thomas的父亲得知儿子患病后,几分钟内没有表情。然后他问,真的没有药?Thomas说有,但是太贵了,吃不起。父亲问,有多贵。Thomas说,一个月要一万块,要终身服用。父亲又沉默,但他从没有追问儿子染病的原因。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放弃了对采访提纲中这个问题的追问。

  记者:这段经历留给你怎样的感悟?

  Thomas:我原先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我觉得金钱能够决定一切。那件事情以后,我才从单纯追求物质转向注意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关于平等、人权、司法公正的事情。

  我是80年代高中毕业读大学的,那时候西方的新思潮纷纷出来,让我们很崇拜。但我们对西方的很多认识是片面的,人们说西方这个好那个好,但没有分析过为什么那么好。它的好,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各个要素的和谐之上的。以前觉得我留学的那个国家不够好,太平静了,太安详了,挣不到大钱,但现在回过头想,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去年非典期间,我被邀请去参加中国对全球艾滋病基金的第三轮的申请,这个申请后来被批准,给中国带来9700万美元的款项,用于做艾滋病方面的工作。当时我见到Aidsspan(美国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负责督促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项目的有效性)的一个负责人Bernard Rivers,是他帮助中国申请这个款项。11月,哈佛大学在北京召开一个艾滋病方面的研讨会,我又跟他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他的一些话给我印象很深。

  有几种抗病毒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但中国人自己却吃不起。我们现在在国外买的好多抗艾药物,原材料都来自中国。中国有能力生产的药,远远不止现在的四种。

  我去医院探望过许多艾滋病病人,发现一些人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面对高昂的医药费失去了信心,采取了慢性自杀的办法。如果我当时不是有父亲支持,不是遇到了那个印度人,我的生命就是用“我还付得起几个月的药费”来丈量的。

  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包括Thomas在内的与AIDS紧密相关的人倍感欣慰,“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让贫困者吃到了免费药物,尽管其中出现了许多源于医疗体制的问题,但有,终胜于无。

  记者:你想的远远比我预料的多。

  Thomas:我还想,我们这个社会,当务之急是在发展经济,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能追求精神文明,注重道德建设。这些年,我碰到了许多好人,也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记者:你会把“爱之关怀”作为终身职业吗?

  Thomas:我不敢说。有时候,在情绪波动的一瞬间,我都会灰心,因为做得很累。你从事的工作不断提醒你,你是个艾滋病人,然后,每个你要去关爱的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和眼泪,你必须倾听、疏导,艾滋病感染者做救助工作在今天仍然会受到歧视和排挤。(他指指黎家明:“几周前他就遇到过。”)但我现在还是希望在这方面能做更多一些。

  如果让我再生一遍,重新选择,我会去当一个“无国界医生”,他们很伟大,尽管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本可以拿很高的薪水,却分文不取来到中国。我每月去广西一次,看到他们工作的样子,他们不会戴上手套为中国的艾滋病人指诊或按摩,只在完了以后用消毒液洗手;他们也不会戴上口罩搞得全副武装,他们是想让病人心里舒服些。他们的一些宣传也很合我的心意,譬如,他们说,治疗不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是一种权利;而药物也不是一件珠宝,我记得他们有一张宣传画,在钻戒钻石应该呆的位置上放了一颗胶囊。

  记者:国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救助、关爱艾滋病的民间组织出现,你觉得这类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或者说持怎样的态度,才能把好事情做好?

  Thomas:我碰到的同类,都是善良的,有奉献精神的,对感染者有充分的了解……

  记者: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组织领导人的个性、做事方法可能会对艾滋病领域的NGO或者准NGO的走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Thomas:我现在是一个恒温主义者。你注意没有,生活中一些激进的东西往往是错误的,尽管特定的时候需要它。艾滋病工作是一件需要长期、踏实努力的事情,所以要保有一种持续的热情、恒定的温度。国内现在确实不断有一些民间组织崛起,年轻的发起人一腔热血——我有一个不太合适的比方,像红卫兵,去冲,往往就把某些定位定错了——你到底是在为艾滋病人服务,还是在挑战政府?我跟其中一些开始我也钦佩的人谈过,后来我发现,他们成就自我的欲望比帮助艾滋病患者来得强。我觉得这种心态不太健康,会将中国非政府组织引向歧途,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上海有个网友跟我说过一句话:燃烧得太猛的火焰注定很快熄灭。最可贵的是持之以恒,而且一步一步的。

  记者:听说你网站上的很多捐助来自上海。

  Thomas:我以前对上海人的印象是,商业化、斤斤计较,很现实。但我现在发现,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会突然觉悟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到,在“爱之关怀”网站上会有那么多来自上海的捐款,有外企白领、普通职员,还有个体商贩,像开酒吧的。还有许多被派驻广州工作的上海人,也是在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形下捐钱给我们,做我们的志愿者。可以说,上海人对我们起了很强的支持作用,对这一点,我真的很诧异。

  当这个在互联网上被叫作T哥的人不幸被小小病毒HIV击中后,一个拜金主义者死了,一个恒温的关注内心、关爱他人的人诞生了。那么,当一个国家不幸被这病毒击中后,是否应该在追求GDP的同时,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作一番必要的梳理呢?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是否也该停下匆匆脚步,关照一下身边的人呢?对于Thomas写在“爱之关怀”网页上的那句话“艾滋病是一种机遇”,我于是有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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