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一个拜金主义者的自然死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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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艾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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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在互联网上被叫作T哥的人不幸被小小病毒HIV击中后，一个拜金主义者死了，一个恒温的关注内心、关爱他人的人诞生了。那么，当一个国家不幸被这一病毒击中后，是否该在追求GDP的同时，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作一番必要的梳理呢？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是否也该停下匆匆脚步，关照一下身边的人呢？

　　撰稿／李宗陶(记者)

　　Thomas无法确定，从何时起，他成了一个平缓的讲述者：没有高音区，没有抑扬顿挫，只是任声线一马平川淡淡淌过，却绵绵不绝。

　　10月11日晚，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教室里，当这位著名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用此种语调告诉医学院的同学们，过去四个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他是如何度过的，一个人被命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框架便搭就了——

　　2000年12月1日，Thomas已从东南亚某国地处亚热带丛林深处的监狱归来，一身病痛，并被确诊为HIV阳性，发了十个月的烧。他一心求死。“那晚10点，父亲突然间跑到我房间跟我说，出来看电视，这个是讲治艾滋病的。”电视里正播放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主任的专访。Thomas的心情很是复杂——父亲的爱，最后可能的机会——他终于走出了房间。

　　2001年12月1日，Thomas把《羊城晚报》藏起来了，因为上面有文章说到他的情况；晚上又把父亲领到外面吃饭，因为偷偷接受了央视的采访，节目要在当天播出。父亲已为他倾其所有，他不想再让老人担心。

　　那时，Thomas接受鸡尾酒疗法已整整11个月，他的CD4(注：每毫升血液中含有CD4细胞的计数，标志人体免疫功能的强弱，正常人的CD4应该在1000左右)已从19上升到200多。他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完成了从求死到求生的转折，徐莲芝大夫的帮助和八院护士毫无歧视的悉心照料让他觉得，“我还没有被抛弃。”

　　最初，每个月要用这么厚一沓钱(1万元)去换一个月的药，Thomas比划给我看。为了能打5%-7%的折扣，徐大夫到处打电话，向各大药厂求人。所以，面对呕吐等药物反应，Thomas想，我就是吐出来，也要把它咽回去。Thomas奇迹般地没有呕吐，这是服药者中罕见的。

　　那年7月，在父亲的鼓励下，Thomas买了台简单配置的电脑，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感染者之间的交流论坛。他联系到一个愿意帮助寄药的印度人，可让他的药费从每月1万元下降到1000多元。当他把400美元积蓄通过一张薄薄的汇款单寄往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人时，不是不觉得冒险，但人这一生，有些险，是注定绕不过去的。最后，他收到3个月的印度产的抗病毒药。

　　这时候的Thomas已从完全绝望走向通往康复的路上，他终于明白艾滋病可以像慢性病那样治疗，并开始探望其他病友，给予他曾经得到过的温暖，生活渐渐明亮起来。

　　他开始思考。

　　2002年12月1日，广州冬雨绵绵，清晨6点，Thomas和一群HIV携带者开始搬家。当“艾滋病宣传日”在一片掌声和笑脸中结束，他们搬进了一座废弃的旧楼。那是他们第二个共同的住处，名为“爱之家”。新居落成的第一餐是一元钱一碗的刀削面，饭后还有橘子，也酸，也甜。

　　三个月前，在网友的支持下，Thomas创建了“爱之家”，也就是用募捐来的1000元，在广州郊区租下的一幢百米之内找不到第二户人家的四层楼里，为20个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一张床和一碗饭。

　　这些感染者全是吸毒者。他们在一起搞卫生、做饭、看电视，看治疗方面的书，暂时脱离了毒品。此前，他们告诉Thomas，每人每天至少偷抢一次，以果腹和购买毒品。然而，一个月后，接到举报的警察上门检查；警察走后，附近村民扛着锄头前来驱赶；房东也在清晨6点打来电话大骂Thomas。一周之后，他们搬了家。

　　安宁只维持了两三周，人们又发现了，于是发生了冲突：几十个小区保安冲进房间，将7个艾滋病患者全部抓到楼下，“像抓贼一样”。7个艾滋病患者在屋外站立了3个多小时，不住地求情。保安质问：“你们这些搞艾滋病的到我们小区里面来干什么？今天晚上马上走！”第二天同小区的住户押着房东夫妇来了，坚决不让艾滋病人住在身边，“爱之家”的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全被扔出门外。这一次，“爱之家”里的人反应强烈，“难道我们想过点正常的日子都不让吗？”Thomas分析说，可能我们搬得还不够远。而现实是，一搬再搬，最终无处可搬。

　　“爱之家”苦撑了10个月终于解散了。Thomas告诉我，六七个人回到家中，获得家人接纳，大部分人又流落街头，开始复吸。其中一个曾给Thomas打过一个电话，他说T哥，我回到这边以后，走到街上，除了卖白粉的，没有人再会来找我。

　　Thomas承认自己的做法带有某种“天真”，因为要让吸毒者摆脱毒品依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爱之家”存在的短短10个月里，因为毒瘾先后走出去十几个人，只剩下6个苦苦坚守。那段日子，Thomas过得很累，每天要找很多事情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每当他们面临各种困难、习惯性地想借毒品寻求解脱时，Thomas就必须充当心理疏导员，谁有问题跟谁谈……

　　他开始更深的思考。

　　2003年12月1日，Thomas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艾滋病的研讨会，当天与大学生的合影出现在大屏幕上。此时的T哥(网上对他的称呼)已是广州“爱之关怀”(AIDS　CARE)的负责人，且被公认为是一个“做实事的人”。这次会议给他留下印象的是出具介绍信的艰难，一个民间组织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合理及合法，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其实，T哥的“很有经历”早在圈中有所耳闻，我的好奇在于：一个经历了苦难的人是如何抵达那种境界的，一如文火煲汤？所以翌日，在其下榻的宾馆，有了如下的对话——

　　记者：我们只是隐约知道你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遭受过劫难，被迫在森林里待了5年，那里很可能是你染上HIV病毒的地方。你愿意讲讲那段经历吗？

　　Thomas：那几乎是一场飞来横祸，我真的不想再提起。我只能告诉你，在那里，我度过了这辈子最苦难的日子，五年零三个月，像地狱那样苦。我最瘦的时候，只有五十一二公斤……

　　Thomas现在75公斤，而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啤酒肚。前一天晚上，他让复旦的同学们明白，艾滋病人的体形并不总是像河南艾滋病村的病人那样，他们也可以有啤酒肚的。

　　记者：你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如何感染上HIV的，是吗？

　　Thomas：是，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发病是在当地一家医院做过手术的7天后，当时是因为突然疝气发作送医院的。回去以后就开始发高烧，淋巴结肿大，这是1999年12月。手术有没有输血我不知道，但我想没有那么快。

　　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待的那个700多人的小寨，卫生院每个月只有12支一次性针具，注射器是重复使用的。当然，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到今天都不能确定，自己是通过什么方式感染的。

　　Thomas的父亲得知儿子患病后，几分钟内没有表情。然后他问，真的没有药？Thomas说有，但是太贵了，吃不起。父亲问，有多贵。Thomas说，一个月要一万块，要终身服用。父亲又沉默，但他从没有追问儿子染病的原因。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放弃了对采访提纲中这个问题的追问。

　　记者：这段经历留给你怎样的感悟？

　　Thomas：我原先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我觉得金钱能够决定一切。那件事情以后，我才从单纯追求物质转向注意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关于平等、人权、司法公正的事情。

　　我是80年代高中毕业读大学的，那时候西方的新思潮纷纷出来，让我们很崇拜。但我们对西方的很多认识是片面的，人们说西方这个好那个好，但没有分析过为什么那么好。它的好，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各个要素的和谐之上的。以前觉得我留学的那个国家不够好，太平静了，太安详了，挣不到大钱，但现在回过头想，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去年非典期间，我被邀请去参加中国对全球艾滋病基金的第三轮的申请，这个申请后来被批准，给中国带来9700万美元的款项，用于做艾滋病方面的工作。当时我见到Aidsspan(美国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负责督促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项目的有效性)的一个负责人Bernard Rivers，是他帮助中国申请这个款项。11月，哈佛大学在北京召开一个艾滋病方面的研讨会，我又跟他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他的一些话给我印象很深。

　　有几种抗病毒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但中国人自己却吃不起。我们现在在国外买的好多抗艾药物，原材料都来自中国。中国有能力生产的药，远远不止现在的四种。

　　我去医院探望过许多艾滋病病人，发现一些人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面对高昂的医药费失去了信心，采取了慢性自杀的办法。如果我当时不是有父亲支持，不是遇到了那个印度人，我的生命就是用“我还付得起几个月的药费”来丈量的。

　　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包括Thomas在内的与AIDS紧密相关的人倍感欣慰，“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让贫困者吃到了免费药物，尽管其中出现了许多源于医疗体制的问题，但有，终胜于无。

　　记者：你想的远远比我预料的多。

　　Thomas：我还想，我们这个社会，当务之急是在发展经济，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能追求精神文明，注重道德建设。这些年，我碰到了许多好人，也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记者：你会把“爱之关怀”作为终身职业吗？

　　Thomas：我不敢说。有时候，在情绪波动的一瞬间，我都会灰心，因为做得很累。你从事的工作不断提醒你，你是个艾滋病人，然后，每个你要去关爱的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和眼泪，你必须倾听、疏导，艾滋病感染者做救助工作在今天仍然会受到歧视和排挤。(他指指黎家明：“几周前他就遇到过。”)但我现在还是希望在这方面能做更多一些。

　　如果让我再生一遍，重新选择，我会去当一个“无国界医生”，他们很伟大，尽管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本可以拿很高的薪水，却分文不取来到中国。我每月去广西一次，看到他们工作的样子，他们不会戴上手套为中国的艾滋病人指诊或按摩，只在完了以后用消毒液洗手；他们也不会戴上口罩搞得全副武装，他们是想让病人心里舒服些。他们的一些宣传也很合我的心意，譬如，他们说，治疗不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是一种权利；而药物也不是一件珠宝，我记得他们有一张宣传画，在钻戒钻石应该呆的位置上放了一颗胶囊。

　　记者：国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救助、关爱艾滋病的民间组织出现，你觉得这类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或者说持怎样的态度，才能把好事情做好？

　　Thomas：我碰到的同类，都是善良的，有奉献精神的，对感染者有充分的了解……

　　记者：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组织领导人的个性、做事方法可能会对艾滋病领域的NGO或者准NGO的走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Thomas：我现在是一个恒温主义者。你注意没有，生活中一些激进的东西往往是错误的，尽管特定的时候需要它。艾滋病工作是一件需要长期、踏实努力的事情，所以要保有一种持续的热情、恒定的温度。国内现在确实不断有一些民间组织崛起，年轻的发起人一腔热血——我有一个不太合适的比方，像红卫兵，去冲，往往就把某些定位定错了——你到底是在为艾滋病人服务，还是在挑战政府？我跟其中一些开始我也钦佩的人谈过，后来我发现，他们成就自我的欲望比帮助艾滋病患者来得强。我觉得这种心态不太健康，会将中国非政府组织引向歧途，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上海有个网友跟我说过一句话：燃烧得太猛的火焰注定很快熄灭。最可贵的是持之以恒，而且一步一步的。

　　记者：听说你网站上的很多捐助来自上海。

　　Thomas：我以前对上海人的印象是，商业化、斤斤计较，很现实。但我现在发现，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会突然觉悟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到，在“爱之关怀”网站上会有那么多来自上海的捐款，有外企白领、普通职员，还有个体商贩，像开酒吧的。还有许多被派驻广州工作的上海人，也是在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形下捐钱给我们，做我们的志愿者。可以说，上海人对我们起了很强的支持作用，对这一点，我真的很诧异。

　　当这个在互联网上被叫作T哥的人不幸被小小病毒HIV击中后，一个拜金主义者死了，一个恒温的关注内心、关爱他人的人诞生了。那么，当一个国家不幸被这病毒击中后，是否应该在追求GDP的同时，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作一番必要的梳理呢？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是否也该停下匆匆脚步，关照一下身边的人呢？对于Thomas写在“爱之关怀”网页上的那句话“艾滋病是一种机遇”，我于是有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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