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烈病夺人命 专门医院建起来

　　记者 王志辉/城市快报

　　是人啊，都有个病，这病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些病自己得了，难受；有些病不但自己得了，一不小心，还会传给别人。如果是个感冒，那还不碍事，如果是个什么肺炎、脑炎，那可是真能要了人的命。1930年以前，天津因为传染病可真是没少死人；直到1930年天津成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大疫情出现高死亡率的情况才得到有效抑制。

　　医院林立 独缺传染专门科

　　作为传染病医院的老大夫，董家华医生对该院的历史可谓了如指掌。

　　董家华告诉记者，1930年，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在一次聚会上说过：“天津是通商大埠，华洋杂处，不下百余万人，虽医院林立，而传染专门，独付缺如，倘值时疫流行，而救治乏术，则危及社会，其害不可胜言，现睹津市社会情形，如不设传染病院，不特华人饱受危险，抑必为外人所窃笑……”

　　他认为，天津人没有专门防治传染病的医院，不能迎合天津的发展需要，而且，长久以来，天津百姓一直受到“天花”、“猩红热”、“虎烈拉(霍乱)”等一些致命传染病的威胁，因为没有专业的诊疗机构，结果导致病情恶化，丧失生命。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专业机构，导致病人交叉感染，疫情很容易扩大，让人们防不胜防。

　　“传染病之发生，其象极恶，普通医士，对于此种病人，望而生畏，无法治疗，一旦蔓延，不可收拾……传染病之流行，其性最速，个人抱病，因无此项医院，可以送诊，往往波及全家，人命至重，不医而死，惨何可言……”几次惨痛的教训，让人们对建设专业防治传染病医院的呼声越来越高。

　　因陋就简 贫民医院改招牌

　　可是，说建设一个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容易，可真的要建，还是很难的。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决定，把1929年创办的天津贫民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

　　“传染病医院专门所治此项病人，医药看护，必求良善，病人自无误死之虞……传染病医院所用医士，多系专门人才，人病相宜，必能奏效。”虽然是利用已有的医院进行改建，但条件却十分差。传染病医院当时在甘肃路与鞍山道交口，全部家底只有几名医生护士和三间小房，但对于当时的情况，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了。

　　全绍清在1930年7月6日传染病医院开业前的一次集会时说：“传染病之影响，密接官厅，一般贫民，不讲卫生之术，若染恶疫，发现一隅，势必普及全市，其于卫生行政妨碍孔多，传染病院职司治疗，起死回生，既可减人之痛苦，且可代官厅分负责任。”虽然传染病医院的设施较为简单，但“贫民医院原有房屋器械，大规模已具，不过添聘一二专门人员，医药力求改善，事半功倍，莫善于此。”

　　自筹资金 优惠政策泽贫民

　　当时劳动人民还是处于温饱线以下，很多穷人因为生活条件所限，很少能够顾及到卫生方面的事情，结果导致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时，多以穷苦百姓为主。

　　新成立的传染病医院根据这一情况，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记者在现保存整理下来的原医院细则上看到：“传染医院之经费，就医征收，贫民医院，关系慈善性质，一切支给，均须仰仗公家，故左支右绌，不易展布，传染病，凡来院就诊者，均分等收取医药房饭等费，治疗发展，收费较多，挹彼注兹，众擎易举。传染病院之组织，兼顾贫民救济院，及各方送来之病人，均系赤贫无倚，拟即在传染病院，附设贫民诊济所，以医治之，所有一切开支，将原有之经费，分别支配，不足之数，再向公家请拨若干，庶贫民抱病者，不至无归，可谓一举两得。”

　　疫情肆虐 新建医院经考验

　　据董家华查阅相关的资料以及听一些曾经与他一起工作的老先生们说，传染病医院在刚刚建院不满一年的时候，就经历了几次重大疫情的考验。

　　1932年春夏两季，天津全市范围内蔓延猩红热、痢疾、虎烈拉(霍乱)、天花等多种传染病，这使得刚刚建成的传染病医院，在设备简陋、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肩负起救民于水火的重任。

　　1932年入春后，一些现在看起很平常，但当时异常严重的传染病开始夺取天津人的性命。到4月底，根据当时卫生事务室的统计，传染病最为严重的是猩红热，其次是伤寒。仅4月份一个月，天津市患猩红热去医院就诊的就有57人，其中10人死亡，患伤寒的31人死亡、患脑炎死亡3人、患天花死亡1人……而且，这个数据是指在传染病医院救治的人，没有计算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院治疗的人。

　　进入1932年初夏，天津又开始霍乱流行。当时人们把霍乱称为“虎烈拉”，天津市区、塘沽一日发现数起病人死于家中，经过传染病医师检查，确系是霍乱造成，一时间，人们是谈“虎”色变。

　　在董先生留存整理的当时报章的报道称：“……传染病医院，专司治疗，难收普遍之效……凡在本市居住或贫苦无资不能就诊者，或居住较远往返不便者，均可沾诊疗之实惠……拟请拨给公用汽车一辆，购备药品，并延聘医师看护等组为巡回诊疗队，每日于规定时间以内，按照预拟路线巡行一次，以便市民集合于指定处所，静候施诊。”

　　传染病医院在经受住这次考验后，也拥有了一支有实战经验的医疗队伍，在以后的几次大疫情中，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白话明释传染病

　　提醒世人有庸医

　　在当年那个传染病盛行的年代，小孩子更是深受其害。天津人有句俗语，叫“有病乱投医”。小孩子患上病后，家长着急万分，也不管结果怎么样，就抱着孩子找大夫，甚至求神拜佛。结果一些人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不但骗走了百姓家的钱财，还耽误了孩子的生命。

　　鉴于这种情况多出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贫苦家庭，传染病医院就用了当时很流行的“白话文”，对传染病进行解释，让百姓们注意预防。“天花这个病名，听得很熟了，差不多都知道它是由于胎毒，不知道它是一种传染病，可是这一个名字，就耽误了大事，从此人民就不想法预防了，于是乎成了小孩的一个关头，所以中国人出花死的，就有成千上万，欧洲人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出花死了六千万人，现在他们外国卫生行政很好，他们外国没有一个出花的了，吾们中国如果不真正讲求卫生，仍是信听巫人术士的生意口，那可是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危险！危险！现在吾对天津市民作一段极简单的报告，诸君勉焉‘传染’天津传染的径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一种是间接，直接的不用细说，大概谁家父母，都不肯叫他的小孩亲近出花的小孩，说句科学话，那就是预防直接传染，至于间接传染呢，吾们平常可就不注意了，譬如出花小孩的口津、鼻涕、浓涕，能不能沾了尘土，能不能借着风尘飞扬，谁能说不叫这种尘土进你的家，谁能说叫你的小孩不呼吸，如果不能，哈哈，就是间接传染，大家明白了间接传染，就知道天花的传染厉害，就懂得胎毒两个字的误人，亦就晓得庸医杀人，天花传染既是这样的厉害，预防的方法当然很难，其实极其容易，就是三个字‘种牛痘’，不过对于‘种牛痘’更要破除迷信……”

　　“我在传染病医院干了一辈子”

　　包淑芳老人今年已经年过耳顺，她从学校一毕业，就走进了天津传染病医院的大门，至今她还能清晰记得入院之初的那段日子。

　　“我刚到医院的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那样的新奇。虽然这是家传染病医院，我又是从事病人的护理工作，却没有一点的恐惧感。我记得那时的医院条件很不好，全院的家当除了改建后的病房、床、几套桌椅外，可能就是几个医护人员手里的听诊器，血压表、输液瓶、压舌板了。”包淑芳告诉记者，因为当时的医护人员很少，与病人的比例接近1：10，所以每天的工作都很多，很累。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她们也练就了一身“绝活”。

　　绝活一：靠气味辨病种

　　“这个所谓的绝活啊，也是环境逼出来的。当时医院设备简陋、医疗手段落后，医护人员只能靠经验来判断病人的情况。早先在医院的门口，每天都会有护士在那里，对前来就诊的病人进行分诊。就是告诉病人所患的疾病应该去哪个科室诊疗。虽然有的病人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情况，护士可以告诉病人去哪，但更多的病人根本无法正确描述自己的病症的情况。这时候，我们的分诊护士就会使出她们‘绝活’，靠气味分辨病人的病情。因为病人所患病种的不同，身体分泌的汗液气味就会有不同，护士就是根据患者身体上的气味，来确定所患的病种，有时候根本不用病人描述，护士就能准确告诉病人应该去哪个科室诊疗，而且从来没有错过。”

　　绝活二：两个针头静脉注射

　　“其实，这个称不上是绝活，只能算是个小常识吧！”包淑芳笑笑说，“当年给病人打点滴，不是像现在进行静脉注射，而是进行皮下注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输液器不像现在这么好，输液针不像现在这么小。如果把那又粗又长的输液针扎到静脉里，病人的血管早就来个对穿了。当时输液有个输液瓶，输液前把液体倒进输液瓶里，液体顺着橡胶管流到下端，橡胶管下端又分开成两个叉，左右各有一个针头，我们就把这两个针头分别扎到病人的两条大腿内侧，500毫升液体基本可以平均进入到两条腿的皮下，这和现在的输液方式有着大大的不同，不过病人所受的痛苦也比现在要大很多。”

　　绝活三：红牌蓝牌记录治疗

　　“由于传染病属于高危险病种，虽然病人大部分都是卧床的，但需要家属陪伴的情况很少，这就要求护理人员要格外尽心。为了能够准确记录病人的尿液排出量，我们还使用了‘分牌记量法’。所谓分牌记量，就是用红、蓝两色牌分别代表病人摄入多少水和排出多少，一般情况下，200毫升水用一个红牌表示，饮用多少就放在病人床头几个红牌，再与代表病人排出的蓝牌进行比较，这样就基本可以准确记录病人的吸收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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