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中国经验》重庆篇：棒棒军的出路(组图)

　　重庆江津市副市长许金刚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再走过去传统式的、盲目的，低收入，低工资层次的打工。”

　　许金刚，重庆江津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许金刚上任后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江津市51万

的农民无事可做，许多人虽然出外当棒棒军和打临工，但这种工作几乎没有保障，许副市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来自农村，有三个弟弟，他们先后在外地和重庆市内打过工，但往往干个十天半月就不得不换份工作，还经常找不到事做，有时连回家的路费都挣不到。许金刚说：“没有车(费)钱，那就是趴火车这样回来的，而且三天啃了一个馒头，这样回家的。”

　　据统计，在重庆，农民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只有7年，93%的农民只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这些农民能做什么呢？重庆巴南区区委书记姚代云表示：“他基本上多数就是只会，种粮食，种庄稼，还有养猪。”

　　其实早在80年代末，重庆的农民就开始自发地外出打工，90年代的民工潮中，也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当时，他们被称为盲流，干的往往都是些粗重的体力活，生活没有任何保障。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重庆市的各级领导，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许金刚说：“把这些农民有组织地输送到学校去，通过学校请我们的老师，请我们的师傅来进行培训。”

　　从1999年开始，重庆市启动一项“百万农村劳动力大转移”的工程，市政府有一个宏伟的目标，让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经过培训掌握一两项劳动技能后，再把他们成建制地输出去。

　　尽管有了培训的计划，许金刚心里并不踏实，培训的钱从哪儿来，农民愿不愿意来，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记者：你在面对两百多万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王鸿举：有一个说法就是对农民最大的帮助就是减少农民。

　　记者：减少的方式是什么？

　　王鸿举：减少的方式就是劳务输出，劳动力的转移，战略性的转移。

　　记者：在你的任期之内有没有一个目标？

　　王鸿举：有一个目标，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是每年40万人，在本届任期内一百万，这个目标能够完成。

　　2004年重庆市有一个大胆的做法，就是要让大量农村劳动力，学会了一技之长后，再把他们送进劳务市场。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培训的钱从哪儿来？农民愿不愿意参加培训？培训之后，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这都是未知数。

　　这是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在重庆的一所培训学校拍到的一组画面，画面上的这些学生年龄最大的有四、五十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他们都来自重庆江津市不同的乡镇，让这些年龄相差30多岁的农民坐在一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又是谁把他们动员来的呢？ 我们的故事还得从一支特殊的队伍-----农民巡教队讲起。

　　政府出钱农民上课

　　画面上这支队伍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农民巡教队，是政府专门组织的培训动员大蓬车，他们的任务是走乡串户，到田间地头动员农民出来参加培训。我们的记者跟随江津市的一支农民“巡教队”来到了永和村。

　　“巡教队”教员告诉记者，“没有技术进城，打工都很困难，你没有技术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到朝天们当棒棒(军)。”

　　记者在现场看到，巡教队带来的教材被农民们一抢而空，许多人排着队报名参加培训。然而记者了解到，在两年前，这些农民面对巡教队时，都只是来看个热闹，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姚代云说：“开始他不了解，觉得学起来很困难，而且学了以后，今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好象心中没底。有一种观望。”

　　姚书记告诉记者，他们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广播，电视，网络齐上阵，又发传单又做广告，苦口婆心地动员农民出来参加培训，甚至把宣传车都开到了田间地头，但农民就是不理这个茬。

　　农民怕有负担，于是政府宣传,培训全部免费，不收钱,还是有人不愿来,于是政府又想出了另一遭。许金刚表示：“农民由于他的观念没有转变，他就不愿意出去，我们培训本身是不收费的，不收费他也不愿意来，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你来培训的时候，免费吃一顿午餐，然后就是来一天我们发十块钱给他。”

　　李局长：免费培训不来,我们制定了一个政策,每天给十块钱还管一顿饭。

　　学技术有人给买单，生活上还有人管吃管喝，慢慢的农民们开始动心了。冷新桥告诉记者，“让我们农民来培训，自己本来就该交钱，他(政府)反过来帮我们交培训费，一天十块(补助)，我们那时候很激动，就是在梦里都可能笑醒的那种。”

　　这个让农民睡着了都要笑醒的办法还真管用，原来是上门请，轿子抬都不来，现在是报名的挤破了门槛。农民们享受到了实惠，那么，这笔补给农民的钱从哪儿来呢？许金刚表示：“由我们政府进行免费培训，就是财政拨去专款。

　　重庆市在农民的培训上可以算是花了血本，光补贴农民这一项政府每年就要拿出4000万元，那么，政府为什么要不惜血本，倒贴钱来让农民学技术呢？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告诉记者，“我们这样算帐，每出去一个人，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外地，比如说广东，包括在新疆摘棉花，除了他自己在外面的开支，他要消费，每个月，每人每年可以净赚三千块，拿回家来修房子，买点什么东西，娶媳妇儿，就靠这个，一个劳动力平均三千块钱，能够带回去。还有他们那边出去了，他家里的，好比我们家里俩兄弟，家里就四亩田，你出去一个对于我在家这个来说，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当然从激励的意义上来说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劳动生产力增加了一倍。”

　　政府虽然倒贴了钱，但交给农民的是能让他们受益终身的谋生技能。画面上的这些正在学电焊的学员是江津市江南职高为上海江南造船厂定向培训的，而这些学习电动缝纫的女工是准备输往福建的一家纺织企业的。政府动员他们参加培训时，承诺实行三包，“包培训，包工作，包服务”。三包说起来容易，但要为几百万人找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那重庆市政府对农民包工作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呢？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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