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的时代带来的一个令人尴尬的后果是，“名”和“实”之间出现了裂变，当我们提到一个
概念时，需要对它重新界定，否则就可能迷失方向。
“理想主义者”就是一个让人感到迷惑的词语。一方面，在规则尚未完全建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成了压倒一切
的价值取向，理想成了一些人的耻谈之词；另一方面，这个词遭遇了被滥用的命运，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自称为或被称为理想
主义者。在搜索引擎中
敲入这个关键词，发现阿里·汉、王志东、鲍威尔、戈尔巴乔夫、萨达姆、贾樟柯等无论从专业、个性
以及经历都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人物，却在一个方面找到了共同点：都被贴过理想主义者的标签。
我们已经走到21世纪，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理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以制造笑料为
职业的周星驰在银幕上一本正经地这么说。
超越现实利益的温情和美好仍然是对过度商业化的社会进行校正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值得去过的良方。多元化的社
会消解了崇高，但它不会消灭崇高，只是改变了崇高的形式：从改造世界的冲动到改良社会和生活的具体行为，从着眼全局到
关注当下，从激情四溢到默默无闻。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他们没有宏大的理论却在踏踏实实地
做一些事情，他们的出发点不仅为自己，还为了让他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温铁军是一个三农问题专家，他的学问不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来自田间地头，他还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实际
行动为三农问题求解。虽然是专家，但温铁军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也没有创建理论的野心。这个“没有理想”的学者
，在我们看来恰是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梁希森是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富豪，他赚了钱之后兑现了回报家乡父老的诺言。有人说他傻，但他傻得可
爱。
汪永晨和钱瑞霞，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官员，她们都在为保护环境而努力，“为我们的未来存钱”。在我们看来，她
们是理想主义者。
孙恒和吴顺国，他们都是标准的小人物，他们所做的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外部效应，我们把他们称为理想主义者。
潘维和何汉都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他们都有着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理想，前者为农民规划了30座大城市，后者则
梦想建立一个“环球市”，让全世界人和平共处。但是，我们更看重潘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教育者的一面，他向年轻人宣讲理
想鼓励他们为社会贡献才智；何汉的另一重身份是公益活动的策划人。
潘维教授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在80多年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
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步。”这句话暗合了我们对理想主义者的界定，也概括了理想主义者们的情怀和他们对社会的可能贡献
。
在这个崇高被消解的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存在，因为稀缺，所以更显珍贵；他们自觉地摒弃了宏大叙事，而是通过踏
踏实实的行动去为他人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反而衬托出他们的价值；市场经济创造大量的财富，但不能生产出幸福，理想主
义者们让我们的社会多了一丝温情，使它显得更加完美。
我们为他们的存在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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