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经济”：婚姻危机下的商机？

　　在这个经济领跑的时代，当离婚的过程也被嗅出商机，并被冠以“经济”二字，不知该喜还是该忧？正视婚姻的开始与结束，尊重人性关怀，这本身也是一种道德。

　　近来出现一种说法：由于离婚率的上升，萌发并带动了“离婚经济”，离婚调查、离婚咨询、离婚诉讼等环节已构成了一条较完整的“离婚经济链”。亲子鉴定市场红火、婚外情调查方兴未艾、婚姻分析师设计婚姻、离婚公司“造福”他人……“离婚经济”显现勃

勃生机。但一些经济学、法律界等专业人士却对该说法提出了质疑。

　　“

　　离婚观念之新转变

　　据资料显示，去年10月1日至今年9月底，杭州共有14038对夫妻离婚，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49对，增长比率为24.4%。离婚率的升高，难道只和离婚手续的简化有关？

　　离婚之后，陈女士从痛苦中走出来，带着13岁的儿子生活。面对常来看望孩子的前夫李先生，她已能心平气和了，儿子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陈女士是一名高校教师，李先生是一名公务员。15年前，他们经人介绍后结为夫妻，但日子久了，性格差异逐渐显露。李先生好交朋友，经常在家聚会。陈女士性格内向，不喜欢热闹。刚开始顾及面子，陈女士也能敷衍，但次数多了便也烦了，连基本的礼貌都省了。后来，连吵架的兴趣都没了，形同路人。

　　见到父母不和，儿子也心事重重，性格越来越孤僻。陈女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若不是为了儿子，真想一死了之。”

　　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部的律师和心理咨询师接受陈女士的委托，去做李先生的工作时，李先生也说，要不是考虑儿子，他早想离了。然而，儿子的话出人意料：“如果你们分开能开心，我会接受的。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母都离婚了，但他们依然快乐。”

　　对于死亡的婚姻，离婚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上，在杭州的离婚群体中，也有离得非常轻松的。

　　据杭州下城区婚姻登记处的王女士介绍，从去年10月以来，已见证了一千多对夫妻离婚。在她的印象中，来登记离婚的，吵闹不休的很少，都是和和气气的。有的登记离婚后，还手拉着手离开办公室。

　　此时，刚好有一对夫妇在登记离婚。王女士帮他们填了离婚证。男的交了9元钱的工本费，两人各拿上一本离婚证，一段婚姻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这对离了婚的夫妻，自始至终都非常平和。出门时，男的非常绅士，拉开门，让女的先走，女的微微笑了笑，跨出了门，男的随即跟了出去。

　　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人们对离婚的宽容态度，使之不再显得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亲子鉴定、婚姻调查、婚姻分析等服务项目的出现并热度飚升，体现其顾客需求量的存在，似乎是在孕育一个新的潜力市场。

　　然而，据以上现象，是否就可看做是“离婚经济”的高调现身呢？

　　离婚服务何以称“经济”

　　“这只能说是一种经济现象或经营活动，我个人不太赞成把某些现象随便都称之为‘经济’，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和说法。”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顾春梅教授颇为认真地对记者说出自己的看法。

　　她同时分析道，为离婚而服务的相关行业大量涌现，本身说明其有一定的顾客群存在。但如果简单地以经济概念将之定论，就会在无形中凸显其为经济利益所动的趋势，这对引导社会良好的道德标准，以及正确的发展方向会起到一定的误导作用。

　　的确，婚姻的本身存在许多感情及人性因素，解除婚姻关系不像解决经济纠纷那样是非分明。为之提供的相关服务都需以伦理道德要求为前提，社会效益居首，经济效益为次，应该为面临婚姻危机的顾客群带来人性关怀和情感疏导。当然，对于婚姻确实无法维持的夫妻就该提供合法的离婚服务和指导。

　　浙江婚姻法专家贺丹青认为，新条例施行后离婚率增高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她很有信心地表示，“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由于在现代婚姻中，夫妻双方在感情上、心理上，对对方的期望值都空前地提高了。而现代社会又造就了无数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他们往往对对方高要求，而自己付出不足。这是当代社会离婚率增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离婚数量增多现象的本身而言，其实是一种社会的进步。首先它说明人们开始摆脱过去对婚姻模式的家长式概念，其次也是人们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提升。

　　“应该看到，虽然离婚率上升了，但同时再婚率和复婚率也上升了。”贺丹青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婚率升高是人们对婚姻品质不断追求的结果，也是婚姻文明进步的表现，这与离婚自由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目前离婚率的上升不该看做是那些新行业为之欣喜的市场需要，因正确而理性地对待这一社会现象。若一哄而上办离婚公司、开侦探所，不仅不利于社会道德文化的正确引导，不久的将来自身的经营能力也会受之影响。

　　“

　　行业自律亟需完善

　　那么，目前离婚的经济成本到底有多少？专业人士为记者作了以下的介绍：

　　如果好聚好散，大家能协议离婚，当然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各省目前规定的离婚证工本费标准基本一致，为9元。

　　婚姻忠诚度调查，少则几千元，如针对商务人士的万马律师事务所，收费就要2万以上。

　　关于离婚事项进行法律咨询，杭州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一般按小时记费，有几十元的，也有上千元的。

　　就诉讼费而言，各地律师接手离婚案件收费不一。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律师收费起价一般500元到1000元；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律师收费相对高一些，有的律师起价就能达到1万元。

　　如果双方对于共同所有的房产价值有较大争议，就要由评估机构进行房产评估。这个费用的收取依据房价，但至少都会在2000元以上，房价越高，评估费用越贵。

　　此外，还有一些做亲子鉴定和婚姻分析的机构，收费一般也不低。所以，若是非协议离婚，其成本还是较高的，这就是现今该行业的“钱景”被许多人看好的根本原因所在。

　　目前离婚服务机构数量可观，种类繁多，但各家的正规与否就莨莠不齐了。因此，行业自律亟需完善。

　　有这样一起真实的案例。一名30岁左右的女士要求搜集其丈夫“包二奶”的证据，在接下该业务后，杭州一家调查公司进行了调查。两天后，这家调查公司又接待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士。调查员看到这名男士时大吃一惊，因为他就是自己这几天一直在跟踪调查的人。一开始，调查员以为是自己的“地下”工作做得不到家，被人家堵上门来质问的。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该男士居然是来此要求调查妻子的“第三者”的。

　　调查机构的大量出现，使人们对其不再感到陌生和神秘，在对配偶的忠诚度产生一丝怀疑时，或许就会像花钱购买普通服务一样去调查对方。因该行业尚未规范化的普遍情况及手段合法性的争议，令许多濒临离婚边缘的夫妻间的信任危机无法解除并有加剧之势。

　　“当事人提出要进行婚姻调查时，都需要由我批过，并经证实是在提出离婚诉讼的前提下，并不是谁想随便调查我们就帮他调查的。” 关于调查，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徐敏律师应该比较有发言权。

　　不过，徐敏再三强调，尽管现在婚姻调查的社会需求较大，但该律师事务所一直在提供服务的量上有严格的控制，并以谨慎的态度保证调查过程的合法性。

　　同时，万马的婚姻家庭部里还聘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处于婚姻危机的当事人提供情感疏导的人性化服务，而不是单纯为赢利协助当事人尽早离婚。

　　记得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宋建平和林晓枫在出现情感危机并动了离婚的念头时，分别前去律师事务所向律师进行离婚咨询。两位律师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建议，但并非先尝试化解双方矛盾，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如何收集对方的出轨证据，以便于顺利离婚，并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两人都开始采取并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去获取对方婚外情的蛛丝马迹，甚至最后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林晓枫还欲制造假象来得到伪证。

　　这就说明某些律师并没有对离婚的案子进行区别对待，情感化的法律服务有时比提供简单的离婚程序指导更具人性化，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一些生意红火的离婚公司，现在所提供的服务也存在目的性过强的问题。

　　不可否认，由离婚服务衍生的相关行业的确已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社会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正规合法的此类机构存在。但对于这些新行业，如不加以规范管理和道德引导，不仅对家庭稳定不利，也会侵害整个社会的风气。

　　正视婚姻，尊重婚姻。在婚姻危机下，不应只为看到其间的商机而窃喜，维护社会文明和安定是应尽的责任，也是起码的道德。 观察记者 孙艳兰

　　相关专题：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