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犹太人神圣的渡口(图)

犹太人神圣的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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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宋安娜

　　2001年12月4日，《天津日报》发表我撰写的《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一文，第一次在天津媒体公 开报道大批犹太人曾经在天津生活的史实，使这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浮出水面。2004年6月，为纪念天津建城600周 年，列为国务院新闻办重点外宣选题的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出版，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向海内外发行，从“天津的犹太社

区”、“犹太人的天津生活”、“天津，永远的故乡”、“犹太文化遗存与城市同在”4个方面，用180余幅老照片生动地 再现了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

　　永不消散的炊烟

　　新世纪刚刚开始。曙光照耀着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一片片危陋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下轰然倒塌，一片片现代化街区 雨后春笋般遍布城市的心脏和近郊。城市飞快地改变着模样，让每一个熟悉它的人都能在新开辟的通衢大道上迷失路径，而我 却总是感觉到一种固有的存在，一种永不消散的气息，历经百年而不消散。

　　那是净殿节里棕榈树枝的馨香在每家门前点亮的一盏、两盏直至八盏燃灯的热气上飞旋；那是住棚节里葡萄和无花果 的甜腻与刚刚砍斫的植物新鲜汁液欢乐的交融；那是逾越节里烤羊羔的肥美、苦菜的艰涩和烤炉里新麦面无酵饼的特殊香味混 合着，让千古不变的民族情感在炊烟中再一次虔诚地凝聚与升华。那就是犹太人的炊烟啊。

　　据天津犹太人、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先生回忆，第一个有记载的天津犹太人来自巴格达，他于19 世纪60年代埋葬于天津犹太公墓，墓碑上记载着他的姓名和其他信息，可惜爱泼斯坦先生看到这块墓碑时还是个少年，更详 尽的资料已经无法回忆；我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天津犹太人图片资料是一张老照片，收入《犹太人在天津》画册，那是来自 俄罗斯的亚荷德·格尔谢维奇，他有10个子女，其中5个1924年来到天津，而他本人，也逝世于天津，安葬在天津犹太 公墓。天津自19世纪末便开始有犹太人居住。犹太人进津，历史上发生过三次比较集中的流入趋势。

　　早在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欧洲各国商人大量涌入，其中便不乏犹太人；20世纪初，沙俄迫害犹太人，成批东 欧犹太人离开家乡到中国谋求生路，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些当时称之为“白俄”的人流亡中国，失去国籍，其中也包括一 些犹太人，他们多从东北转道天津；第三次流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8年11月9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是一 个臭名昭著的日子。这天夜晚，纳粹分子在全德捣毁犹太人财产。由此，无数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欧洲上万犹太人被送进死 亡集中营，还有大批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漂流四方，沦落为难民。几乎整个欧洲都对犹太难民闭锁大门，而中国却敞开了她 的胸襟。大批犹太难民从欧洲由陆路和海上拥入中国，以上海、哈尔滨、天津为主要避难地。据20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出 版的《犹太年鉴》记载，1935年在天津的犹太人数达到3500人，是犹太人在天津人数的最高纪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没有关于犹太人在天津的专门介绍，天津史学界没有研究这一特殊人群、特 殊历史现象的专家，甚至近年编撰出版的《天津通志》上，也没有关于犹太人的记载。好像这些犹太人不曾存在过。好像这段 历史没有发生过。历史是最尊贵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涂抹掉它固有的风采。

　　究竟是什么使天津庇护了这些犹太人，使他们逃脱了希特勒灭绝人性的屠杀？犹太人在天津究竟怎样生活？这座城市 曾经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又给了这座城市什么呢？这奇异的感觉久久地在我的脑际缭绕，无数个问号也挥之不去。于是，我开 始寻找。

　　一幅犹太人居住街区表

　　2002年10月3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当我将多方寻找、搜集得来的零星资料汇总，为我的 “犹太人在天津”研究课题就犹太人在天津曾经居住过的居所建立分卷档案时，我为自己在键盘上敲击出的信息大吃一惊：泰 来饭店居住过的犹太人：别拉门，男，67岁，商人，1940年来中国；格林士天，男，43岁，商人，1935年来中国 ；克波兰，男，63岁，商人，1937年来中国；高干，男，68岁，包工，1944年来中国；叩布立次，男，40岁， 商人，1936年来中国；义品大楼18号、19号居住过犹太人；中央大楼48号住犹太商人以似别以给一家，男主人34 岁，女主人28岁，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2岁，全家于1931年来到中国；43号住过咖啡店经理毛根夫妇， 他们于1936年来到中国；49号住着一位60岁的家庭主妇，她只身一人，1941年进入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维多利亚公寓大楼3号、13号、16号均住过犹太人。其中有1941年来中国的家庭主妇，有1941年偕母亲、妻子 一起来中国的公司雇员，有1941年扶老携幼与老母和四岁儿子一起来中国的商人。

　　这些在旅店和出租公寓楼里居住的犹太人，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天津 的。在这些客房和公寓里，他们惊魂初定，庆幸死里逃生，然后打开行囊，安排往后的生活。这些客房和公寓往往是中转站， 待他们渐渐熟悉了天津的环境，谋到一份工作，或找到某种经商的途径，他们会将目光放开，天津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充满欧 陆风情的街道和里巷便进入视野。于是，他们走出客房，走出中转站，在天津真正安下了家。

　　小白楼协长里、先农里、宝山里，养和里、江夏里都有犹太人的家庭居住过，一条街一条街地数过去，台儿庄路、解 放北路、大沽路、唐山道、马场道、重庆道、保定道、建设路、河北路、泰安道、曲阜道、开封道、徐州道、蚌埠道等，近五 十条街道进入我的视野。

　　我手捧两大本天津市公安局1986年12月编录的《天津市新旧门牌对照簿》，一个个门牌地核对。斗转星移，经 过岁月风尘的淘洗，能够原模原样保留原始面貌的门牌号码寥寥无几，还有一些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但大量居所还是保存了下 来，虽然街名、路号有所更改，但昔日为犹太人挡风遮雨的屋顶还在，供犹太孩子们嬉闹玩耍的院子还在，它们如实地保存并 记录着一个庞大的犹太人社区的历史存在。这是怎样一种庞大的存在啊！

　　近五十条街道纵横交错，交叉跨越三国租界，形成了一个面积相当广大的犹太人聚集群落。街连街，门挨门，许多门 牌号码首尾相接，可以看出当年犹太人在津的居住状态多么集中而密集。那些门牌号码不相接的院落，居住着土生土长的天津 居民，在这些普通的里巷，犹太人与天津的普通市民们清晨同一轮朝阳，夜晚共半边明月，九方杂居，和睦相处。就是这样一 个庞大的人群，却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悄然消失了。于是我意识到我的电脑屏幕上显现出来的是第一幅天津犹太人居住街 区表。一个失去的人群，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于五十多年后奇迹般地在我的眼前浮出水面。仿佛潜水员在深海发现了古代沉 船，仿佛考古者唤醒了千年木乃伊。我那时的兴奋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我拎着相机奔走于天津的大街小巷，哪里曾经留下过犹 太人的身影，哪里曾经为犹太家庭挡风避雨，我的镜头便朝向哪里。

　　犹太人完整的社区建构

　　晚秋，天高云淡，晴空一碧如洗，映衬着犹太会堂的奶白色高墙。会堂尖顶上，大卫盾章已不知去向，但湛蓝与奶白 ，这至纯至洁的象征却六十年如一日，点染着天津城一角天空。

　　天津被迫开埠后，逐渐集聚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1906年，犹太拉比吉利舍维奇在天津设 立了犹太宗教公会。那时，公会没有场所，只能租房充作教堂，约柜寄存在租来的房间里，逢年过节，才临时取出约柜供奉。 逢犹太人的重要节日，逾越节，住棚节，还租过当时英租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戈登堂，举行活动。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大量拥 入，犹太宗教公会于1937年着手筹建会堂。1940年，会堂建成，地址在上海道14号(今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处)。 这座会堂曾经是犹太人活动最集中的场所，出生、死亡乃至嫁娶，它目睹了在天津犹太人人生的重大经历。

　　“学校在，民族存”是犹太人普遍的信条。专门为天津犹太人子女提供就学机会的犹太学校成立于1925年10月 。地址在旧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26号。学校用英语授课，讲授犹太历史和希伯来语言文学，同时各种基础学 科齐备，以保证毕业生能够在欧美的大学里继续深造。学校设初等科、中等科及高等科，还设有幼稚园，图书馆藏书2400 册。1936年，该校有110名学生和15名教师，大多数学生享受义务教育，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捐赠，在新年的犹太 人社交聚会中筹得。1937年，犹太俱乐部在旧英租界24号路(今曲阜道)落成，作为在天津的犹太人文化娱乐与社交活 动场所。俱乐部拥有图书馆和剧场。图书馆藏希伯来文、俄文、英文书500册；剧场可容纳500人，经常举办戏剧、音乐 会和舞蹈表演。此外还有餐厅、棋室、台球室等设施。

　　建于1937年的犹太医院在旧英租界66号街，主要面向犹太人，也收治中国病人，每天约有上百人就诊。犹太养 老院在旧英租界41号街，专门收容犹太孤苦老人，仅1946年就收容13人。犹太饭堂在旧英租界41号街，向无生活来 源的犹太贫民提供救济。犹太墓地在今河东区十五经路以外。在天津的犹太人还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协会。1932年，由于流 落津门的犹太人日益增多，曾于11月16日在天津的西湖饭店召开慈善跳舞大会，用筹集到的款额资助犹太难民。当时的《 益世报》报道了这条社会新闻。

　　动荡年代里的温情

　　2003年春，我开始筹备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的编辑工作。我向现居海外原居天津的犹太朋友发出信函，征 集历史老照片，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从自己的家庭相册中取下多年珍藏的老照片寄给我。当我将收集而来的一百多幅老照 片汇总分类时，我惊奇地发现，许多老照片，尤其是以家庭生活为内容的老照片，都弥漫着一种温暖的色调，淡淡的，平静的 ，却穿透了厚重的历史云霾，深深地感动着我。后来，我把这温暖的色调命名为“动荡年代里的温情”。

　　犹太人在天津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最动荡的年代，也是世界历史最动荡的年代，尤其是沙俄时代和二战期间，在 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20世纪初，虽然沙皇被赶下台，随着大批白俄进入哈尔滨，哈尔滨犹太人的 生活便危机四伏。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设立了集中营，强迫犹太难民在集中营内生活，严格限制他们出入。天津 的地理位置居于上海、哈尔滨之间，南北间距几乎相等，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间地带，20世纪初天津没有出现社会性的排犹事 件和倾向，二战中虽然纳粹思想甚嚣尘上，在外国侨民中歧视犹太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未发生大规模的排犹事件，天津犹太 人奇迹般地躲过了两次排犹恶浪。

　　许多原居天津的犹太朋友向我描述过他们的那段生活，尽管当时还是儿童或少年，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告诉我，天津 是一个从不排犹的城市。尽管天津犹太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习俗，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生活也渐渐渗入了天津方式。许 多犹太孩子学习汉语甚至天津话。现居以色列的本杰明·卡布宁斯基1924年至1936年居住在天津，他告诉我，他的与 生俱来的思维能力，一开始就用俄语和中文两者加以运用。从5岁开始，他就在说俄语的父母和讲汉语的中国阿妈的帮助下， 开始积累人生最初始的知识。当他1936年离开天津的时候，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现居以色列的塞穆尔·米勒生于天津 并且至今还能讲天津话。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1928年生于天津，一直住到1947年。1948年初夏我从以色列 来天津呆过不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中以恢复关系后，于1993年9月又一次来天津。后来，我又去过中国好几次，每次都 去天津，每次都能遇到和我一起曾经住在天津的朋友，他们都把这里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不幸的是，我的中文已经‘锈’得 差不多了，尽管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能说得很‘溜’，甚至可以写点什么和读报纸。”后来我们见了面，我陪他在天津的大街小 巷寻访故地，亲耳听他说“糖堆儿”、“瓜子儿”，他说这些词时尾音一律高挑，纯正的津腔津调。

　　据米勒先生回忆，他的父亲萨姆在全市最豪华高档的西餐店维多利亚咖啡店做职员，收入丰厚。母亲除了照料家务以 外，还学会了打麻将牌，犹太俱乐部的麻将牌桌整日座无虚席，母亲在中国式的游戏竞技中获得快乐。画册《犹太人在天津》 收入一张20世纪30年代天津犹太人家居生活的照片，背景上有一扇大窗，窗上挂有苇帘。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盛产芦苇， 苇制品很流行，每当夏季，窗户挂上苇帘以遮挡阳光，是天津居民传统的度夏习俗，这个犹太人家庭顺理成章地因袭了这个传 统。画册中还有一张20世纪30年代天津犹太人家居生活的照片，男孩的服装完全天津市民化：无袖短衫，一条松紧带将小 短裤系在腰间，光脚穿一双偏带布鞋。如果不是肤色和典型的犹太人脸型，他与大街上跑跳的天津孩子毫无二致。

　　米勒先生说，小时候家里都是做西餐的，而他偏偏喜欢天津的煎饼馃子、大糖堆儿、烤山芋和炒瓜子。他说，那时候 每天去犹太学校上学都要经过法国菜市(现大沽路菜市场)，他总是买那儿的煎饼馃子吃。现居美国的马丁·比霍夫斯基回忆 道：我记得我家有个中国厨子叫李华亭。我们不在家时，他给我的哥哥姐姐做了好吃的中国菜。在他们的保荐之下，李成了大 师傅。他每月至少做一顿饺子或摆上一桌，令我们欢天喜地。

　　天津犹太人与天津市民的交往也是多方面的。犹太人参加天津人的民俗聚会，他们互相邀请，在各自民族的节日里畅 叙友情。本杰明·卡布宁斯基幼时就好几次出席了父亲中国同事的春节宴会，在宴会上尽情品尝中餐。而在犹太人的节日光明 节里，这些同事便会被邀请到这个犹太家庭里来做客，以致形成惯例，中国客人总会给犹太人家的孩子送上光明节礼物——— 面值一圆的硬币。几十年过去了，乡情依旧醇如酒。从这些真实的叙述中，我得出了另一个结论：那“动荡年代里的温情”是 由天津犹太人与天津人民共同创造的。

　　宋安娜

　　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高级编辑，天津市作协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桅顶了望》《圣光》、散文集《海之吻》等 和文艺理论专著《侦探小说学》，因编辑与创作成绩获得“五个一工程”提名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飞天奖、金鹰奖、全国 报纸副刊年度大赛金奖、华北文艺理论一等奖等多项奖项，并于2002年获首届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近年潜心研 究天津犹太人历史，发表采访记、论文多篇，并以此题材创作中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天津日报》《山花》刊登。2004 年6月，主编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由五洲传播出版社以中英文对照版向海内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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